[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十九章]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無憂。

[三十四章]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夫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六十四章] 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鑒賞〕　“欲”，人性固有之。耳目口舌之欲，本無善惡；然當世奇物之盛，名利之誘，有登峰造極之勢，于是世人多心意馳外，背道離德，“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序》)；故其心慮神思不能自主，隨物浮泳，苛繁勞頓之甚，亦空前絕后也。故孟子有義利之辨，荀子有制禮之說，漢代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亦有云：“務快耳目之欲，以茍容為度”。《老子》一書，皆告之以虛心養氣，無欲淡泊，故“不見可欲”成為其書之要。

“欲念滋繁”本不合天地自然至理，《三十四章》論及“道”無欲無為之性：“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而不有。衣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道”無所不在，生長萬物；然其不立言辭、不據己有、不擅為主。“道”無知無欲，隱而無端，“萬物各得其所，若道無施”(樓宇烈《王弼集校釋》)，故可名之“小”；亦因為此，“道”能主宰萬物而為其所歸，故可謂之“大”。然“道”本不以“大”自居，惟隨順萬物之自然，無所求于己身，無所求于萬物。

圣人與“道”通同，順物自然者也。《六十四章》有云：“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天下之人皆以難得之貨為貴，爭而得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然圣人不以此為己之追求，老子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十二章》)“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畋獵”皆外在于身，然吾人欲望無限，逐物不止以享其樂；然若超越限度，反會傷及自身，成為耳目口舌之大害也。進而言之，心外馳以逐物，勞思困頓，神擾精濁，一生碌碌求索于外，難得曠心怡然之樂。所謂“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莊子·庚桑楚》)。“二十文章驚海內”的弘一大師李叔同，極盡風塵樂事，然身在其中卻難得一心之自在、一氣之清靈，故雖風流倜儻，身安形逸，終看破人間風花雪月，慨然隱遁。身處富貴榮華，縱其一己之欲，心則困若囚徒者，猶大有人在。故圣人徹悟此理，安無欲之欲、樂無事之事，靜養心神以制其欲，食則飽腹而已矣。《莊子·山木》中記載，莊子拜訪魏王，衣褸襤衫，腳著草屐，魏王問何以潦倒至此，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物質匱乏，是為貧窮，乃時運不濟所致，然不可謂之潦倒(“憊”)。潦倒者，不能修養道德以乘物游心之謂也。莊子之貧，不礙其心獨與天地精神共往來，自得其樂也。

圣人為政，則應“歙歙焉，為天下渾其心”(《四十九章》)。當世君王，開明者多“尚賢能，立賞罰，興禮樂”，施其抱負以治其國；貪圖安逸者常驕奢淫逸，無所不為，難平欲火；好征戰者則興師攻伐，欲取天下為我所用。三者皆起于君王一己之“欲”，若不加歸約，其后果不堪設想。如開明之君所立之價值標準，使一國上下之人孜孜于名利，爭賢逞能，好賞惡罰。故禮樂之興非但未能普施教化，反而開啟爭斗詐偽之心，仁義成為徒然之表，名存實亡焉。不唯如此，君王所倡之價值，眾人競相追逐，最終必當深受其害，如《戰國策》載有“楚王好細腰”一說：“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因楚靈王喜好細腰，大臣恐失寵，皆節食以投其所好。次年，其身大傷，孱弱不堪以致面色蠟黃。貪圖安逸者如昏君商紂，其“厚賦稅以實鹿臺之戰，而盈巨橋之粟”(司馬遷《史記·殷本紀》)，興宮室苑臺，建酒肉池林；民則饑寒交迫，最終不免亡國之災。所謂“君臣相顧，不知所歸，之余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歐陽修《伶官傳序》)。而好攻伐者，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是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賈誼《過秦論》)。然君王欲吞天下，必當勞民傷財，窮兵黷武；戰亂紛爭之中，人民流離失所、伏尸百萬。孟姜女哭長城而城為之崩，疲弊之眾遂揭竿而起，此乃一國之民大災大難也。

故有道之君，“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也”(《三章》)。體道者，能虛養恬靜無為之心，不縱其征伐淫樂之欲，一任天下之自然，故天下和順，萬物待興；不刻意倡禮樂、建規范、定賞罰，故臣民無可爭斗，無可攀比，仁義之心自然而發，狡黠智思自然歸無矣。所謂“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莊子·馬蹄》)由此，圣人可“為無為則無不治也”。

至此可知，圣人不孜孜求物，而是“專氣致柔”、“致虛守靜”，故無私；不擅自妄為，而“輔萬物之自然”以為政，故無亂。因此，吾人須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不使物擾情性之真，亂神思之靜也；治國者亦須節其物欲、斂束精神，安于自然之“道”，修養心性之“德”，則天下為治。然道家所謂之“不見可欲”，絕非“棄物”以求清靜，亦非“去欲”專養其德。真正的圣人之道，非從外入手以辭物，而應在自心上做功夫。“五色”、“五音”、“五味”之多雖可害身累心，然若能悟道明德，無心無為，即便擁有萬貫資財，深處名物之盛，亦無關緊要矣。此意可見于《莊子·天地》：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圣人！請祝圣人，使圣人壽。’堯曰：‘辭。’‘使圣人富。’堯曰：‘辭。’‘使圣人多男子。’堯曰：‘辭。’”堯視察于華地，華地封人祝愿有三：“壽、富、多男子”，圣人皆以“辭”(不敢接受)應之。此三者為人競相追逐之物，然堯深明物盛累心之理：“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堯推辭世人所尚之利，境界固然高遠，然未達至境也，故華封人謂之“君子”而非“圣人”也。蓋“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圣人，鶉居而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華封人認為，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與物之貧富無關。上天生養萬民而授予應得職分，故男孩多，無懼之有；富有而分財富于人，無事之有。圣人者，若鵪鶉之居，隨遇而安；若幼鳥待食，無心自足；若鳥之翱翔，無痕無跡。天下有道，與萬物同昌盛；天下無道，即修德以安。

華封人之言，乃真圣人也。然今世之人，無不趨利避害，逐名求勢。回望古時，今人是否可以幡然醒悟。堯之三辭，響徹九州，然仍假于物，故華封人猶然笑之。至人也，審乎無假，不與物遷，逍遙塵世。待吾人悟及于此，方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游于大化無窮，何樂而不為也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