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鬃訋熪白?、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鬃釉唬喝诵?，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本編選自《昌黎先生集》。

《師說》當寫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左右。有關此文的寫作背景、目的和后果，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介紹曰：“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群，愈以是得狂名。”

本文著重論述了師的作用、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能者為師的道理，大膽地提出恢復師道的主張，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全文分為四段。

第一段(開頭至“師之所存也”)，總論師的性質、作用，從師的必要和擇師的標準。文章開頭就援古立論：“古之學者必有師。”開宗明義，提出中心論題。接著加以論證。“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這是第一個論據，它概括而又明確地點出了師的性質、作用，是全文論述從師學習的依據，實為一篇之主旨。“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這是第二個論據，它緊承上文的“解惑”說明從師的必要性。這是從人們認識事物的一般規律來說明“學必有師”的論點。“生乎吾前”以下數句，上承“傳道”，論述擇師標準：“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是第三個論據，亦是全文要旨所在。這種不管年齡大小、地位高低、唯道是師、能者為師的觀點和態度，正切中時弊，至今仍有進步意義。

總之，這一段緊扣“師”字，以“古之學者”為例，從理論上提出中心論題，從正面展開論述，是全篇論證和宣揚的中心思想所在，下文均是據此展開具體闡述。

第二段(“嗟乎”至“其可怪也歟”)，批判當時士大夫恥于從師的惡習。“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慨嘆師道不存，感情強烈，起得突兀，形成文意的轉折和波瀾，領起下文三層對比。第一層是把“古之圣人”的“從師而問”與“今之眾人”的“恥學于師”作對比，指出造成圣愚的原因是從師與否。這是古今時代的縱的對比。第二層是把為子擇師與己不從師作對比，諷刺了士大夫在從師問題上學小遺大、本末倒置的蠢行。這是當時士大夫家庭內部的橫的對比。第三層是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的“不恥相師”與“士大夫之族”的恥于從師作對比，進一步譏諷了這些“君子”在從師方面計年齡、論貴賤的陋習，揭露其聰明才智反不及下層人民。這是當代社會上不同階級、階層人士的橫的對比。這三層縱橫對比，顯得全面、深刻、有力。

總之，這一段以上段立論為基礎，以事實為論據，從反面展開批駁，作者連用三層對比，從古到今，從言到行，步步深入地揭露了當時士大夫恥于從師求學的陋習，并指出其危害，憤慨之情溢于言表。

第三段(“圣人無常師”至“如是而已”)，以古代圣賢為證，進一步闡述從師的必要、途徑和辯證的師生關系。作者引孔子從師請教的行為和“三人行，則必有我師”的言論，說明“圣人無常師”，具有典型性和無可辯駁的說服力，因為孔子被歷代統治者奉為至圣先師，是知識分子最尊崇的圣賢。引用這一例證，既是對第一段中心論題的深一層論證，也是對世俗惡習的進一步嘲諷。在此基礎上，作者把“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擇師標準，具體化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闡明了從師的正確途徑和師生的辯證關系，打破了西漢以來統治階級提倡的“師道尊嚴”和“天地君親”的師法壁壘，完全把師生關系平等化了。這種觀點是唐以前所未提出過的，即在今天看來，亦是合理的。

總之，這一段是第一段論點的進一步闡發和論證，前后貫串，上下呼應，作者的師道思想，至此發揮得淋漓酣暢。

第四段(“李氏子蟠”至篇末)，贊揚李蟠“能行古道”，說明作《師說》的原因。此段不是泛泛應酬之文，它是繼上段引舉古人的范例后，以李蟠為當代尊師好學的后生楷模。作者從兩方面突出李蟠的“不拘于時”：一是“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而不是學那些佛老邪說、時文制藝；二是“能行古道”、“學于余”，這是韓愈對誹謗他“好為人師”的公開答復和嚴正批駁，并以此來倡導從師求學的優良風氣。

總之，這一段貌似簡單的結束語，內容卻十分豐富，耐人反復尋味。

韓愈在文中盡管表現出輕視巫醫樂師百工的階級偏見，但他所提出的師道思想，無疑是進步的。這突出表現為四方面：一是“古之學者必有師”，二是“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三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四是“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韓愈的這一師道觀，打破了封建傳統的師道觀念，有力地抨擊了當時的社會惡習，推動了古文運動的發展。它不僅震動當時，而且對后世影響頗大，直至今天仍有可資借鑒之處。

《師說》在寫作上也很有特色。首先，立論獨到精辟，論據具體有力，論證層次清晰。文章有破有立，反復論證，層層深入，說理透辟，邏輯性強，富有氣勢和說服力，體現了韓文雄健勁拔、汪洋恣肆的風格特色。其次，對比手法的三層連用，不僅使批判更為深刻有力，而且也增強了文章的文學色彩，避免了行文的板滯，有利于突現文章的主題思想。再則，本文善于創造性地運用排偶句式，使文章顯得奇偶橫生，氣勢連貫，節奏鮮明。此外還運用錯綜變化的句式，如頂真句、反問句、交錯句式等，都造成一種流利婉轉、一氣呵成的氣勢。最后，文筆簡潔流暢，語言錯綜多變，大量運用語氣詞，計用“也”字十六次，“矣”七次，“焉”四次，充分利用它們來表達自己跌宕起伏的感情，使文章極富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