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

“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為然，天下物皆然。非未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

“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后，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時蒙卷軸。然后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為可惜也。”

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

為一說，使與書俱。

《黃生借書說》選自袁枚的《小倉山房文集》，大概作于棄官退居隨園以后。

這篇文章采取夾敘夾議的形式，是一篇精粹的小品文。全文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一、二自然段)，開頭用簡筆交代寫作此文的原因：“黃生允修借書”，于是“隨園先生”提出自己的忠告，語氣中不乏親切感。作者開門見山提出自己的觀點：“書非借不能讀也。”觀點既立，下面就全力證成其說。第二段從兩方面展開論證，以反問句“子不聞藏書者乎？”發其端，第一層從反面舉天子和富貴者為例，指出藏書者往往不讀書。文中連用“然天子讀書者有幾”和“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兩個反詰句，倍增論辯力量。第二層從論借書擴大到論借物，轉換了角度，著重于對人們的一般心理進行分析，從論個別情況擴大到論一般規律。借來之物反“惴惴焉摩玩之不已”，而“若業為吾所有”，則往往束之高閣，心想“‘姑俟異日觀’云爾”。這種心理分析不是非常符合情理的嗎？清代吳應箕《讀書止觀錄》引蘇東坡《藏書記》說：“余猶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于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前人。而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吳應箕評論說：“無書而求書，有書而不觀，此學士通病。”亦正說明了同樣道理。

第二部分(第三自然段)，作者以自己讀書的親身經歷證明“書非借不能讀”的觀點。這部分以記敘為主，包括正反兩方面意思。先寫幼時家無藏書，向張氏借書而不得，更增強了對書的渴念，“歸而形諸夢”，求書之念何等迫切！故一旦得到書，“有所覽輒省記”。第二層寫等到“俸去書來，落落大滿”時，反無心讀書了，“素蟫灰絲，時蒙卷軸”?，F在回首往事，無限感慨，“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為可惜也”。以事實進行論證，可見“書非借不能讀”的觀點何等有說服力。

文章第三部分(四、五自然段)轉而對黃生加以勉勵。以對比手法，寫黃生和“予”有幸有不幸，黃生可借到書，“予”卻無從借書。勸勉黃生正該利用“予之公書”這一有利條件刻苦讀書。字里行間寄托著作者的多少感慨。末句“為一說，使與書俱”是對文章開頭的照應，同樣說明寫作原因。

《黃生借書說》一文產生于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古代印刷、出版都不發達，書籍流通量少。國家藏書不向社會開放，故盛行私家藏書。這些藏書家當然有肯出借的開明之士，但也不乏秘不出借者。如唐代有個藏書家杜暹在自己所藏的每本書后均題辭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為不孝”。不光自己不肯出借，甚至還不準子孫出借，這種態度頗為典型。所以古代無力藏書的學子想得到書讀就很困難，往往一冊借在手，視若珍寶，不惜晝夜抄錄。歷史上許多名人都抄過書，如宋代蘇東坡、明代宋濂都抄過很多書。明代張溥更是抄書的典型，所讀之書，必手抄六七遍才肯罷休，將自己的書房也命名為“七錄齋”。不知名人物的抄書更是不計其數?！饵S生借書說》中所提出的“書非借不能讀”的觀點，實是有著堅實的現實基礎。當然，袁枚的這種觀點主要是為了說明一個帶普遍性的現象，我們當然不能過于拘執地理解成自己有書的就一定不讀書，而借書者就一定會認真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