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名作《白先勇·臺北人》原文|主題|賞析|概要

作者簡介 白先勇，廣西桂林人。1937年7月11日生。父親白崇禧是國民黨高級將領。他自幼受父母寵愛，在家里嬌生慣養;但當他七八歲時，卻染上了肺結核，被隔離在他家花園山坡上一幢小房子里。那段時間，他家的一位“火頭軍”講的《說唐》，便成為他病中寂寞生活的最大安慰。這位“火頭軍”是他開始受中國傳統小說熏陶的第一個啟蒙老師。從此，他迷上了小說，在他整個小學、中學生涯中，除了學校，他還有一個小說世界。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紅樓夢》，以及巴金的《家》、《春》、《秋》等五四新文學作品都給了他影響。抗戰勝利，他隨父母從重慶遷居到南京、上海，解放戰爭后期去香港，后遷居臺灣。臺北建國中學畢業后，入臺南的成功大學念了一年的水利系，又考進臺灣大學外文系。1958年，他在臺灣大學外文系讀完一年級，就在《文學雜志》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緊接著又發表了《入院》和《悶雷》。1960年，他讀三年級時，和同班同學王文興、歐陽子和陳若曦等人創辦了《現代文學》，他自編自寫，陸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多篇小說。1961年，他大學畢業。1963年他到美國依阿華大學作家工作室從事創作研究。在那里，他較系統地接受了西方現代文學的小說技巧的基本訓練。1965年獲碩士學位后，一直在美國加州大學圣塔·巴巴拉校區任教。著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臺北人》，長篇小說《孽子》等。

內容概要 此集由十四個短篇小說構成，每篇都能獨立存在，但它們又共有某些相同點，互相串聯成一組系列。第一篇《永遠的尹雪艷》，女主人公尹雪艷總也不老。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但她的八字帶著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輕者家敗，重者人亡。尹雪艷在臺北仁愛路四段的高級住宅區里購置了一座新公館。她的新公館很快地便成為她舊朋新知的聚會所。她從來不肯把它降低于上海霞飛路的排場。新來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徐壯圖的中年男士，才四十出頭，便出任一家大水泥公司的經理。他有位賢慧的太太及兩個可愛的孩子。家庭美滿，事業充滿前途，稱得上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企業家。徐壯圖和尹雪艷交往一陣子之后，有一天，正當他向一個工人拍起桌子喝罵的時候，那個工人突然發了狂，一把扁鉆從徐壯圖的前胸刺到后胸。這次徐壯圖的慘死，徐太太那一邊有些親友遷怒于尹雪艷，他們沒有料到尹雪艷居然會闖進徐家的靈堂，還向徐壯圖的遺像鞠了三鞠躬。可是當晚，尹雪艷的公館里又成上了牌局。第二篇《一把青》，主要是寫一個名叫朱青的女人，少女時期在南京，與一年輕飛行員郭軫戀愛，但結婚沒幾天，郭軫便在淮海戰役中出事身亡。經過這番慘痛的生離死別，去臺之后的朱青，簡直判若兩人，心已死去，乃抱玩世態度過日子，再也沒有什么事能夠傷她的了。第三篇《歲除》，寫的是除夕夜，賴鳴升在劉營長夫婦家吃年夜飯。他們喝酒吃飯時“話舊”，我們從他們的對話中得知，賴鳴升當了一輩子兵。因年老，已退役一年，現是榮民醫院廚房的采購員，即軍隊里所謂的“伙夫頭”。他少年時期“就挑著鐵鍋跟革命軍打孫傳芳去了”;他的生命巔峰，是抗日戰爭時在四川當連長的那段日子，而其后參加“臺兒莊之役”，死里逃生的經歷，變成今日年衰運舛的賴鳴升借以繼續生存的唯一精神支柱。正因為這樣，十分貧窮的他，在這除夕日，卻“偏偏還要花大錢”，買酒、雞、蠟燭，老遠從臺南趕到臺北，為的是和劉營長夫婦——知道他許多“過去”的老相識守個歲，話話舊，重溫一次那已經長逝的，卻又凝成堅固的記憶。第四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金兆麗當了20年舞女，以前在上海百樂門，現在在臺北的夜巴黎。她和一般舞女一樣，最大的夢想，就是釣得一頭金龜，嫁給有錢的商人。她年輕的時候放棄了許多機會，然而年已40的她，知道不能久等，到底找了個戶頭，即將下嫁六十大幾的富商陳發榮。這篇小說，寫的就是金大班在夜巴黎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她就要搖身一變，成為老板娘了。第五篇《那片血一般紅的杜鵑花》，作者用第一人稱，讓一個大專剛畢業正在服兵役的青年，口述他目睹的一場悲劇。他的口述主要是“倒敘”：先說結局，即他到基隆附近荒涼海灘上認尸的情形，然后回過來，從頭開始，敘述他因服兵役調來臺北，常去舅媽家走動，而認得了40歲的男傭王雄;王雄和舅媽的獨生女麗兒，是如何的“有緣”，和風騷的下女喜妹，又如何“對峙”。麗兒入中學后，改變對王雄的態度，開始疏離他，王雄因而變得暴戾。一日，他與喜妹發生沖突，之后，他趁人不見，對喜妹肉體施暴，幾乎掐死了她，從此失了蹤。王雄沒受過什么教育，對于自己的行為與感情，完全沒有理解力、反省力。其實，他對麗兒如此癡戀的原因：他要在麗兒身上捕捉“過去”，麗兒的影象與他童年在湖南鄉下定了親的小妹仔合而為一了。他今日對麗兒的迷戀，其實正是他對“過去”的迷戀。第六篇《思舊賦》，說的是一個年邁體弱而已退休數年的老女仆順恩嫂，拖著病體從臺南來臺北，回到主人李長官家探訪。故事內容之大半，由順恩嫂和另一老女仆羅伯娘的對話托出。李家是舊日的名門貴族，有過“轟轟烈烈的日子”;但現在，由于時代改變，已經衰敗沒落。夫人已在兩年前去世。她一死，宅中兩個曾經受恩的年輕仆人，便勾搭著盜了一箱玉器逃走。于是這一家，里里外外就全靠年過70的羅伯娘一個人硬撐了。李小姐因為搞上一個有太太的男人，已離棄了自己的家。長官變得多病多憂，一度鬧著要出家當和尚。李少爺到外國以后，精神失常，現在回來在家里住。小說里面出現的人物，除了兩個女仆，就只這個始終沒說一句話的變了白癡的中年男子。第七篇《梁父吟》，小說一開始，我們看到七旬上下的翁樸園(樸公)，由五十歲左右的雷委員陪同，從王孟養的公祭典禮回到自己家中。樸公和死者王孟養同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元老; 雷委員則是王孟養的學生與多年的幕僚。樸公邀雷委員入屋內，到書房用茶，閑話時談起辛亥年間的舊事，以及自己和王孟養過去的一段淵源。接著樸公對當天的公祭說了幾句意見，他對王孟養的兒子王家驥之疏離中國人情禮俗大為不滿。雷委員陪樸公下棋，是他困乏打盹，便堅持告辭。樸公送到門口，再三囑咐雷委員多費點心，幫助照料他老師的后事。雷委員離去后，樸公在院子里耽擱一會兒，回憶半個世紀以前辛亥年間的一些佚事，最后才扶著小孫子的肩膀，祖孫二人入內共進晚餐。第八篇《孤戀花》，作者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法。敘述者是一個中年的酒家女，以前在上海萬春樓陪客，現在在臺北五月花卻當起經理來，看管年輕的酒女，因而得一綽號，叫“總司令”。她是一個同性戀者，在上海的時候，和一個同在萬春樓當妓女、比她年輕名叫五寶的女孩同居。后來五寶被流氓華三虐待而自殺，死前口口聲聲對敘述者說：“我要變鬼去找他!”十幾年后，在臺北五月花，敘述者結識另一酷似五寶的酒女娟娟。“總司令”又與娟娟“成家”。同居一年后，娟娟被一個“黑窩主”柯志雄纏上，任他萬般施虐而不抗拒。可是到了中元節的晚上，娟娟突然用一只黑鐵熨斗將柯志雄砸死。殺死柯志雄后，娟娟完全瘋掉，被關在一個瘋人院里。小說的結尾，“總司令”由人陪著去看娟娟。第九篇《花橋榮記》，敘述者是個早已邁入中年并可能已接近老年的米粉店老板娘。她的爺爺從前在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開一家米粉店，叫“花橋榮記”，生意興隆，家喻戶曉。后來她嫁給一個國民黨軍人，還當過幾年營長太太，不料淮海戰役，把她丈夫打得下落不明，她隨軍眷去了臺灣，流落在臺北，為了謀生，便開了一家小吃店，也叫做“花橋榮記”。光顧這家小吃店的客人，多是廣西同鄉，但只有盧先生來自桂林，盧先生是一家小學校的國文老師。初來飯店包飯時，年紀不過三十五六。相談之下，敘述者得知他原是名門子弟，桂林水東門外那間培道中學，便是他爺爺辦的。敘述者有意把她丈夫的侄女秀華，和他撮合成親。不料盧先生一口回絕，說他在大陸早訂過了婚的。不久，盧先生突然顯得喜氣洋洋，原來他在香港的表哥終于和他的未婚妻聯系上。她本人已到廣州，只等盧先生寄十根金條去，就能偷渡去臺與他成親。盧先生攢了15年的積蓄，剛好抵上10根金條。于是他興奮期待，魂不守舍，日夜渴盼和羅小姐重聚。卻沒料到他表哥原來是個騙子，把錢吞了。重聚的美夢，連同15年的辛苦積蓄，一下子全成了泡影。這件事之后，盧先生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姘上一個潑辣浪蕩的洗衣婦阿春，終日沉溺于性欲之滿足。他卑屈勞累自己，躬身服侍這個潑婦，跟在她屁股后頭走。可是沒多久，阿春就開始在盧先生房里偷人。他回去捉奸，卻被奸夫一腳踢倒在地上，又被阿春把耳朵咬掉了大半個。他養傷許久。一日，他照例領著一群剛放學的小學生在街上走。由于學生喧鬧嘻笑，他突然大發脾氣，抓住一個小女生出氣，拍她一巴掌，大叫大罵，引起街上一大風波。第二天，他伏在自己房間書桌上悄悄死了。由于盧先生還虧欠一筆飯錢，敘述者便到他租住的房間，想拿他一點東西來抵債，卻意外看見他房間墻上懸著幾幅照片，中間最大那幅，正是桂林水東門外的花橋。橋頭站著一男一女，男的是盧先生，女的必然是那位羅姑娘。敘述者把這幅照片帶回，打算把它掛在飯店，日后以便向廣西同鄉炫示，她爺爺開的那間花橋榮記，就在這個花橋橋頭。第十篇《秋思》，主人公是上流社會的華夫人——抗戰時期一位大將軍的未亡人，去臺后，某一天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看到秋日白菊觸景生情，想起抗戰勝利她先夫帶領軍隊開進南京城時的白菊以及她丈夫死前床頭上也插著幾枝白菊的情景。第十一篇《滿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敘述者是一群年輕的同性戀者，他們如何認識了一個有來歷的老頭子——30年代上海明星公司的紅星朱焰，大家推舉他為祭春教的教主，他留戀往日在上海時的種種，今日在臺北，他依舊搞同性戀。第十二篇《游園驚夢》，女主人公錢夫人，藝名藍田玉。她現在大約40出頭，以前在南京清唱出身，最擅長唱昆曲。有一次錢鵬志將軍在南京得月臺聽到她唱《游園驚夢》，動了心，便把她娶回去做填房夫人。當時錢鵬志已經60靠邊，她才冒20歲。錢夫人是個王經規矩的女人，也明白并珍惜自己的身分。可是因為“長錯了一根骨頭”，她癡戀上錢將軍的參謀鄭彥青，并和他有過一次私通。可是不久，在她替桂枝香(得月臺唱戲的姐妹之一)請30歲生日酒的宴會里，她的親妹妹月月紅，終于把鄭彥青搶奪了去，她因此而心碎。此后不久，大陸解放，錢將軍亦病故，她去了臺灣。守寡多年而已喪失青春年華與富貴的錢夫人到臺灣后，遠離舊日的相知朋友，獨自居住在南部，今日她應邀來臺北參加竇夫人(桂枝香)所開宴會。小說從錢夫人抵達竇公館開始，到宴會解散而終結。小說主要采用錢夫人觀點——由于宴會里的人物和景象，觸動她對自己往事的記憶，于是在她心思中，過去逐漸滲透入“現在”。使她發生一些今昔的聯想。等到幾杯酒下肚，酒性模糊了理性，她就更有點分辨不清今昔，恍恍惚惚地好像把自己多年以前的舊事重新又經驗了一次似的。第十三篇《冬夜》，主人公一個是在臺灣某大學教英國浪漫時期文學的老教授余嵚磊，另一個則是被譽為國際歷史權威的旅美學者吳柱國教授。小說寫吳柱國從美國來到臺灣，在一個下著冷雨的冬夜，來到余教授家，探訪老友，兩人談今話舊并發抒內心的感觸的情形。第十四篇《國葬》，寫一個力衰體弱的老者秦義方，在一個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臺北殯儀館他舊日上司李浩然上將的靈堂，參加追悼會，結束后，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輛軍用卡車，跟送靈的情形。

作品鑒賞 《臺北人》這十四篇小說，結成一個集子，寫作技巧各異，篇幅長短不一，每篇皆可獨立存在;但它們結集在一起，就成為一個系列，雖然它們的人物、故事各不相同，但主題卻一再重復，這就更加突出了白先勇所探索的“流浪的中國人——臺灣小說的放逐主題”。這些“臺北人”，并不是土生土長的臺北人，他們都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隨著國民黨從大陸流亡到臺灣去的四川人、廣西人、上海人、南京人……。其中有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中下級軍官以及他們的家屬、上流社會的夫人們、大學教授、社交界的交際花、米粉店的老板娘、退了休的女仆、低級舞女、下流社會妓女的 “總司令”，等等。這些“臺北人”逃離大陸時，或是年少，或已人到中年，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今天在臺灣若非中年人，便已垂垂老矣。他們雖然出身不同，在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各異，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并非臺北人。作者偏偏稱他們為“臺北人”，正是為了他們并不是臺北人。他們雖然從大陸到臺灣這么久了，卻仍然變不成臺北人，因為他們始終是身在臺北，心在大陸，他們都不肯放棄過去，也無法忘掉大陸——對他們來說，過去就是大陸。時間和空間對他們有著特殊的意義。他們都無法擺脫時間和空間的變化給他們帶來的矛盾和痛苦。從時間上來講，他們都有一段難以忘懷的“過去”，而這“過去”的天堂，又一去不復返了，它如今都變成了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生活——特別是精神生活。所以，他們都是懷舊病的患者。從空間上來講，他們都失去了“根”。作者所以把他們稱為“臺北人”，而他們其實又不是，而且也很難成為臺北人，這正是他們無法克服的矛盾。失掉“根”的鄉愁，緊緊地嚙噬著他們的靈魂。因之，他們又是思鄉病的患者，失去了“過去”，失去了“根”，他們既懷舊又思鄉，而又沒有任何希望，于是屬于他們的就只有空虛、絕望和痛苦了。且看這些“臺北人”，幾乎都是生活在時間和空間的矛盾之中——身在現在的臺北，而心卻在過去的大陸。《永遠的尹雪艷》里的尹雪艷，從來不肯把她的公館的勢派降低于上海霞飛路時的排場;但她的公館又明明是在今天臺北的仁愛路，而非昔日的上海霞飛路。《花橋榮記》里的那個小飯館，招牌雖然同是“花橋榮記”，這個臺北的花橋榮記既非桂林東門外花橋頭的那個花橋榮記，更沒有當年在桂林時那樣“響當當”了。《游園驚夢》中的錢夫人，來到臺北參加竇夫人的游園宴會時，也曾使她跳過時間和空間的界限，一下子回到當年在南京梅園新村自己的公館替桂枝香辦30歲生日酒的情景;但眼前這個程參謀畢竟不是那個鄭參謀，而她自己如今年華已暮，身分也大大下降，再不是南京時期那個錢將軍夫人了。其實，這些“臺北人”的時空觀念再清楚也沒有了，對他們來說，過去就是大陸，現在就是臺灣;而過去和現在的界限，就是1949年祖國大陸解放，新中國的成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大陸的文學創作，出現了不斷重復的新的“永恒的主題”，那就是歌頌新社會、鞭撻舊社會的新舊社會對比。而白先勇則以那些“臺北人”的“國破家亡”之感，寫出了他們的今昔對比。也正是從他們的“今不如昔”和對永遠失去的“往昔”的眷戀，從另一個方面，和祖國大陸的文學作品相反相成，通過藝術形象說明了舊社會、舊制度、舊時代、舊世界一去不復返了。白先勇認為：“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是對歷代興亡感時傷懷的追悼，從屈原的《離騷》到杜甫的《秋興八首》，其所表現的人世滄桑的一種蒼涼感，正是中國文學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國演義》中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的歷史感。以及《紅樓夢》‘好了歌’中‘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的無常感。”(白先勇： 《社會意識與小說藝術——五四以來中國小說的幾個問題》)這既是白先勇的文學主張，也是他在《臺北人》中反復出現的主題、境界和情調。他在《臺北人》一書的扉頁上題著“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恰恰是由于他所追求的歷史感、蒼涼感和無常感，使他自覺不自覺地做了他父輩——那些在40年代末離開大陸去臺人員的思想和情緒的表現者和代言人。由于作家的形象思維占了上風，他就不得不違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達到了他的藝術發現，“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6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從而形象地卻又驚人地反映了大陸去臺人員的社會心理和他們的流浪者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