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說·西京雜記·畫工棄市》原文、賞析、鑒賞

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于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后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 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并工為牛馬飛鳥眾勢，人形好丑，不逮延壽; 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 同日棄市。京師畫工于是差稀。

(據《漢魏叢書》本，下同)

《西京雜記》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志人小說。既是最早，便不免駁雜。書中記西漢上層社會軼聞、掌故等一百三十八條，大多數并不完整的故事情節鮮明的人物形象，只是記錄傳聞、描摹宮室園囿等，距離現代小說觀念甚遠。

《畫工棄市》是《西京雜記》中少數情節曲折、完整的故事之一。寫漢元帝好色而昏庸，后宮佳麗無暇睹面，唯令畫工畫像呈覽，按圖召幸。畫工操進退之權，大索賄賂。王嬙貌傾六宮，因不肯行賄而被黜，后遠嫁匈奴。畫工謀泄，皆抄家斬首。作者的主旨在于表現畫工的貪婪，故筆墨集中在索賄、謀泄、抄家、棄市的情節上，對畫工毛延壽等人的畫技、特長亦有較詳細的介紹。但同時也表現出了王嬙的美貌、正直、以及帝王的昏庸荒淫。

王嬙和親事見于《漢書》的《元帝紀》和《匈奴傳》，《后漢書·南匈奴傳》亦有記載。大意謂漢元帝竟寧元年，以宮人王嬙(昭君)賜呼韓邪單于為閼氏，昭君入匈奴后生二子。呼韓邪死，依匈奴俗復為復株單于閼氏，元帝時，漢強于匈奴，昭君和親是民族和睦的一個表現。與正史相比，《畫工棄市》增加了兩個重要情節： 一個是王嬙遠嫁不僅不是本人自愿，且也非元帝本意，而是小人弄權陷害的結果;另一個是元帝得見王嬙真容后，頓生愛心，大有悔意，但迫于情勢只好忍痛割愛。依史書所記，王嬙遠嫁對于一個弱女子來說雖非幸事，卻也為后生子結局完滿，而且在事情過程中沒有明顯的矛盾沖突。《畫工棄市》所增加的兩個情節都是富于戲劇性的沖突，前者使事件復雜化，形成了多方面的矛盾糾葛，后者則產生了愛情的意味，而且出現了心理矛盾，這樣，一個簡單的歷史事件變成了文學意味濃厚的故事，從而吸引了后世大量文學家從中開掘，寫出了各具特色的作品。

《西京雜記》之后，關于王嬙的歌詠驟多。稍早于葛洪的石崇有歌詞《王昭君》，內容尚全依《漢書》所載。而南北朝至隋唐，則大多涉及畫師弄權、失意宮闈情事。如梁代女詩人沈氏《昭君嘆》： “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千金買嬋鬢，百萬寫蛾眉。”指斥畫師貪鄙、孔方作祟，全由《畫工棄市》化出。至隋薛道衡《明君詞》：“我本良家子，充選入椒庭。不蒙女史進，更無畫師情，蛾眉非本質，嬋鬢改真形。專由妾命薄，誤使君恩輕……漢宮如有憶，為視旄頭星。”則把《西京雜記》的兩全文學性情節全部抓住了。唐人歌詠此題尤多，足見《畫工棄市》這一情節的廣泛影響。

《畫工棄市》的這一情節變動何以具有如此魅力呢?這要從我國文學的一個悠久傳統談起。屈原的《離騷》、《九歌》中每多美人幽怨之詞，對此，東漢王逸分析道： “善鳥香草，以配忠貞; 惡禽臭物，以比讒佞; 靈修美人，以媲于君; 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托君子; 飄風云霓，以為小人。”(《離騷經序》)這樣一種“依詩取興，引類譬諭”的創作方法引導詩人騷客的思路，使他們往往把女子的命運同自己的政治遭際聯系起來，又加上小人弄權，秀色被掩，尤接近于上述比興寄托的定向思維。白居易的《昭君怨》云：“見疏從道迷圖畫，知屈那教配虜庭，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畫工事，元帝睹真容事皆取自《西京雜記》，但不深責畫工而怨元帝，指責君因之薄，就有明顯的弦外音。王安石的《明妃曲》更是大作翻案文章：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枉殺”云云并非真的要為毛延壽辯冤，而是渲染昭君絕色。下文“失意”云云則把絕色的所指隱然擴充，使王昭君的命運與歷朝歷代忠直才雋之士的命運溝通起來了，為王昭君唱出的哀歌，滲透著自哀自傷的情韻，而為韻士騷人提供素材的，正是《西京雜記》。

本篇涉及元帝與王嬙情愛處只有淡淡一筆：“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元帝之悔乃因昭君之絕色，也談不上是愛情。但這淡淡一筆卻包含著動情與心理矛盾的因素。為后世作家留下了挖掘余地。于是至元代馬致遠敷衍之，渲染之，寫成了“愁淚滴千行”的愛情劇——《漢宮秋》

丹納在《英國文學史序言》中指出，一個民族的文學藝術作品，常常出現題材、主題的因襲，而在因襲中又不斷有所變化，發展。《西京雜記·畫工棄市》的故事在近千年中的演變不正是體現著這樣的規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