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年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創造了一個老干部張思遠的形象。小說寫了這個人物在建國后的三十年來是怎樣從人民公仆蛻變為人民的老爺，又怎樣在新時期猛烈反省而轉變回來的，寫了他從丟魂到找魂的過程。

張思遠在這個風風雨雨的世界上過了五十九個春秋， “小石頭”“張指導員”、“張書記”、 “老張頭”、 “張副部長”，人們對他的這些稱謂分屬于他的生平中的不同階段，標示著他復雜而豐富的命運史。

在他喧鬧的孩提時代，母親叫他“小石頭”。他揀過棗，向往著“棗雨”的歡樂;他是放羊娃，居然敢于和地主崽子打架;他好學聰穎，博得穿棉袍的鄉村教師的垂青。之后，是高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隊伍吸引著他，在槍林彈雨中，他還有過第一枚手榴彈沒有拉弦就扔了出去的“紀錄”。那是些豪邁而火紅的歲月，他在紅旗下舉手宣誓，對于平等、質樸、友情以及像棗雨一樣地灑落地上的社會財富的向往，對于共同的公正而富足的生活的向往，埋在他的心底，他不怕犧牲，渴望獻身。所有這一切，使“小石頭”健康地成長，艱苦而歡樂的戰斗生活的色彩，裝扮著他的青春期，他的“張指導員”的時代。

一九四九年，人們甩著紅綢歡慶解放全中國。張思遠那時二十九歲，唇邊有一圈黑黑的胡髭，穿一身灰干部服，胸前和左臂上佩戴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的標志。盡管在他的目光里，舉止里洋溢著一種給人間帶來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勝了的普羅米修斯的神氣，但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時，十八小時到二十小時，全身心地投入在繁重的建國工作中。巨大的優越感，以及對自身的滿足和信心使他似乎就是“共產黨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凱歌、勝利……無限的威信和權力的化身”。他在贏得榮譽的同時，也贏得了小他十二歲的年輕女學生的愛情。不久他們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但張思遠依然沉浸在工作的興奮之中，不但每個星期六和星期天，就連新年和春節也在忙于工作，全然不顧自己的孩子。蓬勃的工作熱情被高遠的理想之光照耀著，張思遠幾乎是為工作活著的，這是他在“張書記”時代前期的生活。

反右運動，使他和打成“右派”的妻子海云分手，繼之，新任書記夫人美蘭在“為了你的工作”的名義下，使張思遠的“生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衣、食、住、行，一切都出現了飛躍”。隨著黨內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家長制和“一言堂”的封建主義作風的滋生蔓延，物質生活上的特權腐蝕著張思遠，在他“張書記”的后半階段的日子中，他儼然是這個城市的主宰， “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頭腦、心臟、決策”。他在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飄浮，不時把這個那個揪出來，定性。他的地位也決定了他有“比上帝的旨意，比閻王爺的勾魂詔，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愿望、意志和情感更強大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這時的張思遠開始失卻自己的魂靈，走上了從人民公仆轉向人民的老爺的道路。正因為這樣，他特別害怕失去他的領導職務，不僅害怕失去養尊處優的生活條件，更重要的是怕失去市委書記的權力。

一九六六年，張思遠毫無例外地被揪斗，下放山鄉，背著一簍子羊糞，屈背弓腰，咬著牙行走在山間崎嶇的山路上，大家叫他老張頭。不過，隨著優裕的生活條件和至貴至尊的權力的失去，他卻獲得了生命的活水，建國初期他所向往追求的平等、質樸和公正，卻在窮山僻壤中生生不息地活躍著。是人民的空氣和營養，使張思遠挨過了“四人幫”的覆滅，迎來了官復原職，一九七九年又升遷中央的副部長。

境遇的大起大落，使他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索中。在北京副部長的位置上，他忘不了山鄉。小說通過張思遠回鄉作為情節突破口，在人物聯翩不綴的感念回憶之中，構造起張思遠尋魂的思路。他的回鄉，是他不得不尋找“小石頭”、 “張指導員”、“張書記”、 “老張頭”、 “張副部長”之間的差別與聯系的努力。位居北京與民間種種之間強烈的反差，讓他覺悟到自己的責任，秋云對進京與張組織家庭的冷淡，兒子冬冬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尋求自己的理想的抱負，以及山鄉老小的盛情，他們深厚的祝愿，他們平實的呼聲……這些都讓他有力量找到那顆失去的魂靈。他找到了——他深刻地找到了那座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的橋，深刻領悟到“無論人，還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兒子”。

小說并沒有以繪制張思遠的性格特征為己任，而以展示其思想變遷為主要目標。作家的筆觸直接伸向人物的內心世界，把反映社會矛盾的焦點集中在人物的心理發展過程中。小說所著力描寫的，不是社會生活的本身，而是它們在人物心靈上的反映、折射，以及人物對生活的回味思索。于是內心獨白、聯想、意識流手法，被王蒙成功地用于張思遠形象的塑造。

張思遠的形象，凝集著作家對生活的深沉思考。張思遠深情地呼喚著他青春期的夢幻，他對今天生活的美好的吶喊和呼吁，都顯影著王蒙對于生活的執著追求和郁勃的苦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