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俠，盧隱一九二五年的短篇小說《或人的悲哀》中的主要人物。

小說是書信體，這樣，小說中的人物只能透過書信和日記中那些飄忽、模糊乃至矛盾的心緒和感想，透過這種不穩定的、某種意義上相當抽象的精神現象世界，來加以呈現和談論。

這是一個“五四”知識女性群中的成員。她聰慧熱情，正直敏感，不甘平庸，不滿現狀，但又抑郁傷感、苦悶彷徨，并且異常纖弱，行動力與想象力相比，十分懸殊。

對閱讀者來說，最先，也是最后，從亞俠身上獲得的感性印象，就是她的憂郁和感傷。悲嘆人生的不幸和邪惡，傾訴內心的失意，這種濃重的憂郁情愫和感傷色調，構成了亞俠精神生活的基本內容。對亞俠說來，悲觀是她憂郁情愫的哲學基礎，而感傷色調則是她苦悶心理的主觀外射。

從大的范圍說，亞俠多愁善感的精神特性，可以由她所置身的那個時代的特殊性狀提供詳盡的注腳。問題還不在于近代中國在內憂外患中謀求自己生路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問題在于一次次的與初衷相背的努力所造成的中國社會普遍的悲觀心理，在亞俠的心靈上投下了一片憂郁的陰影。不過，這些還僅僅是背景性的因素，對亞俠說來，促成她精神世界感傷憂郁的現實原因，則是“五四”和“五四”的退潮，五四運動曾舉起新思想和新文化的有力棒槌，猛烈地叩響過中國這口古老滯重的銅鐘，震醒過不少有靈性的中國人，但覆蓋在中國古老上空的云層畢竟太沉厚了，一時的強光暫時撕開的裂口，旋即便彌合起來。隨“五四”退潮，帶走了“海濱故人” (廬隱小說《海濱故人》中知識女性)心目中那些瑰麗奇偉的海市蜃樓。夢醒了，卻無路可走。在這種處境面前，就是魯迅這樣發出過第一聲“吶喊”的人，內心也會產生“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的悲哀，就是郭沫若這樣曾以英雄和浪漫氣概灌注《女神》的人，也只能在此期留下可以用“苦悶的象征”來解釋的《星空》和《瓶》，更不用說精神素質顯然要比他們羸弱得多的小說中的亞俠了。

說得更具體些，亞俠的苦悶和抑郁，則直接導源于她身上無法協調的感情與理智的沖突，以及在亞俠心目中，感情和理智各自本身所包含的困難。正像亞俠寫給友人KY的信中所談到的： “最不幸的，是接二連三，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渦，使我欲拔不能!這時一方，又被知識苦纏著，要探求人生的究竟，花費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這時的心，彷徨到極點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來，人間又有什么真的價值呢?努力奮斗，又有什么結果呢?”

表面看來，亞俠總是在悲嘆人生毫無價值，頗有點百無聊賴和厭世的味道。但其中卻隱潛著一個在“五四”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心目中極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人生的意義和人的價值究竟是什么?即人活著究竟為了什么?這種嚴肅的理性關注，注定了她時時試圖對人生采取簡單的、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態度，只能是一種欲求不得后的郁悶心理的極端性表露。作為“五四”的棄兒，覺醒了的一代女性，她不可能也無意于超然世外。亞俠東渡日本修養身心期間，對于侈談東亞和平，意欲獨霸亞洲的日本人的魑魅怪狀的痛心疾首，以及對于無私獻身社會、謀求多數人平等、幸福的日本社會主義者近于崇拜的敬重，都使人不難從她那沉痛的悲音哀調中，觸摸到一顆因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會責任感而顫抖的心。只是置身在一個令人窒息的社會，目睹著民族的深重災難，報國無門，理想與現實之間橫阻著無法彌合的間距，失望吞噬著她奮斗的熱情，悲哀咬噬著她正直的心靈，除了憤世疾俗，長吁短嘆，她還能擁有什么呢?思索人生的意義，探尋人生的道路，然而現實污濁而又虛偽得可怕，社會與人生的矛盾，壓抑得她那本來就纖弱敏感的心幾乎透不過氣來。

亞俠的悲哀，不僅僅在于國衰民羸，經受欺凌，不僅在于“眼睛所視，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的種種罪惡”，而且還在于她為自身青春年華而感到的“生的苦悶”或者說“愛的苦悶”。正像前面所引的致友人的信中說到的，她“接二連三，陷入感情的漩渦”中“欲拔不能”，然而搶著“釣”她的“漁夫”們，卻沒有一個是她心目中認為是志同道合的。表面看來熱情灑脫樂善好施的青年男性，頃刻之間就會暴露出獨占的私欲和貪心。她不甘被人玩弄，用“游戲人間”的玩世不恭與人周旋，內心卻不得不承受著良心的壓力而痛苦異常。

人生的究竟“求不得答案”，“想放縱性欲”又不甘墮落，理想與現實、人生與社會無法彌合的巨大裂縫，強烈地刺激著她那過于敏感的神經，加重了她落落寡合的抑郁氣質，使亞俠時常涌出怨艾、憤懣的淚水，最后懷著悲凄之感，憤而跳湖。

對人生執迷到痛苦不堪的探求，對社會現狀怨恨到悲哀的失望，體現在亞俠身上的這種奇特的交織，帶有鮮明的“五四”叛逆精神品格。因為無論嘆息社會黑暗，命運多舛，還是傾訴內心苦悶，人事沉浮，實質上，都恰恰是對一種亙古如斯、天經地義的制度、綱常、秩序和人倫道德，以及由這一切造成的人生格局的大膽懷疑和斷然否定。

“五四”退潮的時候，正是一切受到“五四”沖擊的陳腐力量重新彌合起來的時候，這種力量對于覺醒的一代新女性說來尤其冷酷無情。在這種嚴酷的景況下，是像子君(魯迅《傷逝》中的女主角)那樣回到封建家長那里，在白眼和冷嘲中默默死去，還是毫不妥協地“游戲人間”一番之后“抑郁地死吧”?亞俠選擇的是后者。這種選擇體現的是一種自覺的叛逆精神。

不管自憐自嘲，還是自虐甚至自殺，即使看破紅塵，厭世避世，也不愿重返喪失自我意識、精神個性和抉擇力的“賢妻良母”時代，這無疑是一代覺醒了而又無路可走的知識女性的人生態度。這是中國知識女性邁出的異常艱難的第一步。惟其是第一步，不免偏激，不免矯枉過正，也不免纖弱，但也惟其是第一步，才尤其顯得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