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蓋是《水滸傳》人物畫廊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作者施耐庵所著力推崇的梁山好漢之一。

晁蓋本是鄆城縣東溪村人，在鄉里官為保正， “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因而在江湖上享有美名，人稱“托塔天王”，各路英雄對之十分的心折。當得知貪官梁中書將有十萬貫的金銀珠寶進賀蔡太師生辰后，劉唐、公孫勝便不約而同來找晁蓋謀取“不義之財”。于是“智取生辰綱”便在交游廣泛、對黑暗腐朽的社會現實的不滿早已郁勃于心的晁天王組織下導演出來。這次“似盜實公”的劫奪，給殘酷搜刮民脂民膏的統治者一記沉重打擊，同時也成了日后水泊梁山聚義的重要契機。

不久事發，由于一向交好的宋江、雷橫等官府中人的暗中相助，晁蓋帶領莊客順利地逃脫官軍的追捕，來到阮氏三雄居住的石碣村，準備投奔梁山泊。

梁山泊方圓八百里，其中聚集著七八百打家劫舍之徒，為首的是白衣秀士王倫。此人妒賢嫉能，心胸狹窄，對前來投奔的晁蓋等眾位好漢毫無接納之心。曾經遭此同遇而早就蓄憤于心的林沖忍無可忍，火并了王倫。在眾人的執意要求下，晁蓋被擁戴為新的山寨之主。

晁蓋由地方鄉紳，變而為“盜匪”之首，看似偶然，實屬必然，它是由當時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高俅等奸臣上下勾結、狼狽為奸，使得民生凋敝，蒼生不寧。隨著矛盾激化，反抗浪潮的涌起，矛盾已一觸即發。晁蓋等人的大膽劫奪并進而公開與統治者對抗正是社會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晁蓋敢于反抗、輕財貨、重義氣，這些優良品性使其贏得了人們的欽敬，他成為梁山首領也正是勢所必然。

“一從火并歸新主，會見梁山事業新”。晁蓋一即位“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眾賞賜眾小頭目并眾多小嘍羅”，此舉再次實現了他仗義疏財的一貫品格。之后，他又安排整點倉庫，修理寨柵，打造軍器，命令兵士加緊操練準備迎敵官軍，有力地穩定了軍心，為梁山基業的鞏固作了積極努力。由于晁蓋“作事寬洪”，理事有方，以此梁山頭領們“真乃是交情深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在其后的反抗斗爭中，上下一心，共同對敵，梁山勢力不斷壯大，聲勢日盛。

晁天王禮賢下士，發展山寨實力，打擊官軍，他對梁山事業的貢獻無疑是巨大的，然而，真正將梁山事業推向輝煌頂峰的并非晁蓋。所以如此，固然可說是因其早早離世時間限制所造成，但更是其本人性格等方面的弱點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水滸傳》中沒有集中敘寫晁蓋的章回，但是就零散所述看，作為頭人的他盡管有上文所述的廣結人緣、疏財仗義諸多優點，而其不足之處也是容易發現的。投奔梁山之時，王倫的小人之心早被吳用看穿。晁蓋卻漠然無知，反說：“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如此迷糊，顯然是太不機敏了。而劫取生辰綱之事敗露時，晁蓋慌亂中竟不知“走那里去好”!做頭領后某日，聞報官軍前來圍剿，晁蓋“大驚”，連忙問軍師“官軍將至，如何迎敵?”許多事情表明，關鍵時刻晁蓋不能沉著冷靜，缺乏主見。這對一個管領眾多好漢的頭人來說顯然是不能允許的。

晁蓋每每性情急躁并由此而犯錯誤。楊雄、石秀二位好漢上山時，講起同入伙的時遷偷雞之事，“不說萬事皆休，才然說罷，晁蓋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訖報來!’”盛怒之下，不問青紅皂白就要殺人。要不是宋江、吳用、戴宗眾頭領在旁極力勸阻，兩個不遠千里而來的壯士的性命就會草率斷送了，那豈不冤哉!

性情急躁甚至構成了晁蓋中箭身亡的直接誘因。圍攻曾頭市時，晁蓋輕率出戰已是一誤，爾后輕信僧人之言，盲目深入，更完全是求勝心切感情用事的錯著。結果中了圈套。慌忙突圍，廝殺中“不期一箭，正中晁蓋臉上，倒撞下馬來”，箭毒難解，匆匆告別了人世。

如果說晁蓋之死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中的致命弱點：急躁。那么，臨死之時，他“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這一番囑托，及他從來很少考慮梁山泊聚義的前途問題，更談不上想到將義勇軍引向什么明確的發展方向，這些則顯示出他又一方面的不足：短視、狹隘、缺乏深謀遠慮。

眾所周知， 《水滸傳》作者所全力歌頌的理想領袖人物是宋江，晁蓋則是王倫到宋江的自然過渡，晁蓋的形象是為宋江作陪襯。明白了這一點，那么作者描寫了晁蓋身上存在的諸多缺點，其用心也就是容易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