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中的懺悔意識在五四知識分子身上的體現(xiàn)

西方基督教傳統(tǒng)文化認為人生而有罪，那是因為人類的始祖亞當與夏娃偷吃了禁果而被逐出了伊甸園，因此，后來的人一到這個世界上便要終身贖罪，一生懺悔，方能洗清罪名，免除災難，這是宗教意義上的懺悔。作為一種思維形態(tài)，西方人的懺悔意識是伴隨著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與自我價值的肯定而不斷發(fā)展和賦予現(xiàn)實意義的，這種懺悔表達了現(xiàn)代思潮中人對自身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與作用的清醒認識，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xiàn)。盧梭、托爾斯泰是最典型的代表。

與此相反，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懺悔意識一向不明顯，儒家文化雖然提倡“三省吾身”，這只是出于道德修養(yǎng)以便成為君子的需要，荀子雖提出了著名的“性惡說”卻孤掌難鳴，歷代知識分子中也時有追求潔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者，所謂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那也只是一種對生存環(huán)境與社會制度無力的反抗。

到了五四時期，也只有到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懺悔意識才如此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

所謂懺悔意識，就是從良知的層次上去承擔責任，這是最深邃的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沒有任何強制性和規(guī)范性，它完全是主動的，只有有良知的人才懂得懺悔，才有懺悔的要求，晚年的托爾斯泰拋棄全部財產(chǎn)，離家出走，就是對自己貴族出身的懺悔與拋棄。而五四時期的許多中國文學家也是這種有良知、有懺悔意識的人。

在中國文化史上，再也沒有一個時期是像20世紀初那樣：五千年的文明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開始了大裂變，大動蕩，知識分子從睡夢中驚醒，他們從封建家庭的羅網(wǎng)中沖了出來，走向社會，尋找光明，追求人的解放。與此同時，廣大知識分子在認識社會的過程中也開始認識自己，直面自己的過去和現(xiàn)在，考慮自身的價值，這標志著傳統(tǒng)的思維定勢正在改變，人的自我意識正在覺醒。

早在20世紀初，近代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看到了中國之所以落后挨打，多次失敗，不只是因為科學和技術(shù)處于劣勢，而是政治制度的落后，人的落后，需要改革政治制度，關(guān)鍵是人的素質(zhì)問題。1901年梁啟超提出了“新民說”，標志著對人的問題進行反省的開始。他的觀點在當時有很大影響，但因社會條件的限制，也只能停留在理想階段。陳獨秀在《新青年》1916年1月號上發(fā)表的名為《一九一六》的文章中發(fā)展了梁啟超的觀點，他說：“蓋吾人自有歷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會、于道德、于學術(shù)所造之罪孳，所蒙之羞辱，雖傾江漢不可浣也，當此除舊布新之際，理應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在這里，陳獨秀說出了五四時代最基本的文化精神——一種正視民族弱點的理性批判精神，一種自我懺悔與自我更新的精神。在這種文化精神的指導下，五四新文化的先驅(qū)者們都把封建制度下人剝削人、摧殘人、把人異化的問題當做民族自身的問題來加以理解和思考，也就是說，以往的種種罪惡，不在于他人，而在于民族自身，在于自身的文化結(jié)構(gòu)，正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才提出了從頭懺悔、自我更新、脫胎換骨的問題。五四時期的重要作家如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的作品中都帶有這種負罪感和懺悔意識。

《狂人日記》是現(xiàn)代反封建的第一聲吶喊，也是第一篇懺悔之作，只不過它不是個人的懺悔，而是整個民族的懺悔。以往的統(tǒng)治階級一向以中華幾千年文明史而驕傲，以泱泱大國而自豪，然而，幾千年的文明史在魯迅的筆下不過是一部吃人的歷史，這是對封建制度本質(zhì)的最高度的概括。魯迅通過狂人這一形象，揭示出中國國民性真正的特征：嗜食同類，自相殘殺，在封建社會中，不管自覺與否，每個人都是吃人者與被吃者。“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我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wù)，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里，暗暗給我們吃。我未必無意之中，吃了我妹妹的幾片肉，現(xiàn)在也輪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xiàn)在明白，難見真的人。”小說第一次對人的全部道德提出了懷疑和否定，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見解。郁達夫說過：“五四運動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人的發(fā)現(xiàn)，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xiàn)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封建統(tǒng)治下的知識分子缺乏自我意識，這不僅表現(xiàn)為缺乏自我肯定，同樣也表現(xiàn)為缺乏自我否定的精神。而五四知識分子個性意識覺醒的一個重要標志就表現(xiàn)在他們不僅肯定了自身的價值，而且也對自己提出了懷疑和否定。正如魯迅所描繪的：被壓迫的人也去壓迫別人，被吃者又去吃別人，每個人都既是主人又是奴隸，大家滿足于這種境界不能逃脫也不想逃脫。這正是魯迅對四千年歷史全盤否定的依據(jù)。

郭沫若的詩歌之所以最能體現(xiàn)五四時代精神，就在于它們充分反映了那個時代我們民族自我批判、自我懺悔、自我更新的精神，《女神》中的許多詩篇都體現(xiàn)了這種精神。在《鳳凰涅槃》中，詩人用世界上最黑暗、最兇殘、最丑惡、最污穢的事物來比喻舊中國：“你濃血污穢著的屠場呀！你悲哀充塞著的囚牢呀！你群鬼號叫著的墳墓呀！你群鬼跳梁著的地獄呀！”詩人除了渴望舊中國毀滅，新中國誕生外，還表現(xiàn)出與自己的過去告別的決心，詛咒舊我的死亡，呼喚新我的誕生，在另一首詩《天狗》中，詩人的自我否定更明顯：“我剝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嚙我的心肝！”這是一個脫胎換骨、自我懺悔與更新的形象。從詩中可以窺見郭沫若靈魂的顫動與剖白，正如田漢給他的信中所說：“你的詩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淚，你的自敘傳，你的懺悔錄呀，我愛讀你這樣的純真的詩。”正是這種帶著血淚的自我否定把五四時期那種知識分子與民族共懺悔的精神表現(xiàn)了出來。

五四時期的文學家，除了進行民族的自我懺悔以外，他們身上還壓著一副沉重的擔子，認為在民族的罪惡中自己也有一份，因而有一種良知的痛苦和重負，不說出來不足以減輕自己的壓力，這樣，在五四時期的許多作品中，都表現(xiàn)出不同層次、不同內(nèi)容的懺悔意識。

相對來說，五四作家在進行個人懺悔時，更直接也更不留情，郁達夫是五四時期第一個懺悔家，他的思想、靈魂、欲望甚至罪惡都毫無保留地在作品中對人展示，似乎只有這樣才能減輕他心靈的重負一樣。可以說郁達夫的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就是他不斷地自我譴責、自我懺悔，靈與肉不斷搏斗的過程。從《沉淪》開始，他的每篇小說都是對自己靈魂的無情解剖，對自己行為的痛心疾首的懺悔。郁達夫作品中那種刻骨銘心的對女性的追求達到了變態(tài)的地步，而這種追求又不可得，于是他便以一種自棄自暴、自我摧殘的方式來放縱自己、宣泄自己的苦悶。《沉淪》的主人公狹邪嫖妓，但他每次從妓院回來又都自責自悔，認為自己豬狗不如，“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齒地說，下次總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個時候，種種幻想，又活潑潑地到他眼前來”。作品還描寫他偷看房東女兒淋浴后又羞又怕，回到房中自己打嘴巴，邊偷聽青年男女幽會邊罵自己像偷了食的野狗，“你去死吧，你怎么會下流到這種地步”，等等。在《茫茫夜》中，這種變態(tài)的性心理表現(xiàn)得更明顯，主人公于質(zhì)夫痛恨自己半生遇不著一個愛自己的女人，同時又悔恨自己以前污泥樣的生活，然而又無法改變自己，為了滿足其變態(tài)的心理，他竟然向一個小店的女店員要來一根用過的舊針狠刺自己的臉，這完全是一種自虐。在《遲桂花》中，主人公郁先生看到朋友的妹妹后在心里產(chǎn)生了邪念，繼而意識到自己靈魂的骯臟，便立即向她進行了懺悔，把自己的邪念全部供出，最后得到了她的諒解，從而使兩人的情感得到了升華。《迷羊》直接用懺悔錄的形式表現(xiàn)了主人公與女戲子的一段同居生活，凡此種種，郁達夫的多數(shù)作品中都能看到這種靈魂的自我搏斗。總而言之，郁達夫的懺悔表現(xiàn)出一種向上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是一種對人性中固有的弱點的懺悔。中國的多數(shù)文人對自己所犯下的錯誤一般都能找到客觀原因加以解脫，實在找不到，從主觀上認識了錯誤也就變成了好事，所謂聞過則喜，浪子回頭金不換正是這個意思。而在郁達夫作品中，你卻看不出他認識錯誤后的輕松，也找不到承認罪過后的快感，讀者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個負罪者沉重的壓抑和難以解脫的痛苦，他是真誠地在懺悔自己所犯的罪，從中可以感覺到他內(nèi)心經(jīng)歷著最痛苦的煎熬，郁達夫的這種真誠的懺悔贏得了無數(shù)青年的心。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以知識者為主體的思想啟蒙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作為啟蒙者的知識分子本身心靈上也經(jīng)歷著猛烈的震蕩。這個運動的參加者們大多數(shù)出身于封建宗法制家庭，是財主的兒女們，所接受的大都是傳統(tǒng)的教育，這樣，在他們身上往往存有雙重人格，他們是舊時代最后一批知識者，又是新時期第一代知識分子。由于生活環(huán)境和文化教養(yǎng)的關(guān)系，他們的內(nèi)心矛盾重重，可以說他們的整個生命都被歷史分割著，這種矛盾不可避免地在他們的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來。覺醒的知識者在對自己的舊家庭進行批判的同時，也能批判地認識自己，然而他們一時又無法與這家庭完全脫離干系，無法完全擺脫自己曾經(jīng)習慣的生活方式，這樣在走上新的道路時，這一代知識者強烈地感受到自我個性中那種纖細復雜的高級文化所培養(yǎng)出來的敏感脆弱與時代格格不入，于是就出現(xiàn)了真正深層意義的痛苦懺悔和心靈的激蕩。瞿秋白的創(chuàng)作中較早地流露出這種矛盾的心理，在《餓鄉(xiāng)紀程》中他既批判了宗族制度的罪惡，又承認自己難以完全擺脫對過去的留戀。作品具體描繪了作者思想發(fā)展的軌跡，剖析了他從避世、厭世到傾向于社會主義的三個階段的心路歷程：“我的心性，在這幾乎類似游民的無產(chǎn)階級的社會地位中融匯鑄煉成什么樣子我也不知道，只有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幾度的回光返照的時候，映射在我心里，影響于我生活，成一不可滅的影像，洞穿我的心胸，震顫我的肺肝，積一深沉的聲浪，在這蜃樓海市的社會里，不久且穿透了萬重疑網(wǎng)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來。”這舊時代之死對于一個覺醒的知識者來說竟有如此大的影響，以后的《多余的話》更可以看做是瞿秋白的懺悔錄，從一個布爾喬亞知識青年到革命運動的指揮者與領(lǐng)導者，瞿秋白深深感到力不勝任，他自己覺得在中央領(lǐng)導崗位上的半年對他來說似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jīng)像完全用盡了似的，心理已極度疲勞，淋漓盡致地反映了這種具有雙重身份的知識者在真正的血與火的革命中種種不適應的惆悵及復雜心態(tài)。

王統(tǒng)照的長篇小說《春華》也反映了與瞿秋白大致相同的心情，青年知識分子堅石在決心出家之后，首先想到的還是他那個世俗的家，這使他沮喪不安，他無法解釋自己為什么會這樣。同樣的情況在蔣光慈的小說中也有表現(xiàn)，《田野的風》中的李杰，是一個背叛自己家庭的青年革命家，應該說他的革命意志是堅定的，但當暴動的農(nóng)民決定要燒毀他的家宅的時候，他的內(nèi)心表現(xiàn)得十分矛盾與痛苦，繼而又為自己靈魂中這一閃念的動搖而悔恨羞愧。類似這樣的懺悔意識，不僅表現(xiàn)在一些革命作家的作品中，甚至于像林徽因這樣的出身于上流社會、貴族氣息又很濃的作家身上也時有流露，她的《窗子以外》表現(xiàn)了高層文化人想要理解勞動者的不可能，同時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某些弱點。盡管這樣的懺悔較多表現(xiàn)出來的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思想，卻說明知識分子對社會、對自身的認識進了一大步。再往以后，20世紀30年代的艾青，尤其是到了延安以后的何其芳的懺悔意識，就表現(xiàn)得更直接、更突出。艾青出身于地主家庭，又是吃了貧苦農(nóng)民的奶長大的，這特殊的經(jīng)歷養(yǎng)成了他終生的憂郁和懺悔。而何其芳在延安時期的詩作可以說是他靈魂的自我搏斗、無情解剖自己的實錄。

以上種種事實表明，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學家，由于處在特定的歷史發(fā)展時期，他們無法逃避現(xiàn)實和對于歷史的責任，所以，在批判舊時代的同時，他們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

在五四文學作品中，有相當部分是描寫工農(nóng)勞苦大眾的，這與五四時期進步知識分子勞工神圣的主張有很大關(guān)系。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曾一度以勞動養(yǎng)活自己為榮，工讀主義盛行一時，他們希望通過勞動和自身心靈的陶冶，泛化出美妙的社會來。反映和贊揚勞動者的文學作品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應運而生的。而實際上當時的情況是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知識者對勞動人民普遍不熟悉，不了解他們的真正痛苦，所以看到的也只是皮相的東西，這就是為什么在五四時期有那么多的作品描寫人力車夫的緣故。因為對于生活在城市的知識分子來說，人力車夫、修鞋匠等是最具體的勞動者，而不管是否符合實際，在這些健壯、勇敢、樸實的勞動者面前，知識分子能不自慚形穢，能不感到自己的渺小么？魯迅的《一件小事》最能體現(xiàn)知識分子在勞動者面前的懺悔心理。作者用了對比手法，以人力車夫的高大反襯“我”的渺小。盡管在撞倒老女人這件事中車夫和“我”都沒有責任，但當“我”正在心里嘀咕著車夫去扶老女人是多事時，車夫卻自動到巡警所認罪去了。如果說這還不足以照出“我”靈魂的卑下的話，那么后來“我”又抓了一大把銅元給車夫的舉動卻使“我”羞愧得無地自容了。在與勞動人民的對比中，魯迅自慚形穢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因此，這篇作品并不單純?nèi)缫话憬炭茣f，是歌頌勞動人民的優(yōu)秀的品質(zhì)，更重要的是魯迅為自己與勞動人民存在的差距而懺悔。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寫了一個以繁重的體力勞動謀生的女工高尚的靈魂，她看到“我”每天夜里去閑游而白天卻在家睡大覺，以為“我”在夜里做了壞事而規(guī)勸“我”要自食其力，好好做人，她的地位是低下的，可靈魂卻是那樣高尚，而“我”盡管生活無著落，卻又不能像這女工一樣去從事體力勞動，這是多么讓人羞愧呀！郁達夫的另一篇作品《薄奠》描寫的也是人力車夫，主人公“我”每次坐在洋車上心都不安，總有一種壓迫別人的感覺，于是總愛與洋車夫談閑話，想以這種方式緩和他的勞動之苦，作者稱之為“淺薄的社會主義”，“一邊高踞在車上，一邊向前面和牛馬一樣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談些無頭無尾的話”。其實，與其說這種方式是為了減輕拉車者的痛苦還不如說是為了使坐車者心理平衡以減少自責更準確。這些描寫都較真實地把握住了知識者面對勞動人民時那種深深的自責感，類似的內(nèi)容在郭沫若的詩中也有表現(xiàn)，在《西湖紀游》中他用一種夸張的語言寫道：“雷峰塔下／一個鋤地的老人／脫去了上身的棉衣／他那健康的黃臉／他那斑白的須髯／他那筋脈隆起的金手／哦，他那慈和的眼光／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聲‘我的爹’／把他腳上的黃泥舔個干凈”。在這里，詩人雖然對老農(nóng)過分美化，對自己懷有一種近乎自虐的感情，但也可以看出詩人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在贊美勞動者，同時也為自己的形象而慚愧。

以上幾篇作品都以勞動者為主人公，都以勞動者的高大完美來映襯自己的渺小與不足，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不過是把人性的完美原則慷慨地附在了他們并不熟悉的人物身上，他們在作品中歌頌勞動者，并不一定表明他們對勞動階級的深刻理解和真切感受，而恰恰表現(xiàn)出他們對這些階層的生疏和隔膜。正因為如此，五四時期描寫勞動人民的大多數(shù)作品中，人物的外形是勞動者，而抒發(fā)的卻是知識分子的情感，表達的是知識分子的懺悔心理，這正是人道主義的懺悔的特征。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普遍地有著巨大的政治熱情和社會責任感，他們甚至不顧一切地投身于改造社會的政治活動中，所以就難免有一定的盲目性。五四新文化運動曾使無數(shù)青年興奮不已，然而五四高潮很快過去了，隨之而來的是五四新文化陣營的分化、大革命的失敗。這急轉(zhuǎn)直下的變化使許多作家一度陷入苦悶彷徨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們孤獨、失望、幻滅，仿佛一個人在曠野里行路，因此對自己先前追求的一切都產(chǎn)生了懷疑，普遍有一種飛了一圈又回到原地的感覺。對白色恐怖的強烈憤怒以及對自己無力改變這種現(xiàn)實的失望使他們不斷沉湎于自我懺悔當中，張聞天的長篇小說《旅途》，王統(tǒng)照的《鐘聲》，廬隱的《蘭田的懺悔錄》、《時代的犧牲者》，丁玲的《暑假中》等作品反映的都是類似的內(nèi)容。《旅途》與《蘭田的懺悔錄》中的女青年都認為是知識和爭取戀愛自主的選擇害了自己，否則做一個無知無識的鄉(xiāng)下婦人也沒有那么多的痛苦。《蘭田的懺悔錄》中的蘭田是一個覺醒的知識女性，也是一個醉心于婦女運動的人，被父親和繼母許配給一個有錢的紈绔子弟做妾，于是她憤而離開了自己的舊家庭。然而，由于封建勢力的強大、社會環(huán)境的險惡，又找不到方向，正如蘭田所說：“我戰(zhàn)勝了這種不自由的婚姻，但是無情的社會，殘酷的人類，真是出了火坑又溺了水坑了。”后來她和一個自己鐘愛的男子相愛并訂了婚，但很快這個男子卻和另一個女子結(jié)了婚，于是人們對蘭田議論紛紛。在這種精神打擊下，蘭田產(chǎn)生了悔恨之情，她說：“到現(xiàn)在我不覺要后悔，知識誤我，理性苦我，不然嫁了，隨便地嫁了，安知不比這飄零的身世要差勝一等？啊！弄到現(xiàn)在，志比天高，但被人蹂躪，全身玷垢，什么時候可以清洗。”《暑假中》的女主人公甚至后悔自己從牢籠中飛了出來，她們都為自己的曾經(jīng)覺悟而后悔、自責。其實，不難看出，以上作品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悔恨也罷，懷疑也罷，都往往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懺悔，而是他們夢醒后無路可走而產(chǎn)生的一種悲觀厭世的思想和憤世嫉俗的生活態(tài)度。這樣的懺悔一方面反映了五四高潮過后一部分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軟弱無力，同時也體現(xiàn)了他們的一種變形的反抗。然而，即使是在這種變形的反抗與懷疑中，也包含了五四知識者對歷史的反思和對自我的否定，包含著知識分子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中對自身弱點的真切認識，因而這種懺悔仍是真實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五四時期的文學家們心靈經(jīng)歷著最痛苦的煎熬，他們大多數(shù)懷有深深的懺悔意識：為民族的愚昧落后而懺悔，為自己身上存在的人性中固有的丑惡而懺悔，在人道主義的感召下為自己出身在貴族家庭而懺悔，在沖出自己的舊家庭后為自己的動搖不定而懺悔，在同勞動人民的對比中為自己的渺小而懺悔，如此等等。盡管這些懺悔的內(nèi)容和層次各不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是真誠地在審視自己的過去和現(xiàn)在，毫無虛偽的成分，因而也是真實感人的。

五四新文學中表現(xiàn)出來的懺悔意識，是五四作家對舊的文化傳統(tǒng)和非人社會的一種反叛，也是五四時期人的自我意識空前覺醒的表現(xiàn)。它不同于中世紀宗教上的“原罪”說，恰恰相反，它帶有強烈的現(xiàn)代意識和自我批判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五四時代精神最具體的體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