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曉琳《純潔》全文|賞析|讀后感

朱曉琳

那句話是他六歲時說的。

他從一歲起就被全托在市委機關幼兒園里，幼兒園圍墻太高，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與外界接觸最多的時候，要數星期六下午，家長們來接孩子的那一刻。

某個星期六回到家里，他與上小學二年級的哥哥一起吃保姆削好的梨，隨口講道：“虹虹媽媽的奶奶頭像鴨梨這么大……”就像平時講“王振海他爸爸又開著吉普車來接他回家”一樣。幼兒園每個孩子都認得虹虹媽媽，一個被花衣裙裹住的又高又胖的女人。

哥哥把吃進嘴里的梨全吐了出來，大叫：“好呀! 你講下流話，告訴爸爸媽媽去?！彼@呆了，嗓子眼被梨渣堵了個嚴嚴實實，死命拉住哥哥的衣袖。他開始討好哥哥，分吃的總讓哥哥先挑，新玩具也咬緊牙關讓哥哥先玩，爸爸媽媽全說他變得乖了。春天，哥哥與同學一起去郊外小河溝捉蝌蚪，他實在抵不住這次活動的誘惑，尾隨著他們走了好長一段路。哥哥把他堵在路邊：“你再跟，再跟就告訴爸爸媽媽，你講過下流話?！彼D時像被腌過的黃瓜一樣，軟軟地垂下腦袋往回走。

后來，在離家不遠的那家電影院，輔導員親手替他戴上了紅領巾，還摸了摸他的臉蛋。再后來，他佩上了三條紅杠杠的大隊長臂章，和哥哥一起在市少年宮見到了宋奶奶。從少年宮回來，夜里他做了個夢，夢見老師和同學都知道他曾講過下流話，紅領巾和大隊長臂章被沒收了……醒來時滿臉是汗。

在中學里填完入團志愿書，他暗自慶幸除了哥哥誰也不知道他講過的那句話，而哥哥此時正遠在北大荒。在機關通過他入黨的支部大會上，他第一次用顫抖的手點起一支煙，暗想：要是在座的同事知道他六歲就會講關于女人的下流話，他們還會為他舉手嗎?

新婚之夜，客人散盡，他在屋里來回踱著，終于嚴肅地對妻說，要告訴她一件他過去的事。妻滿臉驚異，唯恐他嘴里吐出的炸彈毀掉新房里的一切和她終身的幸福，只用力抓住他的手，催他快說。他喝干兩杯茶，又抽完一支煙，才將六歲時說過的那句話完整地講給妻聽。妻沉默片刻，突然爆發出一陣他從未聽見過的大笑：“天哪，你這個傻瓜，我還以為你進過公安局或殺過人呢!”他不知所措，也跟著妻大笑起來。這一夜，他躺在床上，覺得自己像初生的嬰兒一般純潔，渾身的骨骼和肌肉都徹底放松下來，從六歲到現在，他走得太疲勞太疲勞了。

選自《小說界》1988年第4期

【賞析】 你盡可以將《純潔》置于社會的封閉形態乃至教育學的框架中作面面觀。但只要你不是只將悲劇界定為一種藝術類型(如古希臘悲劇)或風格類型(悲劇美)，你就不得不在做著上述一切的同時，給其深刻的悲劇性以更多的關注。小說對特定情境下作為存在的人的悲劇的把握給我們以如此強烈的感受： 悲劇應當是有關人類本體哲學的概念。

背負沉重的十字架，“他”由六歲艱難行至新婚之夜，這已是一個在個體來說意味很濃的悲劇。而對釀成悲劇因由的考察則使我們發現，包裹這個體悲劇的分明是時代的作為某種類存在的人的悲劇。

特定時代受傳統道德教化的影響以及出于束縛個性的整體利益的考慮，構建出至凈至純的理想形象。當著具有雙重身份的理想形象(即在個體說來作為榜樣與目標，在群體說來作為測度別人的標準和要求)被社會群體自覺不自覺地用來規范存在的人時，后者食色聲味的感性欲求與一己的喜怒哀樂終于為其所不容，理想形象超歷史、超現實的神性與特定個人的現實性構成了必然矛盾。擺脫這一矛盾的愿望和努力與實際上不可能滿足的必然就此決定了人物只能歸之悲劇厄運。于是，我們看到了“他”在“原罪”意識的催使下追求純潔，看到了和“他”同處于悲劇地位的兄長帶點狡黠地以至凈至純的榜樣形象映照“他”的“丑陋”。“純潔”不可得，“劣跡”卻不斷被憶及的事實更進一步強化了“他”的“罪感”，在至善至美的理想形象眩目的光照下，“他”不禁想宣稱徹頭徹尾有缺陷的不是理想而是現實，而是自身。

蹚過漫長的二十余年，他終于得以解脫。但當我們從對《純潔》悲劇性的沉思中醒悟過來，反觀今天的現實時，不難感到類似的悲劇并未絕跡。面對現實，如果我們不是將《純潔》僅僅理解為“他”的悲劇，那么它應該給我們以深刻的啟迪： 我之為我，正是因為我非“單一的我”或“純粹的我”;我之所以具有鮮活的生氣，正是因為我未趨同于神化的理想形象，而是一個包含了種種缺陷在內的全面發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