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為什么是一個異教徒

宗教終是一樁屬于個人的事件，每個人都必須由他自己去探討出自己的宗教見解。只要他是出于誠意的，則不論所探討得到的是什么東西，上帝絕不會見怪他。每個人的宗教經驗都是對他本人有效的，因為我已說過它是一種不容爭論的東西。但是，如若一個誠實的人將他對于宗教問題的心得用誠懇的態度講出來，也必是有益于他人的。我在提到宗教時，每每避開它的普泛性而專講個人的經驗，就是這個緣故。

我是一個異教徒。這句話或許可以作為一種對基督教的叛逆，但叛逆這個名詞似乎略嫌過火，還不能準確地描寫出一個人怎樣在他的心理演變中，逐漸地背離基督教。他怎樣很熱誠地極力想緊抱住基督教的許多信條，而這些信條仍會漸漸地溜了開去。因為其中從來沒有什么仇恨，所以也談不到什么叛逆。

因為我生長在一個牧師的家庭中，有一個時期也預備去做傳道工作，所以在意旨的交戰之中，我的天然感情實在是向著基督教方面，而并不是反對它。在這個情感和意識交戰的當中，我漸漸地達到了一個確定地否認“贖罪說”的地位。這個地位照簡單的說法，實在不能不稱之為一個異教徒的地位我始終覺得只有處在有關生命和宇宙的狀態的信仰時，我方是自然自在而無所交戰于心。這個程度的演變極其自然，正如兒童的奶牙脫落，或已熟的蘋果從樹頭掉落一般。我對這種脫落當然是不加以干涉的。照道家的說法，這就是生活于道里邊。照西方的說法，這不過是依據自己的見解，對自己和宇宙抱一種誠懇的態度罷了。我相信一個人除非對自己抱著一種理智上的誠懇態度，他便不能自在和快樂。一個人若能自在，便已登上天堂了。在我個人，做一個異教徒也無非是求自在罷了。

“是一個異教徙”這句話，其實和“是一個基督徒”在意義上有什么高下之分？這不過是一句反面的話，因為在一般的讀者心目中，“是一個異教徒”這話的意義，無非說他不是一個基督徒罷了。而且“是一個基督徒”也是一句很廣泛很含混的說法，而“不是一個基督徒”這句話也同樣意義不很分明。最不合理者，是將“異教徒”這名詞的意義定為一個不信宗教或上帝的人。因為根本上，我們對“上帝”或“對于生命的宗教”的態度還沒有能夠定出確切的意義。偉大的異教徒大都對大自然抱著一種深切的誠敬態度，所以我們對異教徒這個名詞，只可取其通俗的意義，將它作為不過是一個不到禮拜堂里去的人（除為了一次審美的行動外，我確不大到禮拜堂里去）。是一個不屬于基督教群，而并不承認尋常的正統教義的人的解說。

在正的方面，中國的異教徒（只有這一種是為我所深知而敢于討論的）就是一個以任心委運的態度去度這塵世生活的人。他稟著生命的久長，腳踏實地，很快樂地生活著。時常對于這個生命覺到一種深愁，但仍很快地應付著。凡遇到人生的美點和優點時，必會很深切地領略著，而視良好行為的本身即是一種報酬。不過我也承認他們因想升到天堂去，才做良好的行為，反之，如若沒有天堂在那里誘引，或沒有地獄在那里威嚇，即不做良好行為的“宗教的”人物，自有一些憐憫和鄙視的心思。倘若我這句話是對的，則此間有很多的異教徒，不過自己不覺得罷了。現在的開明基督徒和異教徒其實是很相近的，不過在談到“上帝”時，雙方才顯出他們的歧異點。

我以為我已經知道宗教經驗的深度，因為一個人不必一定像紐孟樞機主教（Cardinal Newman，英國羅馬天主教領袖與作家）一般的大神學家才能獲得這種經驗——否則基督教便失去了它的價值，或已經被人誤解了。在我眼前看來，一個基督徒和一個異教徒之間的靈的生活，其區別之點不過是崇信基督教者是生活于一個由上帝所統治和監視的世界中，他和這個上帝有著不斷的個人關系。所以也可說他是生活在一個由一位仁慈的父親所主持的世界中，他的行為水準須諧合于他以一個上帝之子的地位所應達到的標準。這個行為水準顯然是一個普通人難于在一生中，或甚至在一個星期中，或甚至在一天之中毫無間斷地達到的。他的實際生活實是游移于人類的生活水準和真正的宗教生活水準之間的。

在另一方面，這異教徒住在這世界上像一個孤兒一般，他不能期望天上有一個人在那里照顧他，在用祈禱方式樹立靈的關系時即會降福于他的安慰。這就顯然是一個較為不快樂的世界，但也自有益處和尊嚴，因為他也如其他孤兒一般不得不學習自立，不得不自己照顧自己，并更易于成熟。我在轉變為異教徒之中，始終使我害怕的，并不是什么靈的信仰問題，而就是這個突然掉落到沒有上帝照顧我的世界里邊去的感念，這個害怕直到最后的一剎方才消滅。因為當時我也如從小即是基督徒的人一般，覺得如若一個人的上帝其實并不存在，這個宇宙的托底便好似脫落了。

然而，有時一個異教徒也會將這個更為和暖的、更為快樂的世界，同時看成一個更為稚氣的、更像尚在生長中的世界；一個人如若能夠長久保持著這個幻想，確是一件好而有益的事情，他的觀念將和佛教徒對生命的觀念相近似；這個世界將因此好似更為彩色華麗，不過也將因此成為一個不十分實在的，所以價值較低的世界。在我個人說起來，凡是不十分實在的和彩色過重的事物都是要不得的。一個人如要得到一種真理，必須付一筆代價，不論它的后果如何，我們終是需要真理的。這個境地在心理上，正和一個殺人者所處的境地相同：如若一個人犯了一次殺案，最好辦法就是自首。我就是因了這個理由鼓起勇氣轉變為一個異教徒的。但一個人在承認一切之后，自會沒有懼怕的。心里安適就是一個人在承認一切之后的心境（這里我覺得我已受了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影響）。

我或者也可以將基督徒的和異教徒的境地用下列的說法加以區別：我個人的異教思想同時為了自傲心和自卑心棄絕了基督教，是情感上的自傲心和理智上的自卑心，但籠統地說起來，自卑的成分比自傲居多。我是為了情感上的自傲心，因為我深不愿見除了我們是人類的理由，所以應該做和藹合禮的男女人之外，還有別的理由；在理論上，如若你喜歡將思想分類，這個當可歸入可做代表的人性主義思想。但大半我是為了自卑心，為了理智上的自卑心，因為在現代天文學的面前，我不能再相信一個尋常人類會被大創造者視為一個重要的分子，因為一個人類不過是地球上一個極其微渺的分子，地球也不過是太陽系中一個極其微渺的分子，而太陽系更不過是大宇宙中一個極其微渺的分子罷了。人們的大膽和傲然夸張，實是所以使我傾跌的東西。我們對于那個“超人”所做的工作，所知道者只不過是幾千萬分之一，怎能夠說已經知道了他的性質？怎可以對他的能耐做假定之說呢？

人類個人的重要，無疑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之一。但我們試看在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這條教義已將他們引向怎樣可笑的夸張。在我母喪后出殯的四天之前，忽然大雨傾盆，這雨如若長此下去（這在漳州，秋天是時常如此的），城內的街道都將被水淹沒，而出殯也將因此被阻。我們都是特地從上海趕回去的，如若過于耽擱日子，于我們都是很不便的。我的一個親戚（她是一個極端的但也并不是不常見的中國篤信基督者的榜樣）向我說，她向來信任上帝，上帝是必會代他的子女設法的。她即刻做祈禱，雨竟停止了，顯然是為了這樣便可以讓我們這個小小的基督徒家庭舉行我們的出殯禮。但這件事里邊所含的意義是：倘若沒有我們這件事夾在當中，上帝便將聽任全漳州的萬千人民遭受大水之災，如以往所常遭到的一般；或也可說是：上帝不是為了漳州萬千的人民，而只是為了我家這少數幾個人要赴著晴天出殯，所以特地將雨停止。我覺得實是一種最不可思議的自私自利，我不能相信上帝是會替如此自私的子女想什么法子的。

還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寫了一篇自傳，其中述說在他的一生中上帝許多次照顧他的故事，希望因此榮歸于上帝。其中有一件上帝照應他的事件是：當他籌集了六百元去購買到美國的船票的那一天，上帝特地將匯兌率降低一些，以便這位重要人物在購買美金船票時可以便宜一些。以六百元所能購買的美金而言，高低的相差至多不過一二十元，難道上帝單單為了使他這個兒子可以得到一二十元的便宜，竟肯使巴黎、倫敦和紐約的交易所經歷一次金融風潮嗎？我們應記得這種榮歸于上帝的說法，在基督徒群中是并非罕見的。

人們的壽限大都不過七十歲，他們竟會這般厚顏自傲。人類以其集合體而言，也許已有一部很動人的歷史，但以各個而言，在宇宙中正如蘇東坡所說，不過是滄海之一粟，或如朝生暮死的蜉蝣罷了。基督徒不肯謙卑。他們對于這股他們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的生命巨流（這股巨流永遠向無窮無盡處流去，如一條大河之流向海中，永遠變遷，而也是永遠不變的）的集體的永存，從來不知道感覺滿足。瓦器將向窯工問：“你為什么將我燒成這個模式，為什么將我燒成這般脆法？”瓦器因為易于破碎，所以感覺不滿足。人類有了這樣一具奇異的身體，幾乎近于神圣的身體，也仍感覺不滿足。他還要長生不老！他不肯讓上帝安寧。每天還要做祈禱，他每天還要從這個萬物之源那里討些個人的賞賜。他為什么不讓上帝得些安寧呢？

從前有一個中國學者，他不信佛教，但他的母親很相信。她極其虔誠，整天不停地念“阿彌陀佛”時，她的兒子即在旁邊喚一聲“媽媽”，她惱了。“這樣看起來，”她的兒子向她說，“菩薩如果也聽得見您這般喚他時，他不也要發惱嗎？”

我的父母都是極虔誠的基督徒。每晚聽我父親領頭做晚禱，便可以知道他的虔誠程度。我是一個對宗教感覺很敏銳的孩子。我以一個牧師兒子的地位，受到教會教育的便利，我從其長處獲得益處，但也從其短處獲得痛苦。對它的長處，我是始終感謝的，對于它的短處，則將它轉變成我的力量。因為依照中國哲學的說法，一個人的生命是沒有所謂好運或厄運的。

我是不許到中國戲院里邊看戲的，不許聽說書的，完全和中國的民間神話故事隔絕。當我踏進教會學校之后，我父親所教我讀過的一些《四書》完全荒廢了。這或許于我是一種益處——因為這一來，我在從未受過西方教育之后，能以一個西方小孩走到東方新奇世界里的愉快心境再回去研究這些舊學。當我在學校讀書時，我完全拋棄毛筆而專用自來水筆，是于我最有益的事情，因為這使我在心理上始終覺得東方是一個完全新的事情，在心理上始終覺得東方是一個完全新鮮的世界，直到我已有了做研究它的準備的時候。如若維蘇威火山不將龐貝城掩沒，則龐貝的古跡必不能保存得這樣完備，那地方石板街上所留下的車轍必不能保存到今日，教會學校的教育就是我的“維蘇威火山”。

思想這件事總是危險的。而且，思想總是和魔鬼有聯系的。當我在學校受教育時，也就是我最虔信宗教的時代，我心中對于基督教生活的美麗感覺和一種對任何物事都想探求其理由的念頭已漸漸地發生沖突。但很奇怪，當時我并沒有感覺到那種幾乎使托爾斯泰因之而自殺的痛苦和失望。在每一個階段中，我仍覺得自己還是一個統一的基督徒，在信念上仍很融洽，不過比上一個階段開通一些，在盲從教條上次數略少一些。無論如何，我終究還隨時想到“山上的教訓”，圣詩中如“看那些田中的百合花啊！”這種句子太好了，相信它不會是假的。我就因了這些，因了意識到內心的基督教生活，所以生出了新的力量。

但教義很可怕地從我的心頭漸漸地溜了出去，許多淺近的事情漸漸地使我覺得不自在。“肉體的復活”這一條，當基督未能在第一世紀中如人所期望的第二次降臨里邊實現，諸圣徒沒有從他們的墳墓里邊肉身走出來時，即已證明是不成立的，這一條現在依然存在于圣徒的信條中。這就是很淺近的事情中之一端。

后來，我又加入了神學班，以求深造，于是又發現了教義中的另一條也使我起疑的地方。那一條就是“處女生兒”，美國各神道學院的主任教授對于這一條都各抱著不同的見解。最使我動惱的是：中國信徒在受洗禮之前，必須將這一條囫圇承認，不許稍生疑問，而同一教會里邊的神學家不許公然認為是一件疑問。這好似有些虛偽，而且似乎是不公允的。

我讀到高級的神學，研究到“水門”究竟在哪里那種細微問題時，便覺得責任已經解除，因而對于神學不肯認真，結果是我學科的成績漸漸低落。我的教師即以為我的性情根本不適于做一個教會牧師，因此主教也以為我不如從此脫離，不愿再在我的身上耗費徒然的教誨了。這在我現在看來，也好似一種不露相的好運。因為我很疑惑如若我當時依舊讀下去而終身穿上了一件牧師的長袍之后，是否真能夠心口如一！這種對于神學家和一般的教徒所信仰的信條的反抗意念，在我看來，實在近于我所謂的“背叛”了。

這個時候，我已達到深信基督教的神學家實是基督教大敵的地步。他們有著兩個我最不能了解的矛盾點：第一，他們將基督教信仰的整個結構完全系在一個蘋果上。如若亞當沒有吃蘋果，世上即不會有原始的罪惡；如若世上并沒有原始的罪惡，世上便不需要什么救贖。不論那個蘋果在象征上有怎樣的價值，但這一點終是極顯明的。基督本人從來沒有提起過原始的罪惡或救贖這件事情，所以它其實并不符合基督的訓誨。總而言之，我從研究文學之后，也如現代的美國人一般，不能意識到我有著什么罪惡，而且絕不相信我有罪惡。我所能意識到的就是：上帝只要能如我的母親愛我的一半，便絕不會將我打到地獄里邊去。這是我內心意識里邊的最后一次行為，不論為了哪一種宗教，都不能不承認其為事實。

還有一個問題，在我看是尤其不合理的。這就是：當亞當和夏娃在蜜月中吃了一個蘋果時，上帝即異常大怒，罰他們的子孫世世代代為了這一件小小的罪過而受罪，但是，當同是這班子孫將上帝的獨子害死時，上帝異常快活，將他們一起赦免。不論人們對這件事有怎樣巧妙的解釋相佐證，我總認它是極不合理的。這也就是使我不自在的末了一件事情。

我在畢業之后，依舊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徒，會自動地在北京的清華學校（非教會學校）里組織了一個主日《圣經》班，這事曾使當時的許多同事教員心里很不高興。這《圣經》班的圣誕日集會使我最受痛苦，因為我是在拿一件自己所不相信的偽事在那里告訴給中國的兒童聽。自從我將一切都借著理智破解之后，留在我心中的就只剩了愛心和恐懼兩件事，一種渴望能依賴一個全智的上帝，庶使我可以覺得快樂的愛心，如若沒有了這個一再撫慰的愛心，我便不能如此快樂和安寧——和墮落到孤兒世界中去的恐懼心。最后我居然獲救了。我和一位同事辯論說：“如若沒有上帝，人民便不肯行善，而世界必將顛倒了。”

“不然。”我的孔教同事回說，“因為我們都是懂道理的人類，所以我們應該能夠過一種合于道理的人類生活。”

這個令人崇尚人類生活尊嚴的說法，割斷了我和基督教的最后一絲關系，從此之后，我便成為一個異教徒了。

現在我已完全明白了。異教的信仰是一種更為簡單的信仰。它沒有什么假定之說，也無須做什么假定之說。它專就生活事實而立論，所以使良好的生活更為人所崇尚。它在不責善之中使人自然知道行善。它并不借著種種假定的說法，如：罪惡、得救，十字架、存款于天上，人類因了上天第三者的關系，所以彼此之間有一種彼此應盡的義務，等——都是一些曲折難解，難于直接證明的事情——去勸誘人們做一件善事。如若一個人承認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會自然而然將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餌誘視做贅物，并將視之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東西。人類之間的互愛應該就是一件終結和絕對的事實。我們應該不必借著上天第三者的關系而彼此相愛。基督教在我看來，好似已使道德成為一件非常困難、非常復雜的事情。罪惡反而是一件極動人、極自然和極可悅的東西。在另一方面，異教主義倒好似能夠將宗教從神學里拯救出來，而恢復了它的信仰的簡單性和感覺的尊嚴。

其實，我頗已看出有許多神學的謬說怎樣從第一、第二、第三世紀中漸漸地產生，將“山上訓誨”的簡單真理歪曲成一種嚴厲、不合人情、自以為是的結構，以供一個祭司階級自私地利用。從“啟示”這個名詞即能看出其中的隱情。這啟示就是一種授予一個先知的特別秘密或神圣計劃，由這先知以師生授受的方式世代傳襲下去；這啟示也是各種宗教中從回教和摩門教到活佛的喇嘛教和愛迪夫人的基督教科學所都具有的，以便他們可以各自握著，當做一種得救的特有注冊專利品。凡是祭司階級都是依賴這個啟示為他們的日常食糧而獲得生活。“山上訓誨”這個簡單真理必須修飾起來，必須將上帝所重視的百合花鍍上金子。于是我們有了“第一個亞當”“第二個亞當”，如此類推下去。圣保羅的邏輯在基督教的早年時代似乎很能動人聽聞，令人很難責難，但在現在較為乖滑、較富于意識的人的心目中，便十分勉強、缺乏力量了。而崇尚啟示的弱點即在這種亞洲式演繹邏輯和現代對真理較為乖滑的領悟之間，顯露于現代人的眼前了。所以，只有借著回到異教主義和不承認啟示，一個人方能回到原始式的（在我看來是較為滿意的）基督教。

所以說一個異教徒為不信宗教的人是錯誤的，其實他所不信的不過是各式各樣的啟示罷了。一個異教徒是必然信仰“上帝”的，不過他因恐旁人誤會，所以不肯說出來。中國的異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文學中所用以表示這個“上帝”的名詞，其最常見者就是“造物者”。唯一的不同點就在：中國的異教徒很誠實地聽任這位“造物者”隱處在一個神秘的光環中，不過對他表示著一種尊畏和虔敬即以為足夠了。對于這個宇宙的美麗，對于萬物的巧妙，對于星辰的神秘，對于上天的奇偉，對于人類靈魂的尊嚴，他都是能領會的。他接受死亡，他接受痛苦，視之不過為生命所不可免的東西，視之如曠野的陣風，如山間的明月，而從無怨言。他以為“委心任運”乃是最虔敬的態度和宗教信仰，而稱之為“生于道”。如若“造物者”要他在七十歲死亡，他便坦然在那時去世。他又相信“天理循環”，所以世界絕不會永遠沒有公道。此外，他便無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