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
(1983年)
威廉·戈爾丁
事件背景
威廉·戈爾丁英國小說家。1935年從牛津大學畢業后,當過演員和教師,二次大戰時服役于皇家海軍,戰后重返教育界。大學期間即酷愛寫作,1954年出版“現代經典之作”《繩王》,一舉成名,此后又相繼發表10多部長篇小說。
1983年,戈爾丁由于“在小說中以清晰的現實主義敘述手法和變化多端具有普遍意義的話闡明了當代世界人類的境況”,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本文就是他的獲獎演說。
那些對現在正在發言的人多少有所了解的人們,正如英國新聞界知名人士透露的,將要花半小時時間,屈尊地聽一個索然無味的老生常談。確實,我給你們的第一印象將是一個白胡子的古怪老頭,他也許會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大家引入昏暗、壓抑的境地,這種昏暗是無可挽回的,月全蝕式的。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我雖然是一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老頭,因而即便是有點兒——讓我輕聲地說——輕浮,還請大家原諒。哦,希望大家不要誤會,我身邊沒有伴舞女郎,我不打算為你們唱歌,也不想耍把戲、扮小丑——我怎么會想到耍把戲呢?真是怪事!一個被當作悲觀厭世的人,怎會在耍把戲這類的輕浮舉止中尋歡作樂呢?
你也能體會到,任何年齡的人在今天這樣高層次知識界的聚會上發表講話,都將是一件難事。想到這一點,就使人畏懼。再說,什么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尊嚴呢?他們都說,沒有比一個老傻瓜更傻的人了。
那么,也可以說沒有比一個中年傻瓜更傻的人了。25年前,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悲觀主義者”這個諢號,卻沒料到這個諢號會一輩子跟牢我。我就某些方面來看,可以舉一個另一種藝術形式的例子,拉赫瑪尼諾大那段著名的《升c小調前奏曲》就始終伴隨著他。觀眾每次非得讓他演奏完這段曲子,否則也無論如何也不讓他離開舞臺。與此相類似,評論家們總是一頭栽進我寫的書本里,非找出些貌似悲觀厭世的東西不可。我不知該作如何理解。我自己并沒有感到痛苦絕望。事實上,我曾竭力改變自己表達個人感情的方法。可是由于某些評論家的質疑我只得把自己稱作一個“世界上頭號的”悲觀厭世者,而不是一個宇宙的樂天派。我應該想到,任何擁有一定語言才能的人,都懂得我在使用“宇宙的”這個詞的同時,更注重的是它的內在含義,而不是名稱本身。盡管它的衍生詞“普通的”也可以解釋為同一意思,但我選擇“宇宙的”則是更加含蓄。我所指的是,當我把世界視為一個由科學家們構筑起來的、受一套套規章制度操縱、不斷地一成不變地重復的世界時,我就成了悲觀主義者,臣服在萬能的“熵”神腳下。而當我考慮到科學家們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時,我又成了個樂觀主義者。當諸位因我的作品而將具有世界性聲譽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我時,我不明白我為什么就不能也和大家縱情歡樂一番呢。20年前我試圖把我作品中的某個角色在精神上所感受到的兩種不同概念作區別,結果是搞得一團糟。
下面我引用一段我本人的作品:
他在獄中。火車終日在鐵軌上奔馳。日食和月食是可以預測的。青霉素治好了肺炎。原子在依次序裂變。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明白無誤地解釋,驅散了神秘感,顯示出一個實用的現實社會,易于理解,易于分割。手術刀和顯微鏡已失去了作用。示波器在不斷準確地顯示人的行動。
“然而那時,一天到晚行動總是處于平衡狀態,既無幸運可言,也不會出現失誤,不是善,就是惡。根據這個模式,我們認定精神存在于整個宇宙之中卻誰也沒有觸及過:已經接觸到的只是被黑暗勢力抓住的囚犯,囚禁、審問、判決、宣布,等等。這兩個世界都是真實的,它們之間沒有過渡。”
使我感興趣的是,兩者之間存在某種過渡這一想法,是否會有什么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因為現在我們知道世界也有起源(不錯,作為開玩笑,我要說我們是一直了解這一點的。我給大家舉一個簡單的例證,并且禁止大家去檢驗它。一旦萬物沒有了起源,那么廣邈的時間早已消逝,我們也就不可能活到現在這一刻)我們還知道,或者說起碼是科學地假設在一個黑洞的中心,一切的自然法則不再適用。既然所有的科學家們都或多或少地帶有某種宗教色彩,而大多數宗教信徒都很少有完全不信科學的,因此我們發現人性充滿了整個宇宙。科學智者們相信黑洞里面有可能會發生奇跡,而宗教領袖們則認為黑洞的外面就有奇跡。事實上,這兩方面都相信會出現奇跡。光榮歸于萬能的上帝,你們在我身上可以看到悲觀主義色彩并沒有減弱。大家所面臨的更大的危險,是一個古板的校長也許走了神,忘了他是在對一個班的學生講課。70歲的人也許容易這樣認為,他什么都經歷過,因此什么都懂。他會認為壽命的長短就是智慧的保證,是發表高論的資本。在他看來,莎士比亞和貝多芬正值五十二三歲的壯年就離開了人世,實在是太可惜了。像那樣的青壯年人能知道多少東西呢?不過到了午夜,當時鐘敲響,新的一年又開始的時候,也許他會一反常態,為自己年齡增大所帶來的不便感到沮喪。也許會對某一句被公認為富有詩意的句子——某個年輕人偶爾想到的句子仔細推敲。因為他從來也不覺得自己的年齡足以使他把生活的種種疑難問題解決掉。他寫道:“人們必須容忍/他們這樣地走下去/也許有一天他們會重新回頭”。這種想法最能形容一個老人內在的歡樂本性。一個老人企圖尋求愉快,這與他的垂暮之年有什么不相宜之處嗎?然而,一位英國詩人卻對此進行了責難:
大衛、所羅門,
花天酒地,妻妾成群;
晚景凄涼,不堪困窘,
留下箴言,告誡世人。
詩的權威性,當是無可非議的,但對這一點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剛才我給諸位引證的,是幾句普遍認為充滿詩意的散文體法,現在我再給大家引用我寫的幾句詩:
索福克勒斯,杰出的雅典人,
臨終時曾經說,心中的愛已經覆滅,
好似逃脫猛獸之口,
還有比這更好的嗎?
他說這害己的是耄耆之年,
可那位朗克洛,
被問到同一問題時,
卻說不對,母親雖高壽,
她的慈祥可親卻有增無減。
顯然,歲月的流逝不一定能使我們的智慧之花枯萎,陳規陋習也無法使豐富多彩的個性失去光彩。眼下,我們不必過分嚴肅,但須考慮周全。我個人正面臨著另一種危險,我不會說小部落的語言,而在尼日利亞這樣的國家,部落語言不下600種之多。當然任何一種語言的價值,都是不可估量的。1979年的希臘桂冠詩人埃利蒂斯曾明確指出文學作品的相對價值,是無法按贊成人數的多少來計算的。這一點我相信,這是對評委會的最高頌詞,他們不計讀者的多或寡,而是堅持不懈地發掘作品的內在價值。約翰·濟慈曾這樣評論過那些希臘詩人:“他們安祥地長眠在茵茵的綠草底下,為一個弱小的民族留下了偉大的篇章。”此話千真萬確,弱小有時也是美麗的。再引用另一位詩人的話——雖然我只是個散文作者——這樣大家就可以從中領略到我此刻的心情——本·瓊森曾寫道:
這不是森森大樹參天,
卻叫人心曠神怡,
也不是三百年古橡樹,
一朝被伐、干裂、枯萎。
五月多嬌艷,
那一夜香銷玉隕迅如閃電,
美妙絕倫恰似曇花一現,
美滿的生活,寥若晨星。
我使用的語言是英語,使用英語寫作的詩人、作家層出不窮,使用其他任何一種語言的作家,不論古今,相比之下從數量上來說就會相形見絀。然而在今天,一種語言使用過于廣泛,比起使用過于狹隘卻是弊大于利——猶似橡樹而不似百合。它已傳遍全世界,廣告、導航、科學、談判、討論,不勝枚舉。每天總有上百個政治團體,用英語滔滔不絕發表議論,也許一種語言被濫用至此,結果是被異化,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如果一個人用英語說話,也許會認為只是在對少數幾個頭面人物,或是家庭成員或是老朋友說話;或者是大聲地自言自語,或者是在夢囈之中。可是,后來他卻發現,不知不覺之中是在對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區里的人在說話。想到這些不由令人心涼。從今年的情況看,美國的桂冠詩人占壓倒多數,而英國作家只有我一人。值得慶幸的是,雖然我的母語被普遍使用,而且使用的人數超過了遠在歐洲西海岸的英倫三島,然而他們所說的卻仍是正宗英語的各種方言俚語。就我個人而言,我無法確認這么多的語種,將會因為彼此間的距離變得不易理解,這還是會因為電視和人造衛星的媒介而日益統一起來。但是,目前英語作家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使作品易于理解,避免使幾億讀者處于一知半解的境地。文學評論家的人數,也會因為看懂作品的人數受到限制而發展困難,連他們也逃脫不了變壞的境遇。不管他搜肚刮腸地寫出來的文章多么晦澀難懂,總會有記者——我們姑且稱他為“X”——把文章和一份義憤填膺的評論一起寄來,說他——“X”,曾經是一個活的靶子,如今成了死的靶子,豎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射手前供他們任意瞄準。就是我那些最有聲望、最杰出的同胞和獲獎作家,如溫斯頓·丘吉爾,也未能逃脫這一厄運。當時針對丘吉爾獲獎一事有位評論家曾尖刻地評論過,說他獲獎的事實“不知是獎賞他的詩歌還是獎賞他的散文?”確實,像這一類的觀點我也聽到過,對我來說,甚至于更難想象,就是說寫這篇演說詞,它比起我少年時代在學校老師規定的題目寫的任何一篇文章都難。唯一的差別是,我今天是在一張大書桌上寫,而且獲得的成績將在更大范圍內公布。
現在,人們也許會問:講話的這個人什么時候談到正題呢?他應該多講講小說才是!當然,過會兒,只一會兒,我就會言歸正傳的。事實上,雖然每一個獲獎的作品都各有其獨到之處,但決不能把它們孤立起來看待。即便是小說,如果一登上象牙之塔,那么除了少許幾個登峰造極的之外,則無讀者可言。陽春白雪,曲高和寡。
我過去一直認為小說的前景是不樂觀的。下面我再引用一段我本人的作品。這一次講的是男孩子們的成長——并不專指某個特殊男孩,而是泛指。
男孩子們不看重書本,他們往往把書本分成幾類:有講性欲的、戰爭的、或是西部片、講旅游的和科幻的。男孩子寧愿毫無選擇地接受他所熟悉的那一部分書,而不肯費心去嘗試另一陌生的部分。他在瓶子上貼上標簽,只有確認它就是從前同樣的這種試劑時,才會使用。必須把所有的偵探小說都裝進一只綠紙盒里,否則就會可能要遭罪,誤讀一本毫無謀殺情節的書。——我總是在琢磨那些忙忙碌碌的事務主義者,我們中大多數是和藹可親、天分不高、才智平平的庸人;好脾氣,有修養,然而在一大堆未經分析的事實面前,憑著手頭一些零零碎碎的技術,就顯得束手無策。真正的文學作品,其受歡迎的程度,與那些無時無刻都在變換花樣供人們消遣的娛樂方式是無法比擬的。我看不出文學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只不過是些簡單、不斷重復的傻話,只有當電視上沒有西部片時,才拿出來換換胃口。毫無疑問,比起19世紀的前輩來,他們的生活要比我們文明得多,他們不再盲從,他們不再恐懼。但正如劣幣驅逐良幣,劣等的文化代替了優等的文化。隨著作出各種價值判斷所必需的能力的一天天衰敗、減弱,詩歌、純文學作品、劇本和揭示新生活的小說又會有什么遠大的前程呢?
這段話是我在20年前寫的,我認為,就小說而言,整個狀況是發展了,但不是向好的方向發展。各種體裁、分類日益明確,來自其他媒介的競爭亦愈演愈烈。總之,小說并無內在的永恒性。
當然,“故事”則是另一回事。大家愛聽一連串連續故事,而且正如我們一位新聞檢查員所申明的,興趣局限于這些事件的點點滴滴是否都是真實,就如已故的山姆·戈德溫想寫一本有關地震的故事,然后逐步引向高潮。大家都喜歡故事情節扣人心弦,但又都盼望有個大團結的結局。最簡單而直截了當的是——當孩子由于某些惡作劇行為而大哭大鬧時,大人就立即把他們拉到身邊,先是大聲斥責,而后開始講故事“從前如何如何”,這時他們準能立即安靜下來,專心致志地聽著。故事永遠伴著我們。但是書中出現的實際故事。或是說西方人心目中的“故事”又是什么呢?當然,如果形式不當就不能算是。我們已經夠麻煩的了,生活、藝術、文學、復雜紛亂,無法把各種過時了的形式再包容下來,也無必要用拜占庭式古老而無味的東西來麻煩自己。不錯,在這種情況下,讓小說靠邊兒站吧。但是會產生什么后果呢?當然某種對人類精神生活至關重要的東西也許會隨之而消失!一部小說,可以先看前面,也可以先看后面,各人可按自已地閱讀速度從容不迫地看,甚至讀上一遍又一遍,前后來回跳躍。書中所敘的故事情節大多樸實耐看,筆觸良好,且有指導意義,不隨意取舍,而是由低潮逐漸轉向高潮,步步發展,延續于整個生命歷程。
倘若把小說簡單地置身于我們和一個冷若冰霜的統計員之間,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能使這兩件截然不同的人可以長時期的、密切地相處在一起。這就是小說的功勞。它的作用不在于挽救和維護一個人的個性尊嚴,而是能保持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各自特色。我認為,任何一種其他的藝術形式,都無法如此細膩地刻畫人物的外表和內心,使他活生生地展現在眼前。小說起碼可以把一個人明顯地從億萬民眾中區別出來。我曾說過象牙塔以及我們各項研究的重要性。現在,關于小說我還想再添上一句——這些研究都把文學與安逸撮合在一起。坦率地說我們面臨著兩個問題——要么我們自己把自己從地球上消滅掉,要么一步步地蠶食地球所賦予的財富,直至把它毀了。需要小說作者來向你指出這些冷酷的現實是如何相互排斥的嗎?對其中一個問題,一個不久即將發生的災難,不打算在這里討論。假如我把這個講壇變成為表演高談闊論的反對核武器的舞臺是不負責任的,然而在歷史的這個節骨眼上避而不談我們面臨的危險同樣也是不負責任的。對這些危險大家和我一樣清楚。往往當不宜談論的事被談論,不宜考慮的事正在考慮時,我就會轉向莎士比亞,這里我只想引用思想巨人哈姆萊特的一段話:
你沒有留下一個笑話,譏笑你自己嗎?這樣垂頭喪氣了嗎?現在你給我到小姐的閨房里去,對她說,憑她臉上的脂粉擦得一寸厚,到后來總要變成這個樣子的;你用這樣的話告訴她,看她笑不笑吧。
也許我對夫人有些不公道,因為有各種各樣的頭腦,不同性別的頭腦,我又扯得太遠了。引用世俗小說或是抒情詩的某些段落,都無法揭示出問題的實質。我必須對這種危險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且已經說了,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現在從事物本身來看,我也算是盡了力。
難以克服的是另一種危險。引用另一位桂冠詩人的話來說,我們人類不會一下子毀滅,而是將慢慢地無聲無息地被毀滅。也許是在20世紀70年前而不是在20世紀60年前,我第一次發現并置身于這個奇妙的土地上。它位于我的祖國的西海岸,在犬牙交錯的巖岸邊,我忽然發現了地球月亮和太陽,它們在奇妙地相互影響著,為此我感到無比的興奮。當我最后證實了從科學上來說無法使某個行動在遠距離之外受到影響,當月亮處在某一個特定的部位,海潮比任何時候落得都低,海岸會露出一塊凹陷,我記得那是一處洞穴。岸石中間的積水潭里,常常聚集著這樣那樣的生命。但是這個水潭,位置特別低,看來只在受到天體運行的影響才露了出來,這種情況在我度假時的凹潭邊也看見過一兩次。在這個深潭里,曾有過別處難以見到的許多奇怪的生物(在游向深不可測的大海之前),我現在可以清晰地記起并感受到這一切,可惜無法表達那種特殊的吸引力,興奮,而且不,不是同情心,也不是好奇心,而是一種發現某種生物的全部秘密和它的奇妙之處時所引起的熱情。它應該是或者是和我一樣活生生的生命。似乎宇宙和中心就在那里,看得見,摸得著。僅在數英寸以外的靜水中,花開花謝,由綠變紫,不僅是一種樂趣、消遣,而且是活生生的新的發現。它們是有生命的,我們彼此喜愛,直到海水的第一層細浪將它們吞沒。暑假一結束,我又回到了老地方,遠遠地離開了大海,心中珍藏著對那個洞穴的美好記憶——不,從某種意義上講,我是把那個洞穴以及見到過的那些奇妙的珍品一起帶了回來。我依靠回憶月亮在落潮時的形狀和那些在巖石草叢中蜿蜒爬行的小生命,來驅散心中的恐懼,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我常感到雖身處異地,卻好像仍站在洞穴前望著月光灑在落潮上,波光粼粼,仿佛看見大千世界的絕妙之處而感到無比欣慰。
自那以后,我一直未再去過。那個積水潭——現在看來不過是個水潭——如今仍在那兒,而且在水位較低的落潮時刻,如果把腰彎得低一點,仍可望清里面的一切。可惜的是,里面再也沒有什么生物了,只是一潭清澈見底的積水。沙粒、巖石、積水,如此而已。那些生物曾經盤踞過的地方,已被磨出了兩個洞,就像兩只眼窩,也許你會覺得在觀察一個骷髏而傷感。生命不存在了。
這就是生命的自然進程嗎?石油是這樣形成的嗎?難道是那些垃圾和化學污物毀壞了我童年的夢境嗎?我無法得到解釋,也得不到解釋。重要的是,從這個簡單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我們人類是如何在耗竭這個唯一賴以生存的地球的。
如今,文學對此有何妙計呢?我們有計算機,有人造衛星;我們有最高級的宇宙飛船,可以把某種復雜的機器安放到遙遠的星球上,以回收信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這一切諸位都知道,甚至比我懂得多。文學只有語言詞匯,一種類似開山斧、銅鑿子這些人類第一次用來在巖石上雕琢自己的形象時所使用的最原始的工具。這種工具所制造出來的產品,與硅谷生產的精品相比,自然是相形見絀。但請記住丘吉爾,因為盡管文藝評論家的百般挑剔,他還是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這并不為詩歌也不為散文。他的獲獎完全是由于一頁用詞簡樸的敘事作品。因為那些是真正能表達人類的戰勝和藐視一切困難的充滿真情的言詞。那些從戰爭中過來的人們,知道是丘吉爾的詩作為一種精神而改變了整段歷史面貌。
如此說來,那把黃銅鑿子還不算太壞。文學,通過不斷地發展技巧,賦予熱情和作家碰上的好運氣,證明它可以成為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東西。它們可以使人們相互交談,某些文字不僅能表達作家的意圖,還能傳達世界上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文字使人們能主動與別人攀談,大街上的人與他的朋友談話,直到細微的漣漪變成滔天大浪,沖擊著每個民族——從常識上來說,出于正常的謹慎態度,一般統治者無法否認的談判潮流已經形成,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一國與一國之間的相互交流,就有希望學會有節制、有遠見,不向大自然索取非分之財。書籍、故事、詩歌、演講,這一切能使我們每一個關心人類發展的人,逐步走向一個沒有戰爭威脅的、有遠見的理智世界。這一切靠正面的宣傳是無法辦到的,至少我本人不行,無法即刻寫出幾個故事來幫助人類認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得當;但是有些人能行,更多的關懷,更多的愛。有些人希望有某種政治制度來創造這一切;而另一些人則希望用愛來創造這樣一種體制。我的信念是:人類的前途在于這一二者之間。因此我們的行為舉止必須符合人道主義精神,謹慎從事,慷慨大度,十分明智,這樣就會發現對我所居住的這個星球的資源的無情掠奪是多么荒唐的事。
因為我們是上帝創造的奇跡,我特別懷念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距今已經500余年的挪威人朱莉安娜。她曾被魔力所控制,魔鬼將一顆東西放在她的手掌上,只有胡桃大小。魔鬼告訴她這就是地球。魔鬼把這個地球上所要發生的所有千奇百怪的、驚天動地的和令人沮喪的事都告訴了她。最后,有一個聲音對她說,這些事都會過去的,所有的生物安然無恙,地球上的一切將會變得更好。
現在,我們雖然無鬼神附體,也仍在觀察我們的地球,我們的父親,我們的母親——大地女神蓋雅,她就像浩邈宇宙中的一顆熠熠發光的鉆石。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她的財富是取之不盡的,她的面積是漫無邊際的。我們都是這顆放射著藍光的鉆石的子孫,通過大地母親我們都成為整個太陽系的一分子,從而成為宇宙的一分子。在這個充滿詩情畫意的事實里,我們都是各個星球的子孫。
我總覺得我還是下來的好。丘吉爾、朱莉安娜,更不用說本·瓊森和莎士比亞了——天哪,這都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啊!聲名鵲起名噪一時,終于有了輝煌的一天。還有那位最講實際的人,尤里烏斯·凱撒——我總是想起他,內中的原因也許諸位能猜得著,因為陸軍元帥凱撒大人——尤里烏斯·凱撒據說是一直以帶著桂冠來遮蓋他頭上的禿頂的。當人們認為應該以桂冠來贊揚桂冠詩人時,詩人本人也許最清楚他的桂冠能遮蓋什么,不止是禿頂。這就是說,他決不能對自己的成就過分認真。好在總有某個神靈——我不想指出是那一位——提醒我必須認識到自己在包羅萬象的大千世界中是多么的渺小。就在得知自己成為1983年度文學獎得主的那天,我驅車來到一個小鎮,把車停在一個不適當的地方。汽車在那兒只放了幾分鐘,可是當我回來時卻發現車窗上已貼了罰款單。一位女交通警察,面帶怒容地站在車旁。她指著對面墻上貼著的告示,說:“你看不懂嗎?”我只得灰溜溜地鉆進汽車,慢慢地轉過街角。我看見兩名警察站在人行道上,就遠遠地站在對面,取出塑料袋里的停車單。他們穿過馬路向我走來,當我詢問因有要事可否能當場付清罰金然后直接去市政廳。其中一位警察說:“不行,不能這樣做。”他說這番話時面帶微笑,這種笑容只有見到那些有點愚蠢但顯然是無意犯了過錯的人才有的。他用手指指罰款單上那塊標有寄車人姓名和住址的方格,說:“你得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填在這兒,開一張10英鎊的支票,按所寫地址付停車場管理員,然后在信封上注明相同的地址,在右手上方貼上一張16便士的郵票寄出。最后我們要衷心地祝賀您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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