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部靚女俊男的老套愛情故事片受到萬眾頂禮之時，當一位香港大歌星的流行音樂獨唱會門票飆升到千元一張之時，當上上下下的機構都以贏利賺錢為自己“發展”的最高目標時，當官本位和金錢被普遍當作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準時……“自我”于是潰退了下來，它放棄了自身的精神家園，加入到迎合粗俗、獻媚世俗的行列之中，惟恐落伍，生怕吃虧，還美其名曰“與大眾通俗文化接軌”。其實，所謂“通俗”只是遁詞而已，媚俗才是真的，因為他們趨同的并非真正的通俗文化。正如作家李國文所言，那只是一種類似于粗俗陋態的名為“大城市中的小市民心態”的反映，它所給人的，“既是一種涌動的力量，又是一種可怕的惰性”。

面對這種侵蝕人的心性和人格，又來勢洶涌的媚俗浪潮，還有人敢于樹起獨行特立的大旗，向它叫板、命它讓步、逼它就范嗎？

有。當然有。而且早在幾千年前就有了。君不見，屈原在他的抗爭世俗的苦斗中，在他為自己冰清玉潔的靈性抗爭時，早就這樣歌言其志了：“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守護住純凈的節操，呵護好遠大的志向，確實可能付出愁、苦、窮之類的代價；然而，為著立身處世的人格高標，也為著那個大寫的“人”字，面對洶洶而來的俗氣惡氣濁氣，我們依然要說：做人，決不能媚俗、從俗。

1．以豪氣護衛正氣，不向俗態低頭

世俗之類的東西，往往是瞅準了人的某些弱點發起進攻的。一個人只要對自己抱有信心，并且不妨在性格里挾裹那么樣一點兒狂傲之氣，就有可能像李白一樣，不僅有一股決不向世俗低頭的硬氣，更有一種傲視世俗的豪氣，敢于在世人面前高唱道：“我本楚狂人，風歌笑孔丘。”作家張揚就有這樣的自信與豪氣。80年代初他去廣州，一次來到某外匯商店，腳還未跨進去，就被門衛粗暴地擋了回來。張揚不由得也跟著那門衛“張揚”起來，叱問：“你們門上的牌子呢？”門衛詫異問何牌子，張揚答道：“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后來他向人講起這事，還憤而拍案道：“當時，如果我有一支槍呀……”在不少人媚洋還惟恐不及的時候，哪里還敢“張揚”那凜凜然的自尊、自信與自傲的情感呢？而張揚則不然。因為他的心底時時儲藏著一汪做人的自信與狂傲，因此，在面臨世俗的丑態時，方才能在千百年來的等級森嚴、崇洋媚外的惡濁氣氛之中，張揚出一片疾惡如仇的豪氣與膽氣，并護衛住自身的凜然正氣了。

2．以大眾呵護小我，不向俗態鞠躬

媚俗的另一種表現，是對于一己的所謂“精神家園”以及對于權勢的過分關注與熱衷；由此，一些人便形成了以自我利益為中心、惟我獨尊的處世態度，而決不肯向大眾這個“大我”投去一瞥關注。如果這樣的媚己媚權之態成風，那么對權勢的懾服與對大眾的冷漠會同樣與日俱增，最終也將泯滅了社會的良知。作家梁曉聲針對“人人都關心自己的精神家園”現象，鮮明地提出：“作家還要關注大眾的精神家園問題。”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憂世憂民，這就決非是杞人之憂了。人們注意到，這些年來，梁曉聲始終能夠站在大眾的立場上，時時處處以自己獨特的憂患意識為百姓吶喊、為社會分憂，一門兒心思地反映“大我”，描述“大我”，因此才寫出了為世人所矚目的《年輪》、《浮城》、《九五隨想錄》等作品，而不像那股俗世濁流一樣，只熱衷于表現自我的呻吟，追逐一己的得失，并以暴露自我的病態為榮。一個有社會良知的人，無論如何是不會向這種世俗濁流低頭、向卑劣與自私妥協的。

3．以率真維護心性，不隨俗態俯仰

一般而言，屈從于世俗大流的人，往往放棄了自身的獨立人格，隨人俯仰、仰人鼻息，過的是一種心性被扭曲的日子。而置身于這種小市民的俗態氛圍之中，一個人欲保持自身的心性自由和獨立，那就極需要一種自持自處的精神，一種我行我素的人生態度。作家李國文就是這樣的，他公開說：“我從來不相信一個人說我作品好就好、一個人說我作品壞就壞。即使所有的評論家都對我搖頭，我也抱去他媽的態度。寫文章本來不易，還要抬頭看這看那的臉色，實在太累。”于是，他堅持自己的率真的待人態度和寫作方向，決不像一些經常改換門庭，靠了不斷地投靠新的主子、不斷地變幻臉嘴去光宗耀祖的人；更不像那些隨風搖擺、為迎合俗世而無原則地捧場的人。惟其如此，他才活得坦率真誠，活得灑脫無羈，活得不藏不掖，因而使自己進入到一個做人的嶄新天地——“隨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

4．以自潔隔離塵囂，不為金錢所累

人的七情六欲中，金錢可謂是一個永恒的誘惑，也是凡塵所須臾不可離之的寶貝。盡管人人都需要它、離不開它，然而，若為著追隨拜金的塵囂而放棄自己的人格與品性者，那就離作金錢的奴仆只在咫尺之遙了；也就使自身人格顯得卑瑣了些、媚俗過分了些。反過來，一個有豐富情感和高尚人格追求的人，面對著金錢的誘惑，他就能做到潔身自好，不為物累。錢鐘書先生說過一句話：“我都姓了一輩子‘錢’了，還會迷信這東西嗎？”果然，他以潔身自好的方式不斷隔離著自己與這尤物這媚態的距離，不斷地跨越金錢和物質帶來的困擾，活得十分超脫自然。普林斯頓大學邀請錢先生講學，開價半年就是16萬美金，食宿交通費還在外，而且是兩周才授一次40分鐘的課。可他卻一口回絕了這令人咋舌的誘惑，回答該校說：“你們研究生的論文我都看過，就這種水平，我給他們講課，他們聽得懂嗎？”英國某老牌出版社，得知錢氏有一部寫滿批語的《英文大辭典》之后，欲以重金收購，同樣被先生一口回絕了。好萊塢制片商與他簽署了《圍城》版權協約后，多次邀他赴美旅游觀光，也被先生一口回絕了。這種潔身自好，“不假思索”地自動同金錢“疏離”的做人態度，在錢先生看來自然得很，合情合理得很。因為，由此他就可以保持自己身心的純凈，潛心于學問海洋之中，而不為世俗羈絆。這，不正有著古代哲學家莊子那種神游八荒、笑傲燕雀的鵬鳥風采了嗎？

5．以高雅陶冶心性，不為粗鄙所擾

在如今人們的文化生活中，高雅文化逐漸式微，而一些粗俗、拙劣的文化產品則紛紛粉墨登場，大行其道，在不斷降低人們的鑒賞口味的同時，也不斷吞噬著人們的原本澄明的心性。本來，文化呈多元趨勢是件好事，但是，只要是文化，就難免有雅俗之分、有高下之別。尤其是一些打著通俗旗號的文化產品，那種不入流的書籍、光盤、音帶，那些迎合某些庸俗口味的小品、歌曲和影視作品，正在一股勁兒地迎合著人們人性中庸俗粗鄙的一面，正在無休止地敗壞著我們的胃口，那就實在是值得人們警惕了。別以為只要沾了“通俗文化”、“大眾文化”的邊兒，就一俊遮百丑，就什么都好，就對它百般迎合趨附，這樣下去，最終只能使我們的文化產品在媚俗中走向尷尬與衰微的境地。比如那個曾寫出過受世人矚目的《新星》的作家吧，正在可以為人們創造出更多美好的精神食糧的時候，卻為氣功熱特異功能熱所吸引所俘虜，竟然不惜花費極大精力，寫出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的“巨著”，為江湖騙子胡萬林作鼓吹和辯護，真可謂媚俗至極，已達到走火入魔的地步。當然，隨著胡萬林的騙術被揭破以及胡氏本人的被逮捕，看來，那位作家為神話的鼓吹之筆和吶喊之音也可以歸于沉寂了。但由此我們能不受到如此的啟示與教訓嗎；對于反科學的、粗鄙低俗的所謂“文化”，一定不要被它的面具和偽裝所蒙蔽所困擾；雖然作為一個個體，我們每個人都可謂微不足道，但是，畢竟我們心靈與心性之中，還應當有為良知為人性中向善一面呼吁的義務，還在渴望著高雅文化的陶冶，還在企盼著鍛鑄人生的輝煌——僅僅為了這個，我們也應當不遺余力地靠攏高潔與高雅。

6．以無羈蔑視世俗，不為虛偽所困

世俗生活不乏某種平庸、惰性和虛偽相互混雜的一面，為著人的天性的回歸，也為著人的個性的張揚，不少有特立獨行之志的人，便常以蔑視那種虛假平庸為己任，于是走向另一極，以出平常人常理的率真坦誠、佯狂傲世、驚世駭俗、高自標置而自詡。應該說，這種對塵囂濁世的反叛，盡管可能有過火之處，可畢竟是對媚俗的虛偽風氣的一種抗爭啊。甚至可以說，惟有保持了心靈自由的人，方才能在平庸、惰性與虛偽的嘴臉前，樹起高揚自我意識和個體自豪感的旗幟，方才能在“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的嘯歌聲中走向出類拔萃和不同凡響的境界。比如魏晉名士劉伶，在醉酒時，他赤身裸體在自家房中吟嘯，甚至稱“天是我房，房是我的衣褲”。其驚世駭俗之狂傲，真可謂溢于言表。又如元末畫家王冕，當著作郎李孝光欲推薦其任府中職務時，反被這磊落之士臭罵了一通。又如名士怪杰金圣嘆吧，他蔑視孔夫子的“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等吃飯的“教條”，居然專挑登壇講經之前去大嚼一番狗肉，凡此種種不拘禮法、不媚世俗的放浪形骸，正顯示出一種向虛偽宣戰、向平庸叫板的豪氣，當然也是掩蓋自身內心的大悲慟大哀痛的一種掩飾性和自衛性的“佯狂”。筆者無意提倡如此出格的狂傲，但是，不論這些個癡、癲、迂、狂是真是假，是實是虛，他們那對于虛偽與平庸的俗態的反叛和抗爭，也確實令人稱道讓人佩服。如果縱觀一遍古今中外的這種狂士，對公眾生活中的虛偽與平庸抨擊得最甚的，莫過于法國人文主義思想家蒙田了。他尖銳地指出：為公眾服務的口號中可能恰恰隱藏著野心，一個人出于自傲方才裝得謙虛，——這，正是社會上的虛偽風氣與教會的騙術給帶來的。應當指出，蒙田盡管也佯狂也獨處，但在內心依然用一把人格的尺子比量、剪裁和修訂著自己，并以此權衡自身言行的合理性，關注蕓蕓眾生的痛癢苦樂。可見，智者的高自標置和特立獨行，實際上是對虛偽世俗的最為極致的抗爭與叛逆。

記得余秋雨先生在《歷史的暗角》中，專門揭露了那種置出類拔萃者高自標置者于死地的人，他統稱之為“小人”。是的，小人，他們正是媚俗從俗中的主角和生力軍。如李國文先生所言，他們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最會嫉妒強者也最會奚落弱者，之后并以此自慰。此外，他們有吞象之欲望卻無捉鼠之能耐；他們在權勢、金錢面前神經特別發達，可以卑劣庸俗無恥卻又麻木不仁甚至同流合污沆瀣一氣……不正是這些俗氣庸態，使得“一個崇高完美的理想會變得愈來愈粗俗、愈來愈物化”（《日瓦戈醫生》）了嗎？因此，我們必須超脫出媚俗的窠臼、掙脫開世俗的羈絆，方才有可能在人格上精神上自由起來、堅強起來。要做到這點，除了上述的可鑒之道以外，還需要盡可能做到像余秋雨先生所吶喊的那樣，“在心理上強悍起來，不再害怕我們害怕過的一切：不再害怕眾口鑠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蠅成陣……以更明確、更響亮的方式立身處世，在人格和人品上昭示高下與貴賤的界限”。——能以一己言行作為崇高與卑俗的鮮明標識，作為一個“人”，已經算走上人格的高標了，我們還有什么可怨可悔的呢？

（瞿澤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