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1842年1月3日，我在英國利物浦登上“布列坦尼亞號”郵輪，開始了美國之行。我最先到達波士頓，在波士頓盤桓一段時間后，經過哈得富爾、新港，抵達紐約，游歷紐約以后，再游歷費城和華盛頓。在這些地方，我主要考察了當地的盲人院、瘋人院、少年收容所等慈善機構，參觀了監獄和法庭。在華盛頓，我還特別考察了美國參眾兩院議政的情況。從華盛頓出發，我折道向西，先到里齊芒德、巴爾的摩，而后穿過阿里根尼山，歷經匹茲堡、辛辛那提、圣路易、哥倫巴司，渡過伊里湖，至尼亞加拉大瀑布，進入加拿大境內，再回到紐約。同年7月6日，我登舟回國。我對美國西部的自然風光、印第安人的文化和歷史、美國的奴隸制度等印象深刻。

【作品選錄】

我們二月五日(星期五)離開了波士頓，坐著另一路火車，去到了新英格蘭一個美麗的城市烏司特；我的計劃是，在那兒待到星期一，就住在好客的州長家里。

新英格蘭這些市鎮和城市(它們中間，有許多在舊英格蘭都只能算是村莊)使人見了，對美國鄉村起好印象，也和這些地方的人使人見了，對美國鄉下人起好印象，正是一樣。在英國所看到的那種修剪整齊的草坪和綠油油的草場，在這兒看不見；這兒的草，和我們英國那種專為美觀的小塊田園和牧場比起來，都顯得太茂盛，太蒙茸，太荒蕪了；但是秀美的陂陀，迤邐的丘阜，茂林陰陰的幽谷，細流涓涓的清溪，卻到處都是。每一簇鄰里聚居的屋舍中間，不論人家多么少，也都有一個教堂和一所學校，隔著白色的房頂和扶疏的樹木，露出半面。每一所房子的顏色，都是白中最白的，每一個百葉窗的顏色，都是綠中最綠的，每一個晴朗天空的顏色，都是藍中最藍的。我們在烏司特下車的時候，尖利、干爽的風和輕微凍結的霜，使道路變得幫硬，因此路上的車轍，都像花崗石作的溝槽一樣。當然，每一樣東西，都呈現出異乎尋常的新鮮面貌。所有的房子，令人看來，都好像就是那天早晨剛修蓋的、剛油漆的一樣，并且都好像可以在星期一就毫不費事拆了下來。在那個傍晚的爽利空氣里，每一種本來就清晰的線條，都比往常更加百倍的清晰。明凈的游廊，跟紙殼作的似的，都看不出遠近來，像茶杯上畫的中國橋一樣，并且好像蓋的時候，也同樣地本沒打算讓它適用。獨門獨院的房子上，房角都像剃刀一般銳利，仿佛把呼嘯著吹到它上面的風都切斷了，都割痛了，痛的比本來喊得更尖利，而飛著逃去。那些蓋得非常輕巧的木骨住宅，讓正要西下的夕陽燦爛地照著，只顯得好像晶瑩明徹，里外如一，能從這一面看到那一面，因此叫人覺得，一時一刻，都難以設想，住在房里的人，能免于眾目睽睽的注視，能進行怕人的秘密。遠處的房子，有時從沒掛簾子的窗戶里透出火光來，這種火光的來源即使是熊熊之火，卻也看著好像是剛剛生著了的、并沒有熱氣一樣；這種光景，讓人想起來的，不是舒適幽雅的洞房密室，有第一次看到爐火放光的人，臉膛紅潤，使滿室生輝，有到處掛著的帷幔，和煦溫暖，使滿室生春。它讓人想起來的，是新抹的石灰和還沒干的墻壁發出來的那種氣味。

我們在哈得富爾待了四天。這個城市地勢優美，它坐落在一個盆地之上，群山環繞；那兒土地肥沃，樹林陰翳，人工經營，極盡能事。康涅狄格州的州立法議會就設在那兒。出名的《藍色法案》，就是過去的時候，本州那些立法圣賢在那兒制訂的。這些法案，作了許多開明的規定，其中有一條，我相信，是這樣訂的：　任何公民，如果確實證明在禮拜天和他太太接吻，都要受枷足的懲罰。直到現在，過去的清教徒精神仍舊大量保存。但是這種精神，卻并沒使人們在作買賣的時候，少占一些便宜，也沒使人在和別人打交道的時候，多講一些公道。既然我從來沒聽說這種精神在任何別的地方起過那樣作用，那我可以下一個結論，說它在這兒，也永遠不會起那樣作用。說實在的，滿口仁義道德，滿臉肅殺嚴厲，不管他賣來世的貨色，還是現世的貨色，我向來是一樣看待的，所以，不論什么時候，只要我看見陳列窗里擺的貨樣子太引人注意了，那我就懷疑，那是不是掛羊頭賣狗肉。

在哈得富爾長著那棵有名的橡樹，查利王的特許書當年就藏在那棵樹里。這棵樹現在圈到一個紳士的庭園里了。特許書現在則藏在州議會廳里。我看到，這兒的法庭和波士頓的一樣；為公眾服務的機構也差不多同樣的完善。瘋人院辦得很好，盲啞院也辦得很不錯。

我到瘋人院參觀的時候，我自己問自己，哪是服務員，哪是瘋人呢？起先我分辨不出來；后來聽到服務員對醫生報告他們所看管那些病人的情況，才知道他們原來是服務員。我這個話，當然只是限于從臉上來看這一點，因為瘋人一開口，當然要說瘋話。

有一個整齊嚴肅的小老太太，滿面笑容，一團和氣，從一個長廊的一頭，側著身子來到我跟前，帶著無法形容屈尊就教的樣子對我鞠了一躬，向我問了下面這句令人不解的話：　

“龐提夫萊克特仍舊還在英國，安然無恙嗎，先生？”

“不錯，夫人，”我回答說。

“你上一次見他的時候，先生，他還——”

“還身體很壯，夫人，”我說，“非常的壯。他還叫我替他對你問候哪。我從來沒看見過他的氣色那樣好過。”

這位老太太，聽了我這個話，顯出很喜歡的樣子來。她斜著眼看了我一會兒，好像看一看我這種畢恭畢敬的樣子是否是真誠的，看完了，她側著身子往后退了幾步，又側著身子往前走了幾步，于是忽然單腳一跳(她這一跳，把我嚇得急忙往后退了一兩步)，跟著說：　

“我是一個洪水以前的人，先生。”

我當時想，我最好也順著她的心思，說我一起頭就有些猜到她是一個洪水以前的人了，我就那樣對她說了。

“做一個洪水以前的人，是使人得意，使人愉快的，”那位老太太說。

“我也想是那樣，夫人，”我回答說。

這位老太太把她的手一吻，又把單腳一跳，帶著頂古怪的樣子，臉上傻笑著，身子側著，往長廊那一頭走去，跟著儀態優雅地緩步走進了她自己的房間。

在這座樓里另一部分，有一個男瘋子，躺在床上，滿臉發紅，滿身發燒。

“好啦，”他說，一邊蹶然坐起，把睡帽摘掉，“到底一切都停當了。我已經和維多利亞女王都安排好了。”

“什么都安排好了？”大夫問。

“你瞧，就是那件事啊，”他帶著疲乏的樣子，把手往額上一抹，“安排圍攻紐約啊。”

“哦！”我裝作恍然大悟的樣子說，因為他直看我的臉，要我回答他。

“不錯，每一個人家，凡是沒有什么旗號的，英國兵都要開槍打。對于別的人，決不傷害，連一個都不傷害。希望避災免禍的，都得把旗子掛起來。他們用不著有什么別的舉動。他們只把旗子掛起來就成啦。”

即便在他談著話的時候，我當時想，他都好像有些感覺到他說的話，前言不搭后語。他剛說完了這些話，就又躺下去，似呻吟又不似呻吟地哼了一聲，用毯子把他那發燒的腦袋蓋上了。

我和大夫順著廊子往外走的時候，只見一個穿戴得很整齊的女人，態度沉靜，舉止安詳，來到我們跟前，遞過一張紙條和一支鋼筆來，說請我賞她一個親筆簽名。我給她簽了名，然后和她分手告別。

“我想，我記得我還沒進門的時候，也曾有幾個女人，要我簽名來著。我希望這個女人不是個瘋子吧？”

“是個瘋子。”

“她是怎么個瘋法？　是專迷親筆簽名嗎？”

“不是那樣。她老聽見空中有人說話。”

“啊，”我當時想，“到了現在這樣進化的年頭兒，還有人搞預言這一套把戲騙人，說他們聽見空中有人說話。頂好把這種人關起幾個來。先拿一兩個摩門派教徒開開刀，試一試才好。”

在這個地方，有世界上最好的候審犯人監獄；還有一個管理良好的州立監獄，一切辦法都和波士頓的相同，只有一點不一樣：　那兒墻頭上站著守望警，手里拿著裝好了子彈的槍。我到那兒的時候，那個獄里收容了大約有二百犯人。他們指給我囚房寢室里一個地方，說就在那兒，前幾年，一個看守在更深夜靜的時候，叫人殺害了，害他的是一個從囚室里逃出來的囚徒，因為不顧一切、拼命地想要越獄，才做下了這樣的事。他們還指給我看一個女囚徒，說她是謀害親夫的，已經一步不許外出幽禁了十六年了。

“你認為，”我問帶我參觀的那個人說，“她幽禁了這么些年，她還琢磨、她還希望，有能恢復自由的那一天嗎？”

“哦，琢磨、希望，”他說，“一點不錯，她那樣琢磨、那樣希望。”

“我想，她盡管那樣琢磨、那樣希望，她可沒有什么機會吧？”

“哦，這我可不知道，”——這種說法，我附帶一提，本是美國全國流行的說法——“她的朋友信不過她。”

“她的朋友和她的案子有什么關系哪？”我這樣問，是自然的。

“他們不肯替她申訴。”

“不過，我想，即便他們替她申訴，也還是不能把她弄出去吧？　”

“申訴一次，也許不能，兩次也照樣不能。不過如果老申訴，申訴幾年，把人鬧得都膩煩了，也許就能把她弄出去了。”

“從前有過這樣的事嗎？”

“哦，有過，有的時候，那種辦法，也可以生效。政界的朋友有時也可以把人弄出去。或者是申訴，或者是政界的朋友，都往往可以把人弄出去。”

哈得富爾在我的腦子里，永遠要使我極為愉快，使我極為懷念。那是一個可愛的地方，我在那兒交了許多朋友，他們都是使我不能淡然置之腦后的。我們是十一號(星期五)晚上離開那兒的，心里很難過。

我到別的地方旅行，途中有時有人問我，說華盛頓立法諸公的頭腦，是否給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他們說的這個頭腦，不是指著立法者們的領袖和首腦說的，而是很具體地指著長在他們每個人身上的腦袋說的，是指著他們長頭發的地方、他們表現腦相的地方說的。我回答他們的時候，總是說，“不曾，我不記得他們曾使我不勝激動過。”他們聽了這種回答，幾乎都憤怒而驚訝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既然我管不得許多，得把我這種直言無隱的看法在這兒重復一遍，那我就索性把我對于這個問題的印象，盡可能簡短地接著談一下好啦。

首先，我不記得我曾由于看到立法袞袞諸公而為之暈倒，或者甚至于為之激動而流快活、驕傲的眼淚。這也許是因為我那表示尊敬的器官生來就有缺陷——在平民院里，我是以丈夫氣概而非以婦人態度接受一切的；在貴族院里，我除了不勝困倦而打過盹以外，沒有別的“不勝”怎樣的經驗。我曾看見過市選舉和區選舉的活動，但是不管哪一黨、哪一派勝利，我從來沒有因為往空里扔帽子表示歡慶而把帽子弄壞了，也從來沒有因為歡呼我們的憲法光榮，歡呼我們獨立自主的選舉人高尚純潔，歡呼我們獨立自主的議員無可指摘的正直，而把嗓子喊啞了。我既然有這樣堅忍剛毅的氣度，能抵抗這種強烈的影響，那我這個人，在選舉各方面，很可能是性情淡漠，感覺遲鈍，到了冰冷冷的程度。這樣說來，華盛頓國會里的肉身柱石給我的印象，一定得按照我剛才自動作的這種坦白，加以應有的原諒。

我在這個公共機構里所看到的，是否是濟濟一堂的人物，在獨立和自由的神圣名義下結成一體，在所有的討論中，都申訴這兩位孿生女神堅貞純潔的尊嚴，因而在全世界景仰的眼光里，提高了這兩位女神的名義所代表的永恒真理，提高了他們自己的品格，提高了他們國人的品格呢！

剛剛一個星期以前，就有一位白發蒼蒼的長者，一位對于他的祖國是永垂不朽的光榮人物，一位像他的上輩一樣，對于國家立過功勞的人物，一位在美國現在這種腐朽中生長起來的蛆蟲都成了塵土的時候，還要年復一年、代復一代，受人愛戴的人物——剛剛一個星期以前，這樣一個人物，就在這個立法機構的諸公面前，受了好幾天的審問，只是因為他居然大膽，敢明明白白地指出，說那種把男人、女人和他們還沒出生的嬰孩，當作萬惡的商品進行交易的勾當是不名譽的。然而在這個城市里，無論多會兒，卻都可以看見，用金字寫著，用木框鑲著，用玻璃罩著掛起來讓人人景仰的，以驕傲得意的態度(不是赧然羞慚的態度)給外國人看的，沒有使它面墻而立，也沒有把它取下來焚燒的，是北美合眾國十三州的共同宣言，莊嚴地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那種生存權利、自由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不到一個月以前，就是這個機構里的袞袞諸公，漠然無動于衷地坐在那兒，聽他們之中的一位，對他們同樣的另一位，大賭其連喝醉了酒的叫化子都不肯賭的咒，威嚇和他同樣的一位議員，說非把那個議員的脖子從這個耳朵抹到那個耳朵不可。這位人物，就坐在那兒，就坐在袞袞諸公中間，會議上的公憤并沒使他銷聲匿跡，他仍舊受人尊畏，和任何別人一樣。

不用到一個星期，他們中間，就要有一位，因為要對選他到這兒來的人們履行職務，因為在一個共和國里，膽敢申述，說那些人有表達感情、公開禱告的獨立和自由，而要受其余議員們的審理，要受他們判決有罪的宣告，要受他們嚴厲的申訴。他犯的罪是很嚴重的：　因為，前幾年，他曾站起來說過，“你們看，現在有一群出賣的男女奴隸，只能像牛馬一樣地蕃殖，用鐐銬鎖到一塊兒，正從你們這個平等大殿窗外大街上走過！你們看！”不過追求幸福的人是形形色色的，他們的武器也是各式各樣的。他們之中，有的人拿著九股鞭子和長馬鞭子、腳鐐和鐵箍，到獵場追逐他們的幸福，在鐵鏈子噶啦噶啦響和沾著血的皮鞭子颼颼鳴的樂聲中，高聲呼喊(永遠以自由為護符)，指示他們獵捕物的所在。

那班滿嘴粗野、大言嚇人的議員公，那班像運煤夫動起蠻來打人罵人的議員公，都坐在哪兒呢？他們都坐在會議廳的四面八方。每屆議會都要發生全武行的場面，而劇中人就都在場上。

我看到那些濟濟一堂的人物，在新世界從事于糾正舊世界的欺詐和罪惡，是不是把從政之路由塵土飛揚變而為一塵不起呢？把勢位之途的污濁清理掃除呢？是不是只為公眾的福利而辯論、而制定法律，除了為國為民，沒有黨派之爭呢？

我看到的不是那樣。我只看到，他們都是把這副本來可以很有成效而卻由最壞的家伙操縱的政治機器，導向最下流的邪途上去的主動力。在選舉中，玩弄可恥的把戲；對于官吏，鬼鬼祟祟行賄收買；對于敵手，用下流無恥、破口謾罵的報紙作盾牌，用可以花錢雇的筆桿當槍桿，進行卑怯的攻擊；對于唯利是圖的惡棍，對于一無所能、只會用一種窯姐式的報紙，每天、每星期散播毀滅之蠹的(和古代播種的龍齒一樣，只是沒有龍齒那樣尖就是了)惡棍，一味脅肩諂笑地奉承；對于群眾的一切壞傾向，用盡方法逢迎、助長，對于群眾的一切好影響，用盡方法破壞、摧殘；所有這一類情形，簡單說來，還有爾虞我詐、鉤心斗角的黨派之爭里最卑鄙惡劣、最冥頑無恥的情形，從躋躋蹌蹌的議會廳中每一個角落，紛紜地呈現在人們面前。

我在這些袞袞諸公中，能看到聰慧和文雅嗎？能看到美國真正老實的愛國熱心嗎？東鱗西爪，滴滴點點，也可以看到美國人的血和生命。但是那一片汪洋大海里，都是拼卻一切，專為發財、賺錢而跑到那兒的冒險家，這幾滴血和這幾絲生命是不能使它改變顏色的。這班冒險家和他們那些不顧廉恥的機關，把政治紛爭弄得這樣兇猛野蠻，弄得這樣使好人的自尊毀滅無余，就為的是使感覺靈敏、心地細膩的人，不敢接近政治，就為的是他們自己，還有和他們一樣的人，可以獨占戰場，各顯身手，不受阻撓而私愿得遂。這樣一來，最卑鄙的雞爭狗斗，就不斷地進行。而那些有地位，有才智的人，如果在別的國家里，都要把定律制法當作最高的志愿，在這兒，卻對于日趨下流的政界，見了就起反感。

在兩院的人民代表中間，在各黨的黨員中間，有些人品格高尚，才能卓越，那是用不著我說的。那些名聞歐洲的第一流政治家，都早已有人敘述過了，同時，我自己訂的那一條作指導的原則，對于個人一概避而不談，我覺得沒有什么理由，違而不遵。我想我只這樣補充一句就可以了：　別人對于那些政治家最高的贊揚之辭，我出于衷心不但同意，而且格外同意。我和他們親身接觸和自由交往的結果，使我心里感到的，不是那句極令人可疑的格言所表示的情況，而是更多的愛慕和敬仰。他們這班人，都是令人看著高超特出的，都是不受人欺的，都是敏于行動的，都是在精力方面賽過獅子，在才干方面比美克萊屯的；在眼光銳利、舉止勁捷方面，是印第安人的化身，在意志堅強、胸襟豁達方面，是美國人的本色。他們在國內，代表美國人的尊榮和智慧，那位現在在英國宮廷的美國公使，就在國外代表美國人最高尚的品質，二者正是一樣。

我待在華盛頓的期間，幾乎每天都到兩院里去。我頭一次到眾議院去的時候，正碰上他們對議長的決定分組取決，不過結果還是議長得到勝利。我第二次去的時候，正碰上一位議員發言，因為有人發笑而打斷了他的話頭，他就像兩個小孩子打架那樣，先把那種笑聲學了一下，然后跟著說：　他要馬上就讓反對他的議員大人們，發另一種聲音，發一種齜牙咧嘴的聲音。不過發言中途叫人打斷的情況并不多見，大家一般總是靜靜地聽別人發言。他們爭吵的時候比我們更多；他們互相恫嚇，也是有史以來任何文明社會中所未見的。不過模仿農家院上的活動，還沒有從英國輸入。在發言中，大家最喜歡做的，最喜歡聽的，好像就是把同樣的意思或者稍有差別的意思，用不同的字句重復說出。門外的人問起來的時候，不是說“某某人講的是什么”？而是說“某某人講了多久？”不過，這一點，也只是把到處通用的原則加以擴大就是了。

參議院是一個有威有儀、依規依矩的團體，那兒會議也是在極隆重極嚴肅的氣氛下進行的。兩院的地上，都鋪著美麗整齊的地毯；本來給每位議員都備有痰桶，但是他們卻都不用，而只四面八方地把唾涎往地毯上亂吐亂抹，這樣一來，地毯變成什么樣子，添了什么花樣，可就令人不忍出之于口了。我只這樣提一下就夠了：　我堅決地勸所有的生人，千萬不要往地上看；如果他們的東西掉到地上，即便是錢袋的話，千萬也別不戴手套而就去拾那件東西。

注釋：

　指亞當斯(J。　Q。　Adams)而言。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之子，美國第六任總統。反對奴隸制度甚力。1842年他是國會議員。上輩即其父約翰·亞當斯。

　英國有句格言，說“親狎則生嫚”(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克萊屯(J。　Crichton，1560—1583)：　蘇格蘭學者及冒險家。以才藝著，會十二種語文。駁倒意大利巴都阿(Padua)大學教授對亞里士多德的解釋，指出他們數學上的錯誤。在曼杜阿(Mantua)和最著名的劍客決斗而殺之。

　1842年美國駐英國的公使是艾菲萊特(E。　Everett，1794—1865)。他是美國的政治家、演說家兼著作家。

　在英國議會里，設有酒吧間，供議員們暢飲，所以在表決議案時，議員們都喝得醉醺醺的，往往狂呼大叫，或作雞鳴犬吠之聲。見狄更斯《鮑斯隨筆》中之《議會速寫》。農家院上的活動，即指雞鳴犬吠而言。

(張谷若譯)

【賞析】

在狄更斯的所有文學作品中，《游美札記》當然算不上是頂重要的作品；然而如果將它放在眾多的游記文學中觀察，馬上就會顯得別具一格。這是因為，狄更斯在這部寫實作品中，打上了狄更斯小說風格的深刻標記。這可以從不同角度體會這一點。《游美札記》開頭寫到，狄更斯與幾個朋友首次登上“布列坦尼亞號”，客艙太狹窄了，他們想把皮箱弄到房間里去，就像“強迫一只長頸鹿，叫它鉆到花盆里一樣”。然而，一旦大家費勁氣力擠進來以后，卻又紛紛夸贊起房間來，“認為這個房間不但不小，反而很大”。從面對不利處境引起的戲劇性心理變化中捕捉喜劇因素，是狄更斯小說的慣技，在一般的游記作品中是不容易碰到的。狄更斯對沿途風景的描繪也往往像小說中那樣富于表現力。例如，狄更斯這樣寫黑暗中大西洋上的航行：“只見到處一片昏暝，而一團黑烏烏的龐然大物，卻就在這一片昏瞑里堅決地一直前奔……”寫烏司特的房子，“房角都像剃刀一般銳利，仿佛把呼嘯著吹到它上面的風都切斷了，都割痛了，痛得比本來喊得更尖利，而飛著逃去”。雖然寥寥數筆，風神已躍然紙上。在《游美札記》中，狄更斯對所見到的美國人，既有平實樸素的客觀描寫，也使用了他在小說中經常使用的白描手段。在后一類的例子中，無論對他刻意觀察的人物，還是同行的旅伴，狄更斯都喜歡抓住他們的某些突出特征，挖掘其身上的戲劇因素。例如哈特富爾瘋人院里請他簽名的彬彬有禮的瘋子，就是一個例子。狄更斯在旅途中也遇到了他在小說中喜歡描寫的“怪人”，例如，在西部旅行時，同船的一個客人喜歡沒完沒了地提問題，而他所提的問題卻都毫無意義；反之，另一個客人雖然言詞拙笨，卻出奇的勇氣可嘉，能在關鍵時刻幫助船上的人們克服困難。又如，在返英船上，一個水手出身的年輕人憤憤地拒絕了在船上服務可以免費回國的建議，但是，到全體水手出勤的時候，他卻又耐不住對水手工作的喜愛，第一個爬上了桅桿。這類描寫帶著典型的狄更斯式的幽默，使讀者在閱讀中對當事人產生親切的愛意。

由于《游美札記》是游記而非小說，作者就不必緊扣故事和人物，文字更加松散隨意。在狄更斯考察盲人院、瘋人院、收容所、監獄、法庭的同時，他的筆觸有時會從這些嚴肅事物中宕開去，描寫生活中的有趣的細節。例如，作者用大量文字詳細介紹紐約的一個監獄以后，筆鋒一轉，突然寫到大街上走過來的搖搖擺擺的豬。在西部旅行的時候，作者從馬車陷在泥沼里面得到的樂趣，不亞于在海程上被風暴折騰所得到的樂趣；旅途中的孤寂、煩悶，以及美國同伴的粗鄙和不衛生，都變成了心理的食糧，或者說精神享受的對象。在這些地方，讀者可以窺見狄更斯思想的開放和興趣的廣泛，也可以感受一個偉大作家捕捉新知、感受生活的能力。

在狄更斯游美的年代，在歐洲許多知識分子心中，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蒸蒸日上的理想國。狄更斯美國之行的一個目的，也是為了實地考察一下，這個年輕的新型國家是否真的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美好。從書中的內容看，明顯地，狄更斯剛到美國時的印象，是相當好的。在波士頓，狄更斯對盲人院開啟盲人心智的方法，對瘋人院用感化而不是用鐐銬進行管理的手段，對監獄給犯人的人道待遇，都極為贊同。在參觀波士頓慈善機構的時候，他所受的感動之深，是一生沒有過的。在他的心目中，南波士頓的慈善機構“完全避免用強大的暴力，而只憑偉大的愛力”來管理人類中的不幸或墮落者，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參觀洛厄爾工廠的時候，他對工廠女工合股購買鋼琴、訂閱書刊、創辦文學雜志，發出真誠的贊嘆，說將這里的工廠和英國的工廠相比，二者的不同，就像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不同一樣。出于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狄更斯沒有吝嗇他對美國優點的歌頌，也沒有忘記將美國的優良管理方法與英國相比，借以批判英國的不人道或不完善的所在。這些與狄更斯一生創作的主導內容是契合的。

然而，到紐約以后，狄更斯的感受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他看來，這里的娛樂是粗俗的，新聞是肆意詆毀的，多樣的文化只是浮華、喧囂、混亂和腐化。更令他不能容忍的是，在節日般喜氣洋洋的大街旁邊的另一條街，可能就是貧窮、困苦和罪惡的淵藪。和波士頓監獄清明的治理相反，紐約黑人監獄給狄更斯的印象，完全是草菅人命。費城的監獄比紐約更要糟：　因為受到長期監禁而沒有人道的管理方法，囚犯多半發生了神經紊亂的癥狀，讓我們聯想起《雙城記》中梅尼特醫生從巴士底監獄剛剛出來時的情景；有時獄卒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徒刑要多久，連獄卒都不知道，其荒誕的程度，可比卡夫卡的小說。紐約和費城的情形使狄更斯的心理發生了逆轉，書中接下來對美國的描寫，很少有剛到美國時的明朗和歡快。在參觀華盛頓時，狄更斯對美國人引以為豪的議會民主制度，給予了堅決的否定，把議員們稱為不知廉恥的政客和冒險家。作者認為，美國《獨立宣言》的精神與奴隸制度是鮮明對立的，用金字鐫刻讓人景仰的《獨立宣言》，不過是美國議會虛偽的見證而已。《游美札記》最后專辟一章，引用奴隸主們所辦的報章新聞，有力揭示出美國的奴隸制度如何歪曲了人性，助長了殘暴。中國讀者大都知道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但知道狄更斯《游美札記》也為廢奴運動做出貢獻的卻不多。

《游美札記》從開始時對美國充滿興奮和熱情，到后來則愈來愈不快和苦澀；從盛贊美國制度的人道與合理，到旁敲側擊指出美國文化的令人不敢恭維，狄更斯的美國之行，在思想上轉了一個大彎，其精神上的歷程比他本人的實際旅程，似乎長出很多了。從“形象學”的觀點分析，作為一部游記，《游美札記》既折射出歐洲對美國的“集體想象”，又生成了新的個性化的美國形象，從而對歐洲既有的“理想國美國”的形象發出挑戰。在同一本書中，在同一作者筆下，對象國從烏托邦一變而為批判的對象，這在許多異域游記文學中是屢見不鮮的現象。這是因為，在旅行途中，旅行者的自身文化，總是不自覺凸現在異文化之上，既從理性上、也從感情上，強烈要求被主體承認。于是異文化不知不覺就成了被貶抑的對象。這種情況在《游美札記》中表現得很明顯。在狄更斯看來，美國的文化太過粗糙，缺乏精致，這是不可原諒的缺點。在《游美札記》中，狄更斯通過多處描寫，以隱微的方式，譏刺美國人的修養問題。作者寫道，美國兩院的地上都鋪著地毯，本來給每位議員都備有痰桶，但是他們都不用，徑直往地毯上亂吐亂抹。又比如，他經常聽到美國人用“搞”這個字眼，感覺很不舒服。他還說，美國人吃飯時叉子往嗓子眼里送得特別深。這些文字，也許只有與美國文化同源而又自有優越感的英國人，才能寫得出來。

　(尹德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