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我在西班牙第一次同聶魯達會見，已經過去23年了。但是那次會見是在墨西哥開始的；那種開始如果不是實質上的，至少可以認為是西班牙痛苦的一種反映。那種痛苦在許多渴望正義的靈魂深處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痕跡。

那是在革命作家與藝術家聯盟存在的日子里(該團體很有名，但很久以前就解散了)。一天下午，我按照每天的習慣來到位于唐塞萊斯大街的舊樓房。作藝聯盟的機關設在那里。胡安·馬里內略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我： 拉法埃爾·阿爾貝蒂和巴勃羅·聶魯達寄來一封信，邀請我們去西班牙參加在馬德里、巴塞羅那、巴倫西亞和巴黎舉行的第二次世界保衛文明代表大會。

大會的召開迫在眉睫，但是啟程卻不容易。那時沒有空中交通工具，不同于今天。必須從海上走。為了弄到船只，我們經過一番緊張的活動后找到一艘英國船，即“大不列顛女王號”。這艘船短期內將從加拿大魁北克港起航。

于是，我們開始了從墨西哥到那個城市的漫長的陸地旅行，途中在紐約休息了24小時。我們從魁北克乘船到達法國瑟堡港，然后乘火車到巴黎。聶魯達已在車站上等候。他伸開雙臂擁抱我們，同時用他那智利人的抱怨似的聲調問了我一大堆關于古巴的問題。

聶魯達負責邀請拉丁美洲作家參加會議的工作。他不但要歡迎和接待他們，而且要安排他們乘船去西班牙。所以，在我們到達的第二天，他便趕來為我們辦理進入西班牙國土的證件。雖然在人民陣線當政時期(最后它被布盧姆出賣了)，手續辦得仍然令人氣憤和惱火。

在西班牙期間，我和聶魯達總是形影不離，我們一塊參加有關拉丁美洲聲援西班牙人民的許多活動和反對佛朗哥的斗爭。后來，我們還曾在地球上一些彼此相距遙遠的地方： 古巴、墨西哥、阿根廷、蘇聯、羅馬尼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智利等地多次重逢。在德國時，我們一起參加了世界青年聯歡節，我們像兩位老爺爺一樣主持了古巴和智利代表親密地聚在一起舉行的宴會。

我講這些事情，是想證明我可以像談論我的一位兄弟一樣談論聶魯達。我不僅了解他的詩，而且也了解他的內心。聶魯達總是用他的詩和身心幫助世界各地的人民。他公開對抗貢薩萊斯·維德拉，反對巴蒂斯塔，以此支持他的人民和我們的人民。他站在被投入巴西一座監獄里與世隔絕的普雷斯特斯一邊。同樣，現在他又站在今年的第46788號囚徒西克羅斯一邊。

倘若當代某位詩人可以舒適地在他的祖國或美洲的其他地方為寡頭統治服務的話，這樣的詩人就是聶魯達。他的詩引起的世界性的贊美可以使他感到自命不凡，使他離開人民。但是他不是這樣的人。他拒絕接受有毒的、閃光的、騙人的花環，就像拒絕破壞性的有機物質一樣。他維護我們美洲的第二次獨立戰爭事業和世界性的維護人的全部尊嚴的事業。作為詩人，他和工人、士兵站在一起；他的言語是一種像優秀射手掌握的精良來復槍那么有效的武器。

所以今天晚上他在這里，和我們在一起。但不是為了攻擊墨西哥，而是為了維護它，幫助它。這種維護和幫助就是為爭取阿爾法羅·西克羅斯的獲釋而工作，就是揭露他遭到監禁是對人權的粗暴侵犯。這種侵犯絕不能針對華雷斯和馬德羅的人民。面對這種侵犯，我們可以重復一遍塔利蘭德對拿破侖說過的一句話。當時后者剛剛結束了槍殺博爾馮—孔代家族最后一個后代的工作。塔利蘭德說：

“陛下，這樣做比犯罪還糟；這是錯誤的。”

就是為了反對這種錯誤，聶魯達才面對他的高尚的詩的。他的詩像燒灼器一樣在有罪過的人肌膚上燃燒，像火焰一樣在不公正的黑夜里閃耀。

(朱景冬　譯)

注釋：

胡安·馬里內略(1898—？)： 古巴詩人、隨筆作家。

拉法埃爾·阿爾貝蒂(1902—？)： 西班牙詩人。

布盧姆(1872—1950)： 法國社會黨總理，曾任人民陣線政府副總理。

貢薩萊斯·維德拉(1898—？)： 智利政治家，1946—1952年任總統。

巴蒂斯塔(1901—？)： 古巴軍人、政治家，兩度任總統。

華雷斯(1806—1872)： 墨西哥政治家，曾任總統。馬德羅(1873—1913)： 墨西哥政治家，1911—1913年任總統。

塔利蘭德(1754—1838)： 法國外交家、政治家。

【賞析】

1937年7月，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會在動蕩不安的馬德里勝利召開。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用他們的行動表達了同仇敵愾抗擊法西斯、保衛西班牙共和國的堅強決心和必勝信念。在這場保衛共和國的正義之戰中，紀廉結識了聶魯達這位智利著名詩人。

作為古巴黑人派代表作家，紀廉創作出一系列對種族和社會問題給予極大關注的作品，并用他那膾炙人口的詩歌作為武器，和帝國主義進行著長期的斗爭。假使沒有1937年的共同戰斗，紀廉和聶魯達也會在不同國家為著人民的解放、世界的和平這一共同目標而奮斗。但他們的精神是相通的。在這篇散文里，紀廉像談論一位兄弟一樣地談論著聶魯達。

巴勃羅·聶魯達無疑是當代拉丁美洲最有影響的詩人之一，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構成一個宇宙”的優美詩歌，更把生命融入了創造智利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幸福的戰斗事業中。為此，他創作出了“以大自然的偉力復蘇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的詩篇。聶魯達絕不只屬于那個“寒冷的，小小的國家”，他屬于整個世界。“一個詩人是不能忘記本國人民斗爭的，這是不允許的，這不是因為任何教條，而是他的責任。如果一個詩人對人民沒有責任感，他就寫不出任何好詩來。”在反法西斯戰爭過程中，聶魯達不懈地讓詩成為手帕和利器，抹去百姓痛苦的汗水，為他們爭取面包和武器。在西班牙內戰中，聶魯達失去了一個又一個親如骨肉的兄弟，他們的鮮血擦亮了他的雙眼，這份仇恨刻入骨髓。他沉痛而莊嚴地宣告： 作為詩人，必須加入戰斗者的行列，傾其所有，盡其所能，奮勇出擊。于是，聶魯達成為反法西斯斗爭的英勇戰士，與邪惡展開殊死搏斗。

這就是紀廉所認識的聶魯達。詩人的良知和尊嚴讓他一生光明磊落，他拋棄了智利政府“中立”的原則，“因為在人們沉默的地方，要有我的聲音”。詩人原本完全可以憑借名聲，啜著香郁的咖啡，低吟著情詩，在外交官和議員的遠大前程中安享晚年，可是，他最終選擇了一條為理想、信仰和蕩滌不平等制度奮斗的道路，堅定地站到了共和國的一邊，成為西班牙共和國詩人。就因為如此，他也成為了一名地道的流亡者，甚至數次被自己祖國的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

但是，流亡卻成全了聶魯達的精神活力，出色的組織宣傳才能幫助他奔走于“拉丁美洲援助西班牙組織”和世界作家反法西斯大會之間。這次會議把眾多有良知和勇氣的作家都召集在一起。因為這次聚集，紀廉第一次會見了聶魯達，看到了為辦理進入西班牙證件而奔波忙碌的聶魯達。而后，無論在西班牙，在古巴，在墨西哥，在世界其他地方，紀廉和聶魯達常常親密無間地聚在一起，為他們共同的事業和理想出力。這就是兩位詩人的友誼，單純真摯卻又崇高。

紀廉說他了解聶魯達的內心：“他總是用他的詩和身心幫助世界各地的人民”，可以放棄唾手可得的安逸和權利，公開和統治當局對抗。但是，紀廉絕不是在硬生生描述一位革命者，而是在介紹一位把世界和平與人民幸福放入心間的詩人，正是這種博大的愛、對正義的追尋和最純真的情感才使聶魯達的詩歌具有強大感染力，使它“在有罪過的人肌膚上燃燒，像火焰在不公正的黑夜里閃耀”。在紀廉看來，聶魯達對強權的反抗、對人權的捍衛、對弱者的保護，是與他的詩同樣重要的。

1973年9月11日，聶魯達正住在老家黑島的一個漁村，突然廣播和電視里傳出了軍事政變和他的朋友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以身殉職的消息。那時詩人身體已因癌癥而日漸虛弱，聽到激烈的軍事占領的消息，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于是，在智利社會主義政府被推翻的12天后詩人也離開了世界。盡管作家帶著深深的遺憾離去了，但是每一個熱愛聶魯達的讀者，都會永遠記住作家的話和他留給我們的信心與希望：“我歷來對人滿懷信心，也從來沒有失去希望”，“只要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我們定能攻克那座將給予所有的人以光明、正義和尊嚴的壯麗城池”。

(邢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