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屠格涅夫先生的名字今天在法國深入人心:在巴黎和圣彼得堡,人們同樣殷切地盼望、同樣愉快地閱讀他的每一部作品,把他視為現實主義流派的首領之一。不論這是批評還是贊揚,我都認為他不屬于任何流派,而是一直遵循著自己的靈感。和所有優秀的小說家一樣,他致力于研究人的心靈這個雖然開發很久,但卻是取之不盡的寶庫。作為敏銳、準確、往往洞察入微的觀察家,他同時以畫家和詩人的身份來塑造他的人物,同樣熟悉他們的激情和臉部的輪廓。他了解他們的習慣、他們的舉止,他聽他們說話并速記下他們的交談。這是那樣的藝術:他能把肉體和精神融為一體,使讀者看到的是一幅肖像畫而不是想象畫。靠著某種方式濃縮他的觀察,并賦予它一種確切的形式的能力,伊凡·屠格涅夫先生在表現某些奇特而異常的情形時,并不像自然本身引起我們那樣的反感。在小說《父與子》里,他描繪了一位長著大手和小腳的年輕姑娘。就人體構造而言,手腳通常必然是勻稱的,不過例外的情況在自然里還不像在小說里那樣罕見。為什么這位可親的卡契雅小姐有一雙大手?作家看到了她這副模樣,而對真實的熱愛則使他向我們直言不諱。為什么哈姆雷特肥胖得喘不過氣來?難道應該像一位機敏的德國教授那樣,相信猶豫不決的哈姆雷特只能有一種淋巴體質,ergo易于發胖嗎?然而莎士比亞沒有讀過卡巴尼斯的著作,所以我寧愿設想他在這樣表現丹麥王子的時候沒有忘記要扮演這個角色的演員,如果我還沒有感到更可能的是詩人面對著一個他想象的、完整而清晰地浮現在“精神的眼睛”(inthemind'seye)面前的幽靈的話。回憶、人們無法理解的觀念的組合,都不由自主地糾纏著習慣于研究自然的人。他在想象中一覽無余地看到了許多由某種神秘的聯系結合起來的,他感覺得到卻也許無法解釋的細節。請注意:一幅肖像畫的相似、栩栩如生,往往取決于一個細節。我記得托馬斯·勞倫斯先生——無疑是本世紀最偉大的肖像畫家之一——講過這種理論。他說:“在您的模特兒臉上選擇一種特征,忠實地、甚至是依樣畫葫蘆地模仿它,然后您再修飾其余的一切特征,您就會畫出一幅酷似本人的肖像,模特兒也會滿意了。”
作為歐洲最貴族化的畫家,勞倫斯在選擇依樣畫葫蘆地模仿的特征時特別仔細。伊凡·屠格涅夫先生不比一個攝影師更會奉承,也毫無小說家們對自己想象中的作品通常會有的偏愛。他塑造的人物都有他們的缺點、甚至是可笑之處,讓讀者去對他們的善惡進行綜合并得出結論。他更沒有按照任何時代都常用的一種習慣做法,為我們把他的人物塑造成某種激情的典型或某種觀念的代表。他的分析手法是如此細致,以致他看不到普遍的典型而只熟悉個性。確實,自然界難道會存在一個只有一種激情、毫不動搖地保持同一種觀念的人嗎?這個人肯定要比泰倫提烏斯所敬畏的“唯一的書”的人更可怕得多了。
屠格涅夫先生從未喪失作為他才華的突出特征的這種公正、這種對真實的熱愛。今天,在構思一部以我們同代人為主人公的小說時,很難不去處理某些使現代社會動蕩的巨大問題,或者至少要讓人看到他對習俗的大改革的看法。然而人們不會談論屠格涅夫先生是懷念亞歷山大一世時代的社會,還是更喜歡亞歷山大二世的社會。他的小說《父與子》引起了青年和老人的憤怒,雙方都自以為受到了誹謗。他只不過是不偏不倚,而兩派幾乎都不寬恕的正是這一點。我還要補充一句,必須避免把巴扎羅夫看成進步青年的代表,或者把巴威爾·基爾沙諾夫視為舊制度的完美典型。這是兩個我們在某處見過的形象。他們可能存在,但不是本世紀青年和老人的化身。完全應該希望全體青年都和巴扎羅夫一樣理智,而所有老人都和巴威爾·基爾沙諾夫同樣高尚。
屠格涅夫先生在他的作品里沒有描寫嚴重的罪行,因而無須從中尋找悲劇性的場面。他的小說里很少有事件。沒有比它們的內容更單純,沒有比它們更像日常生活的了,而這也是他熱愛真實的一種結果。文明的進步有助于現代社會的暴力消失,但是它不能改變人的心靈所包含的激情。激情采取的形式變得溫和了,或者可以說,像一塊長期流通的硬幣那樣磨損了。在社會上,甚至在半上流社會里,人們幾乎再也見不到麥克白或奧賽羅,然而野心家和嫉妒者總是有的。奧賽羅在扼死苔絲德夢娜之前體驗到的痛苦,在巴黎這樣的資產者在要求夫妻分居之前也經受過。我從前認識一個職員,他大概沒有產生過這種狠毒的錯覺,現在“他手里握著一把出鞘的匕首”,可是他眼前始終有一張辦公室主任的、釘子鍍金的安樂椅,而這張安樂椅就促使他為了獲得這個位置去誹謗他的上司。正是在如同人們今天聽說的“這些內心的悲劇”里,屠格涅夫先生的才華得以游刃有余和出類拔萃。
他的第一部作品,由一系列短篇小說,或不如說富于特色的速寫構成的《獵人筆記》,為我們展示了俄羅斯的風俗,得以讓我們估價其作者的才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表現亞歷山大二世的統治和農奴解放方面,這本書有過它的影響,值得重視。它不是像比徹·斯托夫人為黑人所作的一種激烈辯護,屠格涅夫先生的俄羅斯農民也不是一幅像湯姆大伯那樣的想象的肖像畫。俄羅斯農民并未受到恭維,作家在描寫他們出眾的品質時,同樣也寫出了他們可惡的本能。俄羅斯農民是善良和狡猾、固執和順從、卑躬屈節和滿懷自信的一種奇特的混合體。耐心和屈從是他們的道德準則,說謊和欺詐是他們的主要惡習,這或許是出于他們的天性,或許是來自奴隸的地位。正如約翰牛是英國平民的化身一樣,俄羅斯農民在自己的民間傳說里也有他們想象的代表。
這就是穆羅姆人伊利亞,胃口極好,酒量驚人,令人想起我們的若望修士,一個滑稽可笑的海格立斯,誰要是使穆羅姆人伊利亞舉起拳頭可要倒霉了!現在俄羅斯還有這句我真不敢逐字翻譯的諺語:“農民不配挨一記耳光,可是他要吃掉上帝。”這些如此屈從的人畢竟感覺得到他們的力量,偶爾也會顯示一下。是農奴們在17世紀初把一頂王冠給了名叫季米特里的冒險家;是他們于1670年在斯捷潘·拉辛的指揮下,一個世紀之后又在普加喬夫的指揮下覬覦危急的帝國。按照民間傳說,斯捷潘·拉辛沒有死去。這個被壓迫奴隸們的偉大而殘忍的復仇者,靠著他的魔鬼同伙逃出了監獄,生活在“藍海”彼岸。對一個俄羅斯農民來說,再也沒有比那個海更遙遠的了。1773年,斯捷潘·拉辛又出現了,這一次他自稱普加喬夫。人們曾斷言普加喬夫活活地受了車輪刑,不,他又回到了藍海,永遠生活在那里,等待著大量的罪惡來引起上帝的憤怒。當這個不朽的時刻來臨時,“人們要在教堂的大蠟燭里放油脂而不放蠟”,那時斯捷潘·拉辛將最后一次降生,就會有好戲看了!這就是俄羅斯農民的傳說。這個屈從的、然而意識到他的力量的巨人,會由于解放而放下武器嗎?我們希望如此,而且一切都促使我們相信這一點。
要在俄羅斯談論農奴制而不唱革命的高調,也不流于結果使讀者不是信服而是反感的夸張,屠格涅夫先生寫作時一定運用了全部技巧和掌握分寸的能力。在他之后,一個筆名沃夫喬克(小狼)的頗有才能的女人,就同一類型的主題用烏克蘭方言寫了一些短篇小說,我是通過屠格涅夫先生的俄譯本才知道的。色彩陰暗得使畫面令人厭惡。畫面可能是真實的,我擔心,人們卻會相信它是虛構的,因為它激起的反感還多于憐憫。當談到某種可怕的情景時,人們就用科西嘉語說:“Sivuollascaglia”。這就表示要打火石。這也正是在讀文集《哥薩克人的女兒》的第一個短篇時所體驗到的情感。屠格涅夫先生的風格則大不相同。他像一位辯論后做總結的法官,穩重、公正、仔細地隱諱自己的信念,賦予他的故事以一種連最雄辯的聲明都永遠達不到的威力。它們猶如一首柔和而悲哀的詩歌,留下一種比沃夫喬克的短篇小說所激起的憤慨更為持久的印象。
我們知道,所有善于表現人的形象的畫家,都是——只要他們愿意——偉大的風景畫家,所以在深刻地探索人類心靈的屠格涅夫先生身上,發現他具有觀察與描繪風景和自然印象的才能便不足為奇了。他的描繪始終準確、樸實,常常以他印象的強烈和突出描繪特征的技巧而不露聲色地達到詩意的境界。他使我們了解和感覺到的不僅是本國的大自然,閱讀他的短篇小說《幻影》,不能不欣賞這些如此不同的、多變的和真實的景色。任何一個在夜晚從高處凝視過羅馬的原野的人,都會想起那些清楚地顯現在黑色的草地上,映照著發亮的天空的各種形狀的水洼。屠格涅夫先生把它們比作地板上一面鏡子的碎片。人們當然可以找到一種更為典雅的比喻,然而我懷疑是否能提供一個同樣準確的形象。在同一篇小說里,他把圣彼得堡的這個夏夜稱為“一個病態的白晝”,這種用最清晰和最有力的方式表達的、給人以正確而真實的概念,不正是令人難以忘懷的特征之一嗎?何況《幻影》里所有這類杰出的幻象,還只是一系列多樣的、描繪得極其出色的景色的一種背景。
我以為,不可能用法語表現這些既如此樸實,又如此生動的描繪的魅力,因為最熟練的譯者也難以駕馭如此簡潔和豐富的俄語。Traduttoretraditore意大利人說得有道理。屠格涅夫先生比任何人都更有理由抱怨曾試圖讓我們了解他的作品的人。其中之一,還是第一個在巴黎發表《獵人筆記》的人,使作家不得不對許多誤譯提出抗議。例如,屠格涅夫先生認為應該提醒我們他不用“雪鹀”養狗,他的譯者把意思是“飼料”的俄語單詞理解為一種在俄羅斯無人知曉,而對一切饕餮者頗為珍貴的鳥類。有人會說,屠格涅夫先生如此熟悉我們的語言,為什么不親自審查譯者們的校樣?他正是這么做的,可是你們知道發生了什么嗎?他對一個俗語感到不滿并要求修改,在頁邊注明要人注意。這個慣用的俗語出現在小說《煙》的一個人物罵他老伙伴的一句話里:“守財奴,鼻涕蟲!……”后面那個俄語單詞——我覺得相當于“老頑固”,我們年輕時都樂于這樣形容我們的長輩——不知被譯成了什么,作家在旁邊加上“請注意”,以便引起重視。結果印成了:“守財奴,鼻涕蟲,請注意!”我有一個對最微小的印刷錯誤都極感煩惱的朋友,不過他一旦用墨水改正自己那本樣書之后便能聊以自慰。我們只能建議屠格涅夫先生有機會時仿效這個榜樣。
我不是以卷數來判斷一部作品的價值的人。對我來說,雕刻某些希臘圣像的藝術家和一個巨像的雕刻者是平等的,然而有一種成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我也抱有同感——有利于需要付出持久努力的作品。怎么能不考慮一位作家在大量的工作中所克服的困難、敢于從事這項工作的勇氣和堅持不懈的恒心?如果荷馬根據不同的主題編寫了24首小詩篇,每一首相當于《伊利亞特》的一章,他會永遠是詩人之王嗎?可是人們通常對一部中等篇幅的作品極為苛求,而賀拉斯則允許在一部巨著中稍有敗筆。相反,一首十四行詩的全部詩句都必須非常出色……一言以蔽之,我認為一個過于狹隘的主題的弊端,就在于人們從事這樣一種工作時總是——或許是不可避免地——太仔細了。他們不自覺地過分研究許多不大重要的細節,并以寫作的細膩來彌補選材廣度的不足。這樣便有只看到自然的渺小方面,因而達不到藝術目的的危險,正如那些在畫面里完美地表現次要部分,因而使觀眾的注意力忽略主要形象的畫家一樣。
不久前,我曾試圖指出,豐富得令人贊嘆的俄語為什么對于運用它的作家來說是一個暗礁,而這個暗礁,屠格涅夫先生未能完全避開。有時他過分熱衷于描寫,這也許極為真實,卻可以壓縮。他喜愛而且擅長記錄細微的差別,而在這項我不否認其價值和困難的工作中,他聽任一個有趣的情節變得很不生動。一些演員,而且是一些很偉大的演員,往往都有過分注意角色的臺詞而對其全部特征注意不夠的缺點。我想,這種人們稱之為“表明意圖”的做法,是不會不使以聲調變化來輕易地評價演員才華的觀眾感到高興的。我擔心這樣表明意圖的做法會曲解作家的意圖,并把他沒有想到的特征都歸于他。在卡米葉的詛咒里,拉舍爾小姐賦予這句詩的半句以一種諷刺的意味:
挖掉你的基礎,它很不穩固
可以說,她以聲調的絕妙變化突出了這種諷刺意味,然而高乃依會同意嗎?無論誰聽到人在激情控制下所說的話,都會注意到這些話說得極快,而且激烈得幾乎不容許聲調有微妙的變化。我設想的卡米葉的詛咒,是一連串迅速地發出的、我還要大膽地說是單調的喊叫聲。
我認為屠格涅夫先生才華的卓越之處,可能會確保他在戲劇上取得重大成就。我冒昧地指出了這位小說家的錯誤,即情節發展略嫌緩慢和細節太多;由于作家對舞臺上人物的活動和講話都無法評論,這些錯誤必然會煙消云散。確實,屠格涅夫先生發表的兩三個與他的小說同樣自然和充滿生氣的劇本,決不會招致我剛才提出的批評。我不知道這些作品是否已經上演,我傾向于相信它們與其說是為舞臺,不如說是為閱讀而創作的。我指的是現代的舞臺,它不滿足于例如像莫里哀時代那樣的性格和激情的發展,而是需要動作和錯綜復雜的情節。
此外,我要趕緊說明,我對屠格涅夫先生的責備,主要地不是針對他近作的,而是針對他最初的作品的。迷人的小說《煙》的情節迅速展開,而且完全符合賀拉斯的格言。小說里選擇得當的細節服務于性格的發展并安排了富于戲劇性的境遇。為了理解薏麗娜,必須仔細地研究,也就是不漏掉她的每一個手勢或眼色。她屬于這類魔鬼般的女人,她的媚態比她對情欲的敏感更加危險,情欲在她身上倒是一種引起一場火災之后馬上熄滅的鬼火。她愛——唐璜也永遠多情——然而是以她的方式去愛。驕傲、對冒險的興趣、好奇,特別是控制和運用她的力量的需要,便是她所理解的愛情。有個曾在舞臺上得到過莫大樂趣、有點傻氣但非常直爽的美人兒說過:“我多么不幸啊!我寧可誰都不愛,也不偏愛哪一個!”薏麗娜很機靈,是位貴婦,她會因為把她和這個人相比感到憤慨,但是可憐的女演員是愛著所有的人,而薏麗娜實際上只愛她自己。她的情人里維諾夫很了解她,沒有上她的當。他衡量了她將給他帶來的危險,滿懷悔恨和恐懼地向不幸走去。他被誘惑了。作家以令人心碎的真實處理了這種境遇。
與里維諾夫對照的是薏麗娜的另一個可憐的情人,在意大利人們稱之為一個Patito。這是一個心地善良、通情達理、知識淵博、卻受情欲左右的男子,一個被塞利梅娜感化的阿爾賽斯特,沒有希望,沒有幻想,對她百依百順,以至竟替她為他的更受喜愛的情敵帶口信。這種性格——善良和可悲的嘲弄的混合物——出于本性,所以不要認為坡圖堇才氣過人便不值得扮演這樣的角色。他愛薏麗娜,只要她允許他生活在她的身旁,他就能忍受任何屈辱。當她開恩表示相信他盲目的忠誠時,他經受過的一切痛苦都得到了補償。
我已經談過屠格涅夫先生賦予他創造的人物以一種個性的才華。讀了《煙》之后,人們相信見過薏麗娜,而且能在一個沙龍里認出她來。如果我了解得不錯的話,圣彼得堡的貴族在這部小說問世之后大表憤慨,并想從中找出一幅正因為惟妙惟肖才更應該受譴責的諷刺肖像畫。確實,每個小集團都有它的怪人。“太可怕了!”一位女才子在紐斯基大街的一個沙龍里說,“如此誹謗王妃A!……”有人甚至指責屠格涅夫先生歪曲了伯爵夫人B,在另一處則對受到卑鄙詆毀的親王夫人C表示同情。一些好心人在字母表的所有字母上都找到了薏麗娜的模特兒。實際上,屠格涅夫先生既沒有畫肖像,也沒有進行諷刺。如果說,他在自然里選取特征時,碰上了人們會認出原型的特征,這難道是他的錯誤嗎?盡管他比任何人都更敏捷地抓住和表現了時代的怪僻、缺陷、可笑之處,人們也不能說屠格涅夫先生在進行諷刺。他感覺不到某些批評家的那種愚弄人的弱點和平庸的惡意的樂趣。這些先生們關心的是,指出我們生活的世界的丑惡面,而他則注意探索到處隱藏著的善良。他不表態,不裝出一種平庸的慈善,但卻是弱者和不幸者的保護人。他喜歡在甚至最墮落的本性里發現某種使它復興的特點。他常常使我想起莎士比亞。他像英國詩人一樣熱愛真實,善于創造真實得令人吃驚的形象。不過,盡管這位作家能用他虛構的人物掩飾自己的技巧,人們還是猜想得出他的性格,而他之所以贏得我們的好感,這也許還不是最微不足道的原因。
1868年5月
(吳岳添 譯)
注釋:
ergo:拉丁語:因而。
卡巴尼斯(1757—1808):法國醫生。
托馬斯·勞倫斯(1769—1830):英國肖像畫家。
泰倫提烏斯(前190?—前159):古羅馬喜劇作家,曾是奴隸。
麥克白: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中的主人公。
奧賽羅:與下句苔絲德夢娜均為莎士比亞的悲劇《奧賽羅》中的人物。
比徹·斯托夫人(1811—1896):美國作家,著有《湯姆大伯的小屋》(即《黑奴吁天錄》)。
若望修士:法國作家拉伯雷的小說《巨人傳》里的人物。
海格立斯:或譯赫拉克勒斯,古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氣和勇武的功績著稱。
車輪刑:將犯人四肢打斷后綁在輪子上任其死去的刑罰。
沃夫喬克:瑪麗亞·亞歷山德羅夫娜·維林斯卡婭-馬爾科維奇(1834—1907),烏克蘭女作家,沃夫喬克是她的筆名。屠格涅夫和她有過交往,曾譯過她的《烏克蘭民間故事》等作品。
Traduttoretraditore:意大利語,意為“翻譯者是叛徒”。意思是譯者必然會曲解原意。
賀拉斯(前65—8):羅馬奧古斯都統治時期的著名詩人、文藝批評家。
卡米葉:高乃依的悲劇《賀拉斯》中的人物,賀拉斯三兄弟的妹妹,因為情人居里亞斯被殺而哭泣,后被小賀拉斯殺死。
拉舍爾(1821—1853):法國悲劇演員。
薏麗娜:與下文出現的里維諾夫、坡圖堇均為《煙》中的人物。
Patito:意大利語,意為“心靈遭受創傷的人”。
塞利梅娜、阿爾賽斯特:均為法國作家莫里哀的喜劇《恨世者》里的主要人物。
【賞析】
梅里美這篇散文寫于1868年5月,以冷靜客觀的筆法評述了屠格涅夫這位與法國淵源甚深的俄國作家的創作。與其在小說中所表現出的粗獷、冷峻和雄放的文風不同,在這里,梅里美是以一位作家、畫家、藝術家的角度,來詮釋屠格涅夫和他的作品的;同時這篇文章也反映出了梅里美自己的創作立場、審美觀念和對時下不良文風的批判。
在梅里美來看,屠格涅夫是一位“不屬于任何流派”,而是“一直遵循著自己的靈感”的作家,一個集觀察家、畫家和詩人于一體的創作型人物。梅里美認為,屠格涅夫擁有一種按照真實的原則去塑造人物的能力,即使他筆下的人物會因為身上具有惡劣品質而引起讀者的反感,他也絲毫不動搖真實性的創作原則。梅里美認為,正是由于屠格涅夫對真實的熱愛,他塑造出的人物才都有自己的缺點,甚至是可笑之處,但這卻恰恰是他的優點:他不是把人物塑造成某種激情的典型或某種觀念的代表,而是細致地刻畫人物的個性。在此,梅里美也提出了自己描寫人物的藝術觀點,即先真實地突出人物的某一特征,再修飾其他的特征,這樣才能夠完美地表現人物。
盡管我們從屠格涅夫的小說《父與子》中看到了反農奴制色彩和表現自由主義者與革命民主主義者的徹底決裂的傾向,但梅里美認為,屠格涅夫的作品并沒有突出時代感,而是將注意力放在人物塑造上。這一特點使屠格涅夫的作品缺少悲劇性的事件和情節,而更多關注人物“內心的悲劇”。這種藝術觀點和寫作手法也是梅里美所倡導的和支持的。在此,作者也間接表達了自己關于藝術創作應該具有“真實性原則”和關注“人物內心”的主張。
文章中,梅里美還對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獵人筆記》進行了評析。梅里美十分欣賞這部作品。他認為,在《獵人筆記》中,作者在本著真實的態度刻畫出了俄羅斯農民的出眾品質的同時,也寫出了他們可惡的一面。梅里美認為,與同當時代作家沃夫喬克的同題材作品相比,屠格涅夫的作品能夠更“穩重、公正、仔細地隱諱自己的信念,賦予他的故事以一種連最雄辯的聲明都永遠達不到的威力”。梅里美這樣總結道:“它們猶如一首柔和而悲哀的詩歌,留下一種比沃夫喬克的短篇小說所激起的憤慨更為持久的印象。”《獵人筆記》中有關自然風光的描寫也深深打動了梅里美。他極富感情地贊揚了作為風景描寫大師的屠格涅夫。他稱贊屠格涅夫對風景的描繪:“始終準確、樸實,常常以他印象的強烈和突出描繪特征的技巧而不露聲色地達到詩意的境界。”
梅里美認為,盡管屠格涅夫有著非凡的駕馭俄語的才華,但他的作品也不是完美無缺。在梅里美看來,屠格涅夫最大的問題是“過分熱衷描寫”,而忽略了對作品情節和整體藝術美感的把握。梅里美選擇了小說《煙》作例子對這一問題加以說明。在小說中,如果讀者想要了解女主人公薏麗娜的性格,他們就必須仔細研究她的每一個手勢或眼色,因為屠格涅夫正是通過這些細節來刻畫人物的。梅里美認為,對細節過于執著可能影響到作品的節奏感。雖然如此,梅里美還是認為,屠格涅夫是偉大的。梅里美說,讀了《煙》之后,人們會相信自己真的見過薏麗娜,“而且能在一個沙龍里認出她來”。
梅里美認為,在屠格涅夫所有的才華中,最能贏得人們尊重的,是他觀察世界的角度和思考方式。對于時代的不和諧,屠格涅夫并沒有一味去諷刺,而是注意發現人們所生活的丑惡世界中隱藏的真實和善良。實際上,正是屠格涅夫悲天憫人和“待人以誠,光明磊落”的性格,才使得梅里美這個比他年長15歲的作家,真心誠意地將他奉為莎士比亞一樣的偉大作家。
(王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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