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各家論蘇曼殊其人

太虛近偽，曼殊率真。內典工夫，固然曼殊為優；即出世與入世之法，太虛亦遜曼殊多多也！

——孫中山，錄自柳亞子《曼殊余集·附錄六》

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真是所謂天才。他從小沒有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的時候，漢文程度實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詩要我改，改了幾次，便漸漸的能做了。在日本的時候，又要章太炎教他做詩，但太炎也并不曾好好兒的教。只由著曼殊自己去找他愛讀的詩，不管是古人的，是現代的，天天拿來讀。讀了這許多東西以后，詩境便天天的進步了。所以照曼殊的歷史講起來，能夠成就到如此地步，真是不容易的，他實在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實在也是十分透澈，不過他不肯隨時俯仰，只裝點做癲癲瘋瘋的樣兒，以佯狂免禍罷了。章太炎做的文章（指《曼殊遺畫弁言》 一文——注者）上，說他不解大事，幾乎形容他是一個傻子，其實他住在日本的時候，太炎和劉申叔沖突的原因，他完全是明白的。好在他們都當他是傻子，甚么事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聲不響，只偷偷地跑來告訴我。照這樣看起來，當曼殊做傻子的人，他們還在上曼殊的大當呢！曼殊的貪吃，人家也都引為笑柄，其實正是他的自殺政策。他眼見舉世污濁，厭世的心腸很熱烈，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于是便亂吃亂喝起來，以求速死。到底由亂吃亂喝的結果，成功了不可救藥的腸胃病而死去。在許多舊朋友中間，象曼殊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的了！

——柳亞子《記陳仲甫（獨秀）先生關于蘇曼殊的談話》

香山蘇元瑛子谷，獨行之士，不從流俗。然于朋友竺摯，凡委瑣功利之事，視之蔑如也。雖名在革命者，或不能得齒列。少為沙門，深通英吉利文字。稍長，乃習珊斯克利多書，尤善畫，以藝文自放。廣東之士，儒有簡朝亮，佛有蘇元瑛，可謂厲高節、抗浮云者矣。若黃節之徒，亦其次也。豈與夫錄名黨籍，矜為名高者，同日語哉？……元瑛可誣，乾坤或幾乎息矣。

——章太炎《書蘇元瑛事》

曼殊的思想，在早年是極進取的。晚年雖形似退守，其實并不是真真退守，真真的向后轉走。我以為他晚年講的話，實在是表示他在極端憤激，因為憤激，有時候也許形成心理的變態而發生出變態的言論了。他一九一五年（乙卯）三月給我的信，有“阿崔欲來游學，我甚不謂然；內地已有‘黃魚學堂’。吾謂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學，不如學毛兒戲。”這一段話，是最容易被人錯認做頑固黨的，也許頑固黨會引以為口實。但是，我以為這未必是曼殊由中之言，不過憤激而已。在一九一五年，不是洪憲帝制漸近成熟的時代嗎？籌安會的發起人，幾乎無一個不是留學生，中間如劉申叔等，還是曼殊的老朋友，叫曼殊如何不痛心而憤激？通番賣國的曹汝霖，陸宗輿，不又都是留學生嗎？此等人叫曼殊如何不罵？他罵女留學生，是因為她們奢侈浮華的生活，足以促成她們丈夫的賣國事仇而有余。舉一個例子來講，申叔是曼殊極好的朋友，申叔的變節墮落，我想是曼殊所極端引為痛心的；但申叔的一生，完全斷送于他夫人何志劍之手，志劍不是女留學生嗎？那真不如學毛兒戲的女戲子了。曼殊對于辜鴻銘，在早年是很看他不起的。在他一九一〇年（庚戌）五月《與高天梅書》:“惜乎辜氏志不在文字，而為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這講得何等明白？他現在忽然崇拜他起來，那不是明明說，象申叔這班人的翻云覆雨，以革命始而以籌安終，還不如辜氏始終效忠清朝，不失為硁硁之士嗎？曼殊這一封信，本來寫得很奇怪。阿崔不知是什么人？照前后的另外幾封信上看來，似乎是上海的妓女，如何會到日本去留學？我又不認識阿崔，他無緣無故把這個消息來報告我，且由阿崔而罵留學生，更痛罵女子留學，真不知是那里來的一股邪勁兒？除了借題發揮，表示他極端的憤激以外，還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釋呢？了解了曼殊對當時政局的憤激心理，便當然知道他不會和一般頑固復辟黨人把臂入林了。曼殊還有幾封給鄧孟碩的信，在一九一四年（甲寅）寫的，都寫著“宣統六年”的紀元，未一信還寫“皇帝宣統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號”，那是更加顯明著在玩世不恭的開玩笑了。這幾封信內有在 《南社叢刻》上發表過的，我當時恐怕人家誤會曼殊的意思，所以把辜鴻銘改作□□□，而皇帝與洋皇帝的紀年，也被我刪去。如今在《書札集》上，我已還他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在此附帶說明一下。明白了這幾封信只是曼殊憤激時的變態心理，然后曼殊的正統思想，可以繼續研究了。

曼殊的正統思想，可以分幾方面講：關于種族方面，他的民族觀念，是十分熱烈的，在他的著作中間，隨處可以找到。無忌在《曼殊逸著兩種后記》中講：“曼殊知道記那些明末的忠臣烈火女遺事，曼殊知道譯印度人在亡國后痛苦的嘶聲；就是同樣的曼殊，譯拜倫痛哭希臘的哀歌，罵媚外的廣東人（《 嗚呼廣東人》），談荷人待爪哇華人的苛虐（《南洋話》），寫無政府主義女杰郭耳縵的氣焰（《女杰郭耳縵》），曼殊豈止是一個作綺艷語，談花月事的漂零者而已。”這幾句話是很不錯的。關于政治及社會方面，他也非常急進。上面所講《女杰郭耳縵》 一文，便是一個證據。此外，如 《露伊斯美索爾遺像贊》，如《海哥美爾氏名畫贊》，都可窺見曼殊心理的一斑。在《慘社會》上，更有許多具體的表示……在《碎簪記》中，攻擊資本社會的拜金主義，也十分厲害，關于宗教方面，他是很看不起耶教徒的。他在《斷鴻零雁記》第六章講羅弼牧師的一段，他說：“余特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那末，除了羅弼牧師以外，在曼殊心目中，一般的耶教徒，當然都是“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了。對于佛教，他是主張徹底的改革的。在《答莊湘書》上，及《斷鴻零雁記》廿三章與湘僧問答一段，十分明白。楊鴻烈說，曼殊的理想，倘然實行起來，便是佛教中的馬丁 ·路德，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談了。關于兩性問題，曼殊的思想比較落后一點。他在《斷鴻零雁記》第五章講雪梅一段，攻擊代辦婚姻和買賣婚姻，非常透徹。但在《絳紗記》內，卻又攻擊“黃魚學堂”的不貞了。我以為曼殊是主張戀愛自由，而反對自由戀愛的。在前者近乎固定的一夫一妻一制，即結婚之權，操諸自己，但“一與之齊”，卻仍舊要“終身不改”。在后者是主張戀愛有流動性，可自由結合，即可自由脫離，或者同時可以對于幾個人發生戀愛。曼殊贊成前者而反對后者，這當然是時代的關系了。曼殊在《碎簪記》中，大呼“天下女子，皆禍水也”'，頗近叔本華的女性憎惡論，其實只是他做戀愛小說的反面文章而已。在《婆羅海濱遁跡記》內，卻確確實實的說了女性許多壞話。這一部書很奇怪，不知究竟所謂南印度瞿沙者是真有其人，抑只是曼殊的搗鬼？倘然屬于后者，曼殊的侮辱女性，未免太過。但他在書中還是少不了賢明的女性，他寫了一個很好的“壯者妻”出來，又立刻把他自己的議論打破了。曼殊之對于女性，為憎為愛，真有些難于分別吧。

——柳亞子《蘇和尚雜談》

他（曼殊）的外貌，對于政治社會等問題仿佛很冷淡，其實骨底里非常熱烈，不過不表現于臉上罷了。朋友們聚在一起談到國事時，他便道今夜只談風月。同盟會在日本進行的時候，他也沒有入會；雖然他的朋友都是革命黨人，甚至于開秘密會議時也不避著他。但當辛亥革命，先烈陳英士先生在上海起義，消息傳到南洋去時，他忽然熱烈起來。此時他正在南洋教書，沒有旅費還來，便將書籍衣服完全賣去，一定要趕回上海。在尚未還國以前，他寫一信給我，其中有詩兩句是：“壯士橫刀看草檄，美人挾瑟請題詩。”并說道：“遙知亞子此時樂也！”從這幾句話，可以知道他對于革命希望的熱烈了。還有一件事，就是上海城隍廟開辟商場時，他說賣糖粥的從此沒有生路了；能開店的都是有資本的，小販生活將絕了。他平常絕不談社會問題，然而無意之間卻露出同情于無產階級的思想來。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柳亞子《蘇曼殊之我觀》

夫天地生才，由來非偶。既畀付以特殊，將期許而無已。況復翱翔瀛嶠，眷戀神皋。定交杵臼之間，側身顧廚之列。頭角嶄露，卓爾不群。固已逐龍虎于風云，隨幾復通聲氣矣。而乃心性湛然，忘情物我。慈祥愷悌，磊落光明。若吾師者，不可慕哉？特是人間污濁，原未可溷其清高。一旦委形影，絕塵鞅，無掛無礙，飄飄而作逍遙游者，固亦宜然。

——陳去病《為曼殊大師建塔院疏》

曼殊雖然是和尚，但他決不如一般宗教徒的一味迷信。章太炎先生說得好，“皈依凈土，非丈夫干志之事。”就如他的祝佑梵天帝釋，也不過于病苦呻吟之中，無可奈何之下，聊為說說，以求得些口頭的安慰罷。我們且看他在《答莊湘書》，攻擊崇拜偶象，和應赴之說，是何等的厲害！

然則曼殊何為又要以沙門自居呢？原來佛門里除了迷信之外，還有一些法寶，—— 如唯識的論理，和禪定的境界，—— 可以令你頓時弄到這世間的事物，都要“非空非有”，連你自己的身軀，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 只要你肯去弄。我們都知道曼殊是個恨人。他要忘懷苦恨，他要以情求道，這些豈不是濟急的良方。可惜他卻卒歸失敗，他嘗一次嘆息的說道：“學道無成，思之欲泣！”這情形，恐怕就是逃不出嚴復所說的“徒矜作達，無補真憂”的公式罷了。

清朝以異族狎主中華，是一種強奸的行為，少有氣節的人，都是不依的。他遂施用駐防的政策來鎮壓之，并疊連大興其文字之獄。中原處于輦轂之下，不惟士習婀媮，醉心利祿，即有一二魁儒，少明于所謂“種族之大齊”的，亦詟于專制的淫威，噤若寒蟬。俗語說得好，“山高皇帝遠”，在我們廣東便很不同了。我們廣東，僻處海隅，加以民族性的傲岸自尊，真可以說是民族思想萌植的場合了。我們的鄉先正，抱有種族之痛，而形之歌詠的，便往往而有；陳元孝的“江山無地限華夷”詩句，不過尤為傳誦的罷了。（聞《嶺南三家詩鈔》 內邊，“幽期空負釣魚翁”, “年年磨劍候風塵”等句子，都是“反清”運動的隱喻云。）曼殊少長嶺南，既備饗其說；—— 這話也并不著空，如黃節先生，便是一個很好的媒介物，或傳授者了。—— 又嘗流浪四方，與外國人雜處，弱國國民的侮辱，他都目擊而身受之。侏儒過虱，雖未必真有其事；然而他對國家衰弱的悲憤，亦可想見了。我們都知道辛亥革命的勢力的來源有二種：一種是排滿思想，一種是愛國思想，那末我們對于大師的“檢燕尾烏衣典去”，來回國看熱鬧的心情，也就很容易了解了。

……郭沫若先生說屈原是個獨身生活者，這不過是想當然的話罷。至于大師，我們都知道他是“三戒具足之僧”，他的色情的熱烈，就如一般解釋禁欲的基督徒的養處女的心理，所謂“重疊的欲情，在他心中燃燒，而永無欲求的暢滿，來息滅這繼續增加力量的光明的火焰”的原故罷了。

然則曼殊又何為不在他所戀慕的女子中，揀一個公然“撫而有室”呢？我以為這都不外是他的利己見解罷。他的《答蕭公書》上，很委婉的說過，“不慧性過疏庸，不敢（就是不屑）廁身世間法。”那末，與其結為百事可哀的夫妻，招尤招怨；倒不如各歸四海，反留得后時的回味了。他說“早證法身”，固然是飾詞，“學得死生大事，也是假話”。

……曼殊雖不免于悲觀厭世，然亦無害他的對于世間的熱心。他乃至于希望幸能留得一絲道義在這世間，便覺是此生的安慰，這是何等的切望。我們只要明白了他的熱情，他的自負，那末便知得到他的潔癖，他的孤行，都是有意義的了。屈原有言：“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離騷》）由此說來，消極的有所不為，自有其效用。換句話說，狷潔之行，實在難能可貴；這個世界就正少得它。而大師的遺世獨立，又何可厚非呢？

——羅建業《曼殊研究草稿· 曼殊的思想》

我還記死朋友中，有一個蘇玄瑛，這個人是我所不愿學，同時也是我所不能學的一個人。他的性情，也很有超絕一切的去處，但是他到底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結晶。就超生活的一面看，他也是一個人類中的優秀，卻是在生活里面看，他倒是一個累世的人。這樣的人，高而不崇，潔而不純，于個人可稱為良友，于社會絕不能不說是贅疣。

——陸丹林《戴季陶之蘇曼殊觀》，錄自柳亞子編《曼殊余集》第5冊《史料類》

他少年時本是極熱心，中年后悲觀極深。他的拼命吃Chocolate，八寶飯，雪茄煙，實是一種自殺政策。金錢到手拼命亂用，無錢則忍餓終日。好吃花酒，而卻與他所做的倌人（名花雪南）極少交談，蓋彼之所好不過一場熱鬧而已，不在花亦不在酒也。彼對于并世人物，多少許可。那時的國民黨，很想捧宋教仁出來組閣，我曾征其意見。彼的意思，大約對宋亦殊少許可。（大約謂宋聰明而已，并無真才實學。）他還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他說：宋教仁等所以要做革命黨，不過見識尚遠，人尚聰明，知道中國革命遲早總要成功耳。

——鄭桐蓀《與柳無忌論曼殊生活函 》

他（指曼殊）是一個感傷詩人，但同時對于中國革命具有浪漫主義的理解與同情。曼殊許多朋友中，給他影響最多的，是章炳麟與陳獨秀。他從陳獨秀學漢學，從章炳麟學作詩。章炳麟是與孫文共為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的一個巨頭。陳獨秀是人人知道的中國共產黨最初的指導者。曼殊從這兩人所學得的，不只限于詩與漢文，是事實吧。

——米澤秀夫（日本人）《蘇曼殊之生涯與作品》

曼殊自日本渡海東來，即到蘇州，神清貌癯，穿一破舊之布衲，我等延之在吳中公學社教書，時君喜作畫，為我畫一兒童撲滿圖，爾時在清季，我輩正競談革命，撲滿者，隱為撲滅清朝之意，惜此扇已失。

——包天笑 《題曼殊遺詩遺墨》詩注，錄自文芷《曼殊上人詩冊》

（曼殊）心胸意趣如魏晉間名流，吐屬妍雅，而蘊藉不露圭角。游人間世，翛然如閑云野鶴，不可以常意拘，類如此矣。張融所謂：“ 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及見我耳。”又曰：“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君其幾之。……曼殊遺落一切，逸韻自喜，故著述不多，亦非經營刻意以為之者。天姿絕特，于學無所不通，而深自斂抑，勿以炫世。善言《易》者不言《易》，朋輩中一人而已。

——姚鹓雛《記蘇曼殊》

曼殊死在壯年里，人們多說他據有天才的華宮以外，也有著非常之努力，故能夠懂得幾國的文字，同時又能夠欣賞了那么多的古文藝作品。如果有普通人的學力去衡量，就在時間上算，曼殊也決不能學得那么多東西。其實，曼殊有的，只是天才，天才之外，就是興味。如果要以曼殊為苦學志士，那不已把曼殊完全看錯了嗎？

——夢舟《關于蘇曼殊》，錄自柳亞子編《曼殊余集》第六冊

（曼殊）的浪漫行為，談起來，其所以會使我們的七情在腦海里作祟，為的是他富有至高的性靈，所觀察的事物，絕不肯被惡劣的社會環境所融化。因此，他的一舉一動，無不是出于自然的性情，又絕不是矯揉造作，裝飾浪漫的行為的，藉以博得文人多浪漫的所謂文人的美名者可比，他與生俱來，就那樣的豪放和任性，玩世不恭態度，思想超凡的。

每一位未出閣的麗人盡情地愛上他，自然他也是深深地愛她，不過他若是將所有愛他其中的一位女子，真的實行結婚，那是要叫多情如曼殊大師，也許會覺得左右為人難。因為結婚呢，僅有單位的可能，其余以前的所謂愛情，便非真實的愛了，于是我們也就可以明了曼殊大師對于愛他的女人，個個都是心心相印的，誠實地愛著的，無條件地愛著的，像這種的愛，是再神圣可貴不過的，除非是多情如曼殊大師，任誰也都做不到，請念出他兩句的遺詩吧：“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

——唐蘊玉《時代之蘇曼殊及其他》

鮮明的個性永遠是一個謎。而蘇曼殊就是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的人，鮮明之處，簡直有幾分怪異。解讀蘇曼殊，絕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任何一種看似合理的解釋均或多或少透露著強梁式的牽強。在緩緩滑過腦際難以計數的詞匯中，我努力說服著自己，極勉強地選擇了“形為心役”一詞來為蘇曼殊35年的坎坷人生來作出終結性的評語。

——林語堂

蘇曼殊數以拜倫比太白仙才，雪萊比長吉鬼才。不知英詩鬼才，別有所屬，唯貝多士可以當之。至于拜倫之入世踐實，而謂之“仙”，雪萊之凌虛蹈空，而謂之“鬼”，亦見此僧于文字海中飄零，未嘗得筏登岸也。

——錢鐘書《談藝錄》

民元后有不少同盟會會員由于他們的政治理想僅限于排滿，所以清政府垮臺后，他們以為自己的目的已達，后來袁氏建國后，依附于他的，頗不乏人。即如籌安會六君子中如胡瑛、孫毓筱，都是同盟會中人。而曼殊當時是贊成二次革命，是反袁的，所以他的政治思想水平，已達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境地。惜乎曼殊死得太早，沒有經歷五四文化革命運動，否則，他的思想中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因他與陳獨秀、柳亞子均有較深的交誼，也可能會受他們的影響。

——任訪秋1985年6月7日致邵盈午函

但蘇曼殊他特殊的身世“難言之恫”，他的感受比那一部分知識分子要深刻得多。這種情況，從好的方面講，是矛盾和沖突，若是說得不好聽，我看曼殊的思想有些雜亂。雖然如此，這并不妨礙（或是更為助長他）成為晚清民初最優秀的詩人之一。

——馮至1987年4月24日致邵盈午函

是曼殊的為僧，出于無奈，被逼到無路可走，其時其母已歸日本，曼殊無所依靠。他的出家，并非出于崇信，12歲的孩子，還談不上信仰。但出家以后，詣雷峰海云寺具足三壇大戒，這就不同了，這就要守戒律，假父為玄瑛聘的雪梅，假父歿，玄瑛既被帶出家，雪梅佗傺死。河合代有姊，欲以女靜子嬪玄瑛，玄瑛既守戒律，自不能成婚，則守戒與情愛的矛盾，亦易明。“春雨樓頭尺八簫”，當在日，“何時歸看浙江潮”，即思華，當與“難言之恫”有關。“芒鞋破缽”為僧守戒，“踏過櫻花第幾橋”，當與情愛有關，此宗守戒與愛情之矛盾。“任禮恥任汝”，則他又信奉中華舊文化，看不慣當時的風氣。這是舊文化與新風氣在曼殊思想上的矛盾。他講什么靈界詩人與愛國詩人，這又是對于詩國中所發生的矛盾。《談藝錄》談到他對拜侖贊美的話，認為不確，這又是他對西洋詩人的認識與實際背離的矛盾。這些矛盾，主要的是身世之恫，戒律與愛情的矛盾。這在常人都易解決，以日人而贊助中山革命的有人，則身為日人，又何礙，于為中國效力，玄瑛既不在廟中為僧，則本可以還俗。但他的性格卻不能這樣，是否他的性格與屈子相似。就一般人來說，屈子不得于懷王，流放漢北，正可到別國去，孔子也周游列國。屈子卻非在楚國不可。玄瑛的矛盾，卻固結而不可解，這點似可探索。

——周振甫1990年11月18日致邵盈午函

像這些新道家圣徒一樣，蘇曼殊也有意顯示出一種放浪不羈的生活風格，同時又試圖用佛教教義來證明其合理性。不過，他那副和尚的外衣僅僅是一種裝飾罷了，并不能為他的生活態度提供多少正當的理由，倒是給他格外抹上了一層傳奇的色彩。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