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格物窮理

徐光啟是明代杰出的科學家，他出身于一個小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的家庭，早年從事過農業生產，對于土地的利用問題深有體會，他說：“天下沒有不可利用的土地，人們困蔽的原因在于怠惰無思，飽食終日，不肯處心積慮地去從事生產勞動，去求索致富的門路。”

由于家鄉常受到倭寇的侵擾，他也很注意學習兵書。他認為，古來萬世，世事紛繁復雜，人們只要善于發現現實中的問題，鼓起勇氣，百般求索，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在20歲到40歲期間，他先后以秀才和舉人的資歷在家鄉和廣東、廣西等地以教書為業，閱讀和研究了豐富的古代典籍，尤其是有關生產科學方面的知識，這為他日后進行科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他曾與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有來往，跟利瑪竇學習了西方的天文、歷算以及火器制造等方面的知識和原理。42歲時在南京加入了天主教會。

在他看來，儒教和佛教過于重視內心的修養和主觀上對人生的領悟，所以，西方的天主教勝于儒學和佛教，便于學習和領會，而且天主教中蘊藉著一種分析研究事物的現象，探求事物內在聯系的學問，即所謂“格物窮理之學”，他認為這種“格物窮理之學”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外在事功。

天主教的這種獨到的特征，使他最為神往。他認識到，反求內心，關注內心的儒學和佛教是虛學，而格物窮理之學才是實學，才更有助于國家的富強和民生的幸福安康。他思索的腳步已經觸及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特質的比較方面了。

第二年，他進京考取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正好利瑪竇也在北京，徐光啟就同他一起研究中西方的天文、歷法、數學、地學、水利等學問。共與利瑪竇等人共同翻譯了許多西方科學著作，如《幾何原本》、《測量法義》、《泰西水法》等，成為介紹西方科學的先驅。他自己也編著了不少關于歷算、測量等方面的著作，如《測量異同》、《勾股義》等。

徐光啟從翻譯西方科學著作的工作中，加深了對數學重要性的認識。他在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序文中指出，數學所以成為一門最基本的科學，在于他是“眾用所基”，能為許多學科所用，如天文、歷法、水利、測量、聲樂、軍事、財會統計、建筑、機構、繪圖、醫學等等。

可見，他已明確地認識到了凡有量的關系存在的地方，就必定要用到數學。

對于歐洲的天文學，徐光啟頗感興趣，這是因為歐洲天文學的特點是用嚴格證明的邏輯方法力求解釋天體運動現象的所以然。徐光啟掌握了歐洲天文學方面的知識后，每次預報天象都較其他人準確，所以名望和威信都很高。

崇禎二年，由于欽天監推算日蝕又發生了錯誤，徐光啟才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歷法改革工作。這次歷法改革是以西方歷法為基礎，工作雖然繁重，又有來自朝野上下保守勢力的百般刁難和阻撓，但徐光啟毫不畏懼，毫不氣餒。

他對這項工作作了通盤的精心的規劃和安排，使整個工作進展比較順利，崇禎六年編成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禎歷書》。這部書雖說是集體創作，卻熔鑄了徐光啟本人大量的智慧和心血，全書大部分都經過了他的修改審閱。《崇禎歷書》已開始接受近代天文學和數學的知識，突破了中國傳統天文歷法的范疇。

對科學技術方面的研究，除了天文、歷算之外，徐光啟用力最勤、收集最廣的要算是在農業方面的研究了。因此，在他豐富的著述中也以《農政全書》最為重要。

《農政全書》是徐光啟幾十年心血的結晶，是一部集中國古代農業科技之大成的著作。全書共60卷，50余萬字，分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牧養、制造和荒政12項。

《農政全書》轉錄了很多古代和農時代的農業文獻，這部分可以說是前人成就的選編，很便于參考使用。徐光啟自己撰寫的有6萬多字，雖然只占全書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他經過親自試驗和觀察之后取得的材料寫成的，所以科學性較強。

他對前人的著作，不但是選錄，也附有自己的見解或評論。如對《唐新修本草》注中所說菘北移都變蕪菁，蕪菁南移都變菘的錯誤，就以自己在家鄉種植蕪菁的實踐說明蕪菁不會變為菘，并解釋了蕪菁南移根變小的原因和在南方培養大根的方法。他不愧是一位注意探索自然規律的科學家。

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寫的專題部分，值得重視的有：在墾田與水利方面，他主張治水與治田要相結合。他曾在天津屯種實驗，很有成效，他認為京師附近發展水稻等糧食作物的潛力很大，可以解決不必要的漕運問題。如果能夠實現的話，南糧北調的矛盾就可以緩解。

他在上海試種高產備荒作物甘后，證明在長江三角洲同樣能生長良好。他非常注意選種，他說：“種植作物，選擇好良種最為重要，最為關鍵，如果長期種植不良的種子，刻板化，單一化，就會使天時、地利和人力的大半都白白地廢棄了。”

對于保守思想和偏見，他以大量作物移植成功的事例指出：“如果認為作物的種植取決于適宜它的土地，是不可改變的，那是毫無道理的。”徐光啟對蠟蟲和蝗蟲也很有研究，成為詳確記述白蠟生活習性和蝗蟲生活史的第一人。他研究蝗蟲生活史的目的是為了滅蝗，在除蝗問題上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很為后人所推崇。

處處留心皆學問，不懈求索終有果。徐光啟一生，不論是在童年，或是在壯年、老年，不論是為民，還是為官，都善于觀察和發現問題，勇于實踐，不懈追求和探索，身體力行，筆耕不輟，終獲累累碩果。

他是明代杰出的科學家，是具有近代思想氣息的學者，也是中國歷史上進行東西方文化比較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