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作品注釋的兩次高潮

——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的注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對新文學作品的注釋比起之前來說得到了更多的重視，注釋新文學作品的工作前后經歷了兩個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文化部門專門組織人員第一次對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進行了搜集、整理和編纂，并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統一出版，這也是國家的出版機構第一次為現代作家的作品統一加上注釋進行出版。以魯迅為例，曾經有人把魯迅先生的作品比做“百科全書”，魯迅自己也曾經說過沒有閱歷的人是很難讀懂他的雜文的，據說有位外國作家也曾指出，“把魯迅雜文譯成外文的話，需要有字數比原文多三倍以上的注釋，才能使人懂得和發生興趣”。因為魯迅的作品常常具有不同于一般作家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再加上魯迅極富個性化的表達方式，便構成了一般讀者閱讀魯迅作品的困難。早在抗戰期間，徐懋庸等人就為魯迅的部分小說做了注釋。到了20世紀50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馮雪峰等人又對魯迅的著作進行了系統的注釋，于1956年開始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加上注釋的10卷本《魯迅全集》。全集在每卷末都按篇章順序集中對文中標注的條目逐條進行了注釋，并在每條注釋后標上文中對應頁碼。例如第二卷里《故事新編》的《起死》一文就對“莊子”有一段很長的注釋，不僅介紹了莊子其人，還將該篇材料所采自《莊子》的整個寓言陳述出來。這樣的注釋在10卷本《魯迅全集》里很普遍，表現出了對魯迅文學作品的特別重視。10卷本《魯迅全集》出版后，很多讀者認為還有某些新文學運動興起后的重要作家，光出一本篇幅不多的選本也是不夠的。于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又陸續規劃出版了其他一些重要作家的多卷本“文集”，如第一批就原定10卷而后來逐步擴大到17卷還未完成的《沫若文集》，10卷本的《茅盾文集》及14卷本的《巴金文集》等，這些文集都由編輯統一加上了注釋，雖然和《魯迅全集》的注釋比起來數量少了很多，注釋內容也不夠全面，卻是國家級出版機構對現代文學作品進行注釋的第一項成果，這個成果也為以后對這些作品再次進行注釋奠定了基礎。除了多卷本的文集加上了注釋以外，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很多現代作家作品的單行本和選集，這些單行本和選集也無一例外地加上了注釋出版。加上注釋的單行本有魯迅的《朝花夕拾》、《故事新編》、《吶喊》、《彷徨》、《野草》、《花邊文學》、《準風月談》、《華蓋集》、《熱風》、《墳》、《三閑集》、《而已集》、《二心集》、《且介亭雜文二集》，等等，這些50年代末出版的魯迅的單行本封面為白色，俗稱為“白皮書”，在書后對每篇的內容都有著非常詳盡的注釋；還有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清明前后》、老舍的《駱駝祥子》、李劼人的《死水微瀾》等里面也都首次增加了較為詳細的注釋，加上注釋的選集還有例如魯迅的《魯迅選集（上）》、《魯迅選集（下）》，郭沫若的《駱駝集》，《馮至詩文選集》、《艾青詩選》、《巴金散文選》，等等。只不過和歷來的傳統一樣，編輯對魯迅作品注釋的關注遠遠超過對其他作家的關注，這個僅僅從注釋的量來看就能很明顯地發現這一點。不過魯迅作品的注釋雖多，可是從質量上來講并不盡如人意，有些內容未能實事求是地進行歷史的還原，意識形態的內容多了起來。以至于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因為1958年版的《魯迅全集》不能使用，周總理只好將魯迅博物館里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贈送給了尼克松。也正因為如此，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們覺得應該要拿出一套像樣的全集，于是在1973年出版了新一版的20卷本的《魯迅全集》，時值“文化大革命”時期，政治環境極其敏感，1973年版的《魯迅全集》依照1938年的版式，取消了注釋，只收錄了作品的正文。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當中出版的唯一一位作家的全集。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荒蕪的“文化大革命”時期，文學作品的注釋工作并沒有因此完全停止，期間就有1963年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的詩集《蜀道奇》，武漢大學中文系1968年編注的《魯迅舊詩注釋》，1972年出版的吉林師范大學中文系編纂的《〈魯迅雜文選〉〈魯迅小說詩歌選〉注釋》，1973年出版的廣東師范學院中文系編纂的《魯迅作品選注釋》，1974年出版的南京大學中文系編注的4卷本《魯迅選集》，1976年外文出版社出版、復旦大學中文系編注的《魯迅雜文選集》等。尤其是后面這4卷本的《魯迅選集》和上下卷的《魯迅雜文選集》，注釋之豐富幾乎可以和80年代以后的注釋本媲美，盡管因為時代的原因，這些注釋都被烙上了深深的階級印記。

第二次注釋文學作品的高潮開始于經歷“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學事業開始復蘇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20世紀70年代后期，人民文學出版社邀請了全國三十多所高等院校的魯迅研究學者，共同組成了當時人數最多、力量最強的注釋隊伍，重新編輯和注釋了《魯迅全集》”，并于1981年正式出版。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內容在前版的基礎上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動，注釋部分當然也在第一次注釋的基礎上進行了較大幅度的增刪和修改，而且注釋的位置也由原來的書后注改為篇后注，放到每一篇文章的末尾。除了注釋位置的變化以外，注釋的內容也去除了前版政治上的一些嚴重問題，修改了一些比較荒謬的人物事件的介紹和評價。不過這次修改仍然帶有些許“文化大革命”“遺風”，導致古典部分的校注水平高過現代部分的校注。除了《魯迅全集》重新修改了注釋以外，其他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全集的注釋也得到了修正和增刪。人民文學出版社專門成立了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和《茅盾全集》編輯委員會，《郭沫若全集》于1985年開始出版，其中的文學編就加有很多詳細的注釋，包括多幕戲劇，均用頁末注的形式在書中標出。和注釋過于簡單的《沫若文集》比起來，《郭沫若全集》的注釋豐富了很多，可謂前進了一大步。1984年開始出版的《茅盾全集》也是如此，就連注釋較少的小說部分也對故事中涉及的外國書名等作了專門注釋，如第一卷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的注釋就是如此。相對于50年代出版的《巴金文集》來說，1986年開始出版的《巴金全集》注釋部分的改動遠遠小于前述幾位作家，但是仍然是有進步的。

這個時期除了全集以外，人民文學出版社將第一次出版的“白皮”單行本和選集同樣隨之修改，又出版了一套和前一次魯迅的“白皮書”相對應的“綠皮書”，書中的注釋部分得到較大改動，位置也和全集一樣由原來的書后注改為了篇后注。并且還出版了一些原來沒有出版過的單行本，例如《阿Q正傳》作為單行本第一次加上了注釋出版，注釋放在每章后。人民文學社出版的一套郭沫若的單行本《女神》、《學生時代》、《少年時代》、《歷史人物》等均有詳細注釋，并將編者注與作者的自注區分開來，自注均在文中標明沫若注。人民文學社出版的加上注釋的選集則有1977年出版的《沫若詩詞選》、1983年出版的4卷本《魯迅選集》、1983年出版的《志摩的詩》、1984年出版的《雕蟲紀歷》等。新的時期里不僅人民文學社重新整理了一些文學作品，其他各地的出版社也開始了新文學作品的重新整理和編纂工作，其中對于作品的注釋已成了非常明顯的現象。例如關于郭沫若舊年創作的詩歌，就有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王繼權編注的《郭沫若舊體詩詞系年注釋》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少年詩稿》，這兩本詩集都加上了豐富的注釋進行解讀，均采用詩后注的形式，首先介紹詩歌的創作源泉，然后針對詩歌中的詞語進行解釋。除此外還有對于郭沫若紀游詩的注釋，如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閩游詩集》以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林東海、史為樂選注的《郭沫若紀游詩選注》，詩集中都有很多關于景點和方言的注釋。還有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吳天霖和高長春編注的《郭沫若文論選1949—1978》則是文論注釋的典范。不僅如此，湖南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一套郭沫若作品的匯校本，將前期各版本的注釋集中起來，做成集注的形式，這種全新的匯校本形式給新文學作品的注釋工作又添上了新的成果。這套匯校本有1983年出版的《〈女神〉匯校本》、1984年出版的《〈文藝論集〉匯校本》以及1985年出版的《〈棠棣之花〉匯校本》，匯校本的注釋主要介紹了不同版本之間內容的區別，為更完整地了解作品提供了翔實的依據。這段時期革命家們的詩詞也被集中進行了注釋，有的是詩歌的注釋，有的則是專門針對其中大量的成語典故的注釋，例如北京大學中文系編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成語典故注釋》，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周總理詩十七首》，河北省石家莊市教師進修學校1978年出版的《陳毅詩詞選釋》，山東師范學院聊城分院《漢語成語詞典》編輯室編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陳毅詩詞成語典故注釋》，吉林省社聯學會工作部1985年出版的《〈陳云文選〉成語典故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胡國強選注的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朱德詩選注》等。

這段時期開始受到關注的還有新文學家歷史信簡的注釋，可以說是興起了一個書簡注釋的高潮。將新文學家過去的書簡搜集起來編成集子，然后由編者在每封信后加上詳細的注釋，以便讓讀者更好地了解信簡的內容、信中的人物關系以及歷史事件等，讓塵封已久的書信公之于世，成為研究新文學史寶貴的一手資料。這些被注釋的書簡有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書簡——致曹靖華》，197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致許廣平書簡》，198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黃源回憶編寫的《魯迅書簡追憶》，1982年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王景山編注的《魯迅書信考釋》，1981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給蕭軍蕭紅信簡注釋錄》和《蕭紅書簡輯存注釋錄》，這兩本注釋錄都是由蕭軍回憶整理而成。還有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曾憲通編注的《郭沫若書簡——致容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唐明中和黃高斌編注的《櫻花書簡——1913年至1923年家信選》，三聯書店1987年出版、楊苡編注的《雪泥集——巴金書簡》等。前述這些書簡的注釋都是一信一注，首先解釋通信的緣由，然后針對信中人名地名事件等一一注釋，注釋的信息量非常豐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和這些書簡的注釋比起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年出版、孫中田編注的《茅盾書簡（初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王觀泉編注的《達夫書簡——致王映霞》，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巴金書簡（初編）》的注釋就簡略得多，當然，它們和1981年《新文學史料》第2期刊登的汪靜之的《〈修人書簡〉注釋》一起，仍然都屬于書簡注釋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