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祖愛新覺羅玄燁 

康熙六十一年 (1722) 十一月十三日，清朝第四代君主——69歲的康熙皇帝因病去世了。廟號圣祖。

康熙姓愛新覺羅，名玄燁，在位長達61年之久。他一生勤勉為政，功績卓著，雖非清代的開國皇帝，卻用他的文治武功親手勾畫了清帝國的遼闊版圖，不愧是帝國統一繁榮局面的開創者。要了解這位頗有作為的封建君主轟轟烈烈的一生，還是從他的幼年登基說起吧。

八歲入主皇宮 不負祖母深望

愛新覺羅玄燁，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生于順治十一年 (1654) 三月十八日。他的生母叫佟氏。佟氏的祖父佟養真跟隨清太祖努爾哈赤興兵抗明，是清朝的開國功臣。她的父親佟圖賴是漢軍正藍旗人，也屢建戰功。佟氏家族也因此成為八旗漢軍中顯赫一時的名門大族。順治皇帝為了緩和民族矛盾，改變在蒙古貴族中選妃的舊俗，開始在漢軍中選妃后，佟氏被選入清宮。但佟氏不受順治寵愛，因此，玄燁也遭順治帝的冷落。

值得慶幸的是，玄燁的祖母孝莊皇太后對玄燁母子格外鐘愛。她派自己的侍女蘇麻喇姑協助保姆照看玄燁，教他讀書寫字。她還經常親自對玄燁加以教侮。自玄燁懂事，便在各方面培養他良好的習慣和高尚的情趣。祖母的教誨猶如春風化雨滴入幼年玄燁的心田，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他所渴望的父愛，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他日后作為帝王不可缺少的品質。玄燁也果然不負祖母的期望，從小好學，喜歡騎射，不喜飲酒，可謂少年老成。

盡管孝莊皇太后一直在用未來君主的標準培養玄燁，但順治卻一心一意要讓寵妃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做太子。誰曾想，皇四子福薄命淺，才3個月便夭亡了。從此，玄燁的處境才有了好轉。玄燁6歲時，同哥哥福全、弟弟常寧一同進宮拜見順治。向父皇請安完畢，順治便問兒子們有何志向。常寧年僅3歲，不會回答。福全為庶妃所生，年紀長但地位低，他答道：“愿意做一個賢王。”而玄燁則高聲回答：效法皇父，勤勉盡力。順治知道這是太后的安排，開始有了由玄燁繼承皇位的想法。兩年后，年輕的順治皇帝一病不起，在孝莊皇太后的堅持下，順治立下了以玄燁為皇太子的遺詔。

順治十八年 (1661) 正月初九，玄燁在孝莊皇太后的親自主持下，登上皇位，改次年為康熙元年。孝莊皇太后由此又擔負起輔佐第二代幼主——康熙的重任。康熙即位第5天，她便向王室宗親、文武大臣發出諭旨：要報答我的兒子順治皇帝的恩情，就要偕四大臣同心協力共輔幼主，這樣才能名垂萬世。太后的威嚴與對皇孫的深情溢于言表。四大臣輔政，也是孝莊皇太后同順治反復考慮后采取的新體制。按清代舊制，由宗室諸王輔佐幼主處理政務。太后對順治初年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后獨斷擅權的往事記憶猶新，所以一改舊制，讓元老重臣佐理政務，而把決策權抓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太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導康熙學習執政上。她諄諄教導康熙，不辜負百姓的期望，寬裕慈仁，慎言謹行，繼承祖先基業。一次，當著滿朝文武，太后問康熙平生最希望的是什么。康熙毫不遲疑地回答：“惟愿天下乂安，生民樂業，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聽到皇孫的宏愿，太后不由得頷首微笑，大臣們也齊聲稱頌。康熙對朝政處理得當之事，太后總是全力支持。平定吳三桂叛亂時，太后將宮中所存銀兩、綢緞賞給出征的將士，士氣大振。康熙也由此感受到祖母的信任，信心和勇氣倍增。

孝莊皇太后在康熙身上傾注了滿腔心血，康熙對祖母也是一往情深。即位的第二年，他便尊祖母為太皇太后。親政后，盡管他逐漸能夠獨立處理政事，仍然對祖母非常敬重，經常到太皇太后居住的慈寧宮請安，與祖母共商國事，遇到棘手的事情，總是向祖母請教; 事情得到圓滿解決，他又總是歸功于祖母的恩德。在生活上，他對太皇太后更是體貼入微。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陪祖母詣五臺山。考慮到祖母已年過七旬，他唯恐祖母受不了山路的顛簸，特地為她備了暖轎。太皇太后怕轎夫難行，執意要乘車。走了不遠，康熙見山路實在坎坷，便下令停車，想請祖母改乘轎子。這時太皇太后體力難支，也想改乘轎子，但到哪里去找轎子呢?她正在思前想后，一乘暖轎飛快地來到太后面前，恭候太后上轎。太皇太后又驚又喜，撫著皇孫的背連連夸獎：“真難為你處事如此周到，待人心誠，實為大孝!”

康熙二十六年 (1687)，75歲高齡的太皇太后重病不起。康熙日夜守護在慈寧宮中，連續35晝夜目不交睫，衣不解帶，竭心盡力地侍奉祖母。他親自檢方調藥，侍候祖母的飲食。祖母入睡了，他便隔幔靜候; 聽到祖母呼喚，又立即趕到病榻前。他為祖母準備的衣食用品應有盡有，僅糜粥就有30多種。太皇太后見他晝夜操勞，十分心疼，多次叫他回宮休息。他想，祖母年高病重，此時不全力孝敬，報答深恩，只恐將來再沒有機會了。于是，他不顧祖母的勸告和臣下的請求，依舊守候在祖母身旁。太皇太后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并一再叮囑康熙： 自己百年后，要節哀保重，按祖制安葬，千萬不要貽誤了國事。她深情地說：“我掛念著你皇父和你，不忍遠去，務必在孝陵一帶選擇吉地就近安葬。”這年十二月十五日，太皇太后病逝，康熙痛不欲生，呼天搶地，哭無停聲，飲食不入口，真到了五內俱摧的程度。

遵照祖母的遺愿，他將祖母安葬在遵化昌瑞山南麓孝陵前的昭西陵中，并把祖母生前喜愛的宮房拆運到這里重新修建起來。他為祖母上謚號為 “孝莊仁定誠憲恭懿翊天啟圣文皇后”，簡稱孝莊文皇后。在他的一生中，多次來到祖母墓前告慰在天之靈，撫今追昔，思緒萬千，他說： “每念教育厚恩，哀痛實難自禁。”

少年親政 智除權奸

康熙即位時，還不滿8歲。他盡管在祖母悉心培育下大器早成，但擔負管理國家的重任還為時過早。好在順治在遺詔中已作安排，委托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輔政。四大臣在順治帝的靈位前曾立下誓言： 要竭盡忠誠，不謀私利，不結黨羽，不受賄賂，忠心仰報皇恩，全力輔佐君主。四大臣中的索尼、鰲拜和遏必隆都是兩黃旗人，是跟隨清太宗南征北戰的元老勛臣，后來又擁立年幼的順治皇帝即位。多爾袞擅權時，由于他們忠于順治，被視為眼中釘，先后革職、削爵并籍沒家產。直到順治親政，他們才復了職，并且進一步受到重用。四大臣中的蘇克薩哈雖是多爾袞屬下的近侍，但他在多爾袞去世后，檢舉多爾袞殯葬服色違背祖制并企圖謀反的罪行，深得順治帝和太后的信賴。長期以來，他們對順治帝和太后忠心耿耿，所以能以異姓臣子的身份位居宗室諸王貝勒之上，擔起輔佐幼帝康熙的大任。

輔政之初，四大臣遇事協商，凡欲奏事，一同進謁皇帝或太后，待太后決策后，再由他們以皇帝或太后的名義發布諭旨。輔政大臣雖無決策權，但他們可以入直、票擬并代幼帝御批，后來鰲拜專權亂政就鉆了這個空子。

鰲拜是鑲黃旗人，是清朝開國元勛費英東的侄子。顯赫的門第和卓著的戰功使他青云直上，位至公爵。鰲拜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權術，驕橫跋扈，人多憚之。身為四朝元老的索尼盡管德高望重，這時已年老體弱，力不從心了。遏必隆為人怯懦，沒有主見，又加上與鰲拜同屬一旗，利害相關，所以總是隨聲附和。蘇克薩雖然在四大臣中僅居索尼之次，但他資望淺，又與索尼素有嫌隙，與姻親鰲拜也時常反目，常常在輔臣中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這樣，協商輔政的局面不久便被打破了，大權逐漸落到了一心獨攬朝政的鰲拜手中。他任人唯親，廣置黨羽，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大學士班布爾善、吏部尚書噶褚哈、工部尚書濟世都是他安插在要害位置的親信。遇到政事，他們常常私定對策，然后才上奏皇帝，甚至攔截奏章，阻塞康熙同臣下的直接聯系，以便把持朝政，架空幼帝。

為了進一步獨攬大權，康熙五年(1666)，鰲拜借鑲黃旗與正白旗調換土地之事發難，攪得朝野不安。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 早在順治初年，睿親王多爾袞就把鑲黃旗應占的土地撥給了自己的正白旗，又將他處較差的土地調給鑲黃旗，激起了鑲黃旗旗民的義憤。但歲月的流逝逐漸抹平了換地帶來的裂痕，兩旗的旗民俱已在各自的土地上安居樂業，也無意再調換了。事隔20多年，身為鑲黃旗人的鰲拜又舊事重提，執意更換土地，想借機擴大本旗的地盤并向外圈地，換取兩黃旗臣民的支持，同時打擊正白旗的蘇克薩哈。他一箭雙雕的計謀果然得逞。索尼歷來不幫蘇克薩哈說話，遏必隆也不發表異議，這樣四大臣中倒有三人同意圈換土地。兩黃旗大臣也紛紛支持。鰲拜又鼓動各旗上書，以土地不堪使用為名請求更換，向太后和幼帝施加壓力。

消息傳出后，旗民等待調地，漢族百姓懼怕土地被圈，一時人心惶惶，無心耕種，田野一片荒蕪。被派去調圈土地的戶部尚書蘇納海、總督朱昌祚和巡撫王登聯等官員先后上書，強烈要求停止調圈土地。接到奏折，康熙立即召集四大臣面議。鰲拜見蘇納海等人竟敢對抗他的旨意，力主以藐視圣旨、阻撓國事的罪名逮捕蘇納海三人，并處以死刑。索尼和遏必隆又一次助紂為虐，而蘇克薩哈一言不發。鰲拜轉恨于蘇克薩哈，恨不得一下子將其置之死地。盡管鰲拜的誣告在輔臣中占了上風，但康熙始終不同意重處蘇納海等人。然而，鰲拜欺皇上年幼，仗著輔臣中三對一的優勢，竟矯旨將蘇納海等人處以絞刑，還籍沒了他們的家產。反對調圈土地的其他大臣，有的被降職，有的被治罪，無一幸免。

鰲拜矯旨殺害蘇納海等人，對康熙震動很大，遂對鰲拜有了戒備之心，并下了盡快親政的決心。康熙六年 (1667) 六月，內弘文院侍讀熊賜履上奏指出，不整頓國家積重難返之事，都急功近利，一味變更以便其私，其實已埋下無窮的禍根。鰲拜做賊心虛，請求皇帝以熊賜履妄言治罪。康熙回答：“他自陳國家事，與你何干?”駁得鰲拜無言以對。群臣聞知，暗暗稱快。

這一年，在朝廷大臣要求皇帝親政的呼聲中，索尼等人上奏說：“世祖章皇帝于14歲親政，如今主上年齡功德與先皇相同，對天下事務應付裕如，懇請親政。”康熙得到祖母太皇太后的允許，遂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舉行親政大典。康熙親政前，索尼已去世，鰲拜的野心進一步膨脹，想越過蘇克薩哈和遏必隆，占據索尼的位置，進而成為宰相。于是，他拉攏蘇克薩哈同他一起干預朝政。蘇克薩哈予以拒絕。舊恨新仇使鰲拜立意除掉蘇克薩哈。蘇克薩哈自知斗不過鰲拜一伙，為了免除殺身之禍，激流勇退，上書請求去守候先帝陵寢。康熙不理解蘇克薩哈的行動，一面派人去詢問原因，一面請議政王大臣會議議處。鰲拜怕蘇克薩哈的要求一旦獲準，自己也要效仿他交出輔政大權，便給蘇克薩哈羅織了不欲歸政等24條罪狀，必欲處以極刑。議政王大臣會議在鰲拜的操縱下，奏請將蘇克薩哈凌遲處死。收到奏章，康熙十分震驚。他認為蘇克薩哈是前朝重臣，又勤勤懇懇輔佐七載，理應酬報，又何罪之有?便當即召見議政王杰書和鰲拜、遏必隆等人，指出復奏有誤。鰲拜先發制人，強詞奪理地說：“我同蘇克薩哈本來沒有什么怨仇，只是因為他欺君罔上，才秉公而斷，要對他重重治罪。不然，再有人學他的樣子就不好辦了。”康熙卻說：“欺君罔上的人眼下不是沒有，蘇克薩哈還是守規矩的。”康熙不允鰲拜所請，鰲拜惱羞成怒，瞋目揮臂，連日在金殿上強奏，他的黨羽們也亦步亦趨，為虎作倀，終于威逼年少的康熙下了絞死蘇克薩哈的命令。康熙對鰲拜已經忍無可忍了。

然而，鰲拜更加肆無忌憚地結黨專權。在他的唆使下，大學士班布爾善竟敢在康熙下諭旨時忿然而出，公然抗旨妄行。他們的胡作非為遭到了康熙越來越堅決的抵制。一次康熙臨朝聽政，和輔臣共聽讀本，鰲拜卻在心不在焉地閑聊。康熙當即指責他說：“這些都是人命關天的事，不可不慎。你們這些人不把殺人當回事，朕必須慎之又慎。”康熙的嚴責使老奸巨滑的鰲拜意識到，皇帝對冤殺數臣的事情不會善罷甘休。隨著鰲拜的權勢逐步受到限制，他與康熙的矛盾日趨激化。他常常托病不上朝，進行要挾，繼續在暗中策劃陰謀。一次，康熙帶著隨從親自去鰲拜府上探病，御前侍衛見鰲拜神色不對，便上前搜尋，結果竟在床席下發現了兇器。鰲拜嚇得面無人色，無言以對。康熙卻不動聲色地說： “刀不離身是滿洲人的老風俗，不必大驚小怪。”康熙七年 (1668) 九月，熊賜履上疏說： 天下治亂系宰相。滿朝大臣都清楚這是要求除掉專權的鰲拜。康熙認為為時尚早，指斥熊賜履“妄行冒奏，以沽虛名”，還說要對他進行處罰。

康熙深知鰲拜黨羽眾多，勢力很大，因此先穩住殺機畢露的鰲拜，而不輕舉妄動。天下大事，慮之貴詳，他在暗中加緊了除掉這個權奸的籌劃。由于原來的侍衛大多受鰲拜影響，不甚可靠，康熙從各王府中挑選了上百名親王子弟做他的侍衛，組成善撲營，整天讓他們摔跤弄拳，不出一年，便個個練得武藝高強。鰲拜聽說此事，以為皇帝年少貪玩，并未放在心上。加之康熙又封鰲拜為一等公，鰲拜更覺得平安無事了。他哪里想到，重新回到宮中擔任一等侍衛的索額圖就是沖著他來的。索額圖是索尼的兒子、康熙的叔丈人，他同康熙以下棋為名，制定了擒拿鰲拜的具體方案。為了保證行動萬無一失，康熙事前把鰲拜的黨羽先后差遣出京。他又召集善撲營成員進行動員。康熙問大家：“你們懼怕皇上還是鰲拜?”侍衛們齊聲答道：“獨畏皇上!”這一天，康熙召鰲拜單獨進宮議事，鰲拜象往常一樣大搖大擺地走進宮內，只見康熙端坐中間，兩旁是威風凜凜的少年侍衛。鰲拜見勢不妙，還想故伎重演，大發淫威，不料康熙一聲令下，少年侍衛們一擁而上，七手八腳便拿下了鰲拜。這個橫行數年、權傾朝野的權奸頓時成了階下之囚。康親王杰書奉康熙的命令審訊了鰲拜。不久，便公布了鰲拜結黨專政的30條罪狀。最后念其當年搭救清太宗皇太極有功，赦免了他的死罪，讓他在監禁中度完了余生。康熙還依據罪行輕重懲處了鰲拜的黨羽，罪大惡極的濟世等人被處死，其余的被革職降級。與此同時，受鰲拜誣陷的蘇納海等人得到了昭雪。蘇克薩哈的后人承襲了他的爵位和世職。康熙對各級官員大規模進行了調換，并下達了《圣諭十六條》，意在刷新朝政，徹底清除鰲拜的惡劣影響。

年僅16歲的康熙在戰勝鰲拜集團的斗爭中，顯示出驚人的魅力和才智。從此，他便將朝政大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開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運籌帷幄 力平三藩

康熙親政后，親自書寫了 “三藩、河務、漕運” 的條幅懸掛在宮中柱子上，可見解決三藩是康熙朝夕不忘的首要大事。三藩，是指明朝降將吳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個藩王，他們分別盤據在云南、廣東、福建三個省區。三藩王在明末清初先后降清，為清兵入關立下了汗馬功勞。吳三桂被封為平西王，尚可喜和耿仲明也分別被授予平南王和靖南王的封號。

尚可喜因為年老多病，就把藩事交給兒子尚之信主持。尚之信殘忍狂暴，酗酒嗜殺，連老子也不放在眼里。他曾經割下行人的肉喂狗，甚至無故刺死尚可喜派來送信的宮監取樂。尚可喜擔心兒子早晚會鬧出事來，同時也不甘心受他的挾制，便在康熙十二年(1673)春上書，請求回遼東老家養老，早已有撤藩打算的康熙遂命令撤掉尚藩，將其全部兵士撤回原籍。消息傳來，吳三桂和已承襲靖南王爵號的耿精忠 (耿仲明之孫) 都驚恐不安，他們也上書假意要求撤藩，來試探朝廷的動向。

康熙召集了眾臣議定撤藩之事。大部分人持反對意見。他們提出了種種理由： 有的認為移藩后要派軍隊去原藩地鎮守，勞費太大; 有的為吳三桂說情，說他鎮守邊關，地方安定，沒有謀亂的征兆。議政王貝勒大臣們也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只有兵部尚書明珠、戶部尚書米思翰、刑部尚書莫洛等少數人堅決主張撤藩。二十歲的康熙皇帝力排眾議，做出了最后裁決：“從其所請，將三藩全部遷到山海關外。他指出，三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已經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吳三桂等人懷有野心，蓄謀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三藩，勢必養癰成患，危害天下。于是，康熙派侍郎折爾肯、學士傅邁禮赴云南，戶部尚書梁清標赴廣東、吏部侍郎陳一炳赴福建，催促辦理撤藩事宜。

接到撤藩令，吳三桂氣急敗壞。他原以為朝廷接到請求撤藩的上疏，一定會對他勸慰挽留，他便能象明代的沐英一樣，世守云南，稱霸一方了。哪里想到會弄假成真，把自己搞得騎虎難下。

吳三桂當年為報家仇勾引清軍入關屠殺農民起義軍，使清兵得以長驅直入。他事明叛明，降清又心懷異志。鎮守云南后，吳三桂利用獨占一方的大權，招降納叛，橫征暴斂，不斷擴充實力，在三藩中勢力最大。他的野心也隨之膨脹起來。他以藩府名義任命的官員，吏、兵二部不得干預，他推薦的被稱為“西選”的官員遍及天下。凡要害地方，他都千方百計安插進自己的死黨。他的兒子吳應熊被召為皇太極之女的顏附 (即附馬)，從而成為吳三桂安插在京城的耳目。吳三桂屬下有53佐領、士兵1. 2萬多人。每年朝廷向吳鎮支付的俸餉就達900多萬兩白銀。吳三桂還自行征稅、開礦、鑄錢，與西藏互市茶馬，聚斂財富，秣馬厲兵。他廣施錢財，結納士人，即使有一技之長者，也盡行收錄，借以收買人心，拉攏一班無恥文人做他的吹鼓手。朝廷曾經查獲了南明福王的遺臣查如龍給吳三桂的血書，書中勸吳三桂起兵反清。詭計多端的吳三桂怕露出馬腳，遂大興土木，搜羅美女，做出安于享樂、胸無大志的樣子來麻痹視聽，暗中加緊操練，待機而動。

如今康熙要撤藩，他自恃勢大兵強地險財富，決意起兵謀反。他假意接受了折爾肯、傅達禮帶來的撤藩令，以便拖延時間，暗中派人同尚耿兩鎮密謀策劃，同時封閉了所有要路，嚴密封鎖消息，只許進人，不許出人。這個明朝的叛臣，主使勒死南明永歷帝的逆子，這時卻做出一副忠臣的樣子，要求在撤藩前拜謁一次永歷皇帝的陵墓。他身著明朝衣冠，伏在陵墓前放聲痛哭，竟然悲痛得不能自立。傅達禮見吳三桂再三借故拖延起程的時間，怕日久生變，就回朝復命，沒走多遠便被吳三桂派人截回。康熙十二年(1673) 冬，吳三桂自封為 “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舉起“興明討虜” 的旗幟，公開叛亂。隨即殺害了堅決執行撤藩令的巡撫朱國治，又將反對叛亂的官員全部關進監獄。吳三桂發表了叛亂公告，繼續打著 “反清復明”的旗號蠱惑人心。他無恥地以崇楨皇帝三太子的監護人自居，攻擊清政府的統一使彗星流隕，天怒于上，山崩地裂，地怨于下，鼓吹自己興兵叛亂是伐暴救民，順天應人。

吳三桂公開叛亂后，他分布在各地的黨羽紛紛響應。各地的告急文書頻頻傳至京城，舉朝震驚。原來主張撤藩的人乘機詆毀，認為吳氏叛亂是撤藩引發的。大學士索額圖竟要求殺主張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謝叛逆。年輕的康熙皇帝臨危不懼，嚴厲駁斥了這些護藩的論調。他說：“三藩勢焰日熾，撤亦反，不撤亦反，因此決不仿效漢景帝誅晁錯以平七國之亂的做法。”隨后，康熙下達了武裝平叛的命令。

這時其他兩藩也舉起了反旗，一時戰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康熙認為吳三桂是三藩之亂的禍首，滅掉吳三桂，其他叛軍就會不打自散，于是他確定了重點打擊吳三桂的策略。康熙任命勒爾錦為寧南靖冠大將軍，命令他由湖南進剿叛軍，嚴防叛軍東犯湖廣;又派將軍瓦爾洛進駐四川，斷絕叛軍入蜀之路; 同時命莫洛率兵駐扎西安，阻止叛軍進兵西北。

再說叛軍中的馬寶一路很快攻下沅州、常德等地，王屏藩率大軍直入四川，迫使瓦爾洛所率清軍退回了廣元。吳三桂親自到常德、澧州一線督戰，并通過西藏的達賴喇嘛致書康熙，要求裂土罷兵，允許他在長江以南割據。這時，不少清軍將領貪生怕死，望風而逃。身負重任的勒爾錦駐扎在荊州，沒等同叛軍交戰便埋掉新鑄的大炮逃竄。面對戰爭的暫時失利，康熙武裝平叛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他嚴厲回絕了達賴為吳三桂進行的斡旋，并提出要御駕親征。只是由于要掌握全局，穩固后方，康熙親征的想法才沒有實行。

議和不成，吳軍又在江西接連攻下30多座城池。王屏藩則由四川進攻陜甘，直插清軍后方。康熙十四年 (1675) 一月，吳三桂的義子，陜西提督王輔臣打死經略莫洛，率部反叛，占據了平涼城。吳三桂立即派人送上重金犒賞王輔臣，封他為 “平遠大將軍陜西東路總管”。在王屏藩的接應下，不久泰州、蘭州、鞏昌、定邊等地，也落入王輔臣之手。叛軍的氣焰一時甚囂塵上，吳三桂揚言要乘勝奪取荊州，攻打北京。

占據了戰略要地的王輔臣，已經成為平叛中一個舉足輕重的棋子。康熙采取了剿撫結合的策略，集中力量對付王輔臣。他先派王輔臣的兒子去向父親勸降，接著又派圖海進軍平涼。王輔臣中了圖海的調虎離山計，損兵折將，銳氣大挫。他困守孤城，陷入了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只得向清軍投降。平涼一失，吳三桂在陜西的攻勢也隨之喪失了。康熙十五年(1678)，清軍收復了陜西全境。在這同時，康親王杰書蕩平了江西、浙江境內的吳軍，迫使耿精忠投降。清軍乘勝進軍，康熙十七年(1678)，又收復了瀏陽、平江等地。

曾經囂張一時的吳三桂見大勢已去，還想垂死掙扎，急急忙忙演出了登基稱帝的丑劇。康熙十七年 (1678) 三月，吳三桂派人在衡陽草草修建了百余間蘆舍，用黃漆涂刷房頂權做皇宮。三月二十八日，吳三桂匆匆登上了臨時搭成的祭壇祭祀天地，改國號為周，年號昭武，封妻子張氏為后，孫子世璠為太孫。正在這時，風雨大作，蘆舍朝殿被刮得東搖西晃，黃漆房頂被沖得面目全非，吳三桂和他的 “朝臣” 們都十分敗興。吳三桂稱帝后，立即給叛軍首領們封官晉爵，又匆忙舉行了云南鄉試，搜羅了73名“舉人”，為吳氏小王朝收買人心，裝點門面。但是，吳三桂徹底扔掉 “復明” 的遮羞布，將自己的狼子野心大白于天下，只能使處境更加孤立。此時，清軍的攻勢更加銳不可擋，吳氏小王朝日益陷入內外交困的境地。年已67歲的吳三桂惶惶不可終日，患中風噎嗝癥死去，僅僅做了不到5個月的 “皇帝”。吳三桂死后，由吳世璠繼皇位。

為了瓦解叛軍，康熙下令對叛亂的協從者寬大處理，如果能及早反正，將功折罪，還要論功行賞。這一來，叛軍的士氣更加低落了。只有極少數頑固分子還主張向北進攻，與清軍決一死戰，即使不能得勝，還可以占據黃河以南。但是大多數叛軍已經成了驚弓之鳥，不愿意再去送死。吳世璠只好率領殘兵敗將退守云貴老巢，做最后的掙扎。據說，當年吳三桂曾用衡州岳神廟中的小靈龜來占卜自己的命運，結果小靈龜在地圖上爬來爬去，向北到底沒有越過長沙、常德一線，最后還是返回了南方。吳三桂覺得不合心意，又連著試了幾次，都是如此。他和部下面面相覷，大驚失色。現在吳世璠也恰恰退守云貴，這很難說是靈龜的靈驗，卻預示了 “以一隅敵天下”破壞統一的吳氏叛亂集團已經死期在即了。

康熙十九年 (1680) 年，康熙下令清軍分三路進軍云南，向叛軍發起總攻。定遠平寇大將軍章泰率領第一路大軍由平越 (今貴州福泉) 進軍貴陽。經過盤江西坡一戰，擊破了叛軍夏國相的象陣，吳世璠被迫逃到昆明，清軍乘勝收復了貴州全境。征南大將軍賴培的第二路大軍從廣西進兵云南，同章泰的大軍在曲靖會合后，又分兵攻打昆明。叛將郭壯圖在城外30里處擺開象陣迎戰清軍，雙方相持不下。章泰和賴塔左右夾攻，終于迫使叛軍退到城東的歸化寺，清軍包圍了昆明城。這時吳世璠把叛首的所有家屬都轉移進五華山宮城，下令至死抵抗。他還抱著一線希望——等待四川援軍和達賴喇嘛的人前來解圍。殊不知云貴總督趙良棟率領的第三路大軍全殲了四川叛軍，還截獲了吳世璠向達賴求援的書信，接著由四川進入云南，同兩路大軍在昆明城下會師。清軍將昆明城圍得水泄不通，趙良棟身先士卒，率軍力戰。食盡援絕的南門守敵首先向清軍投降。吳世璠穿戴著皇帝衣冠服毒自殺，郭壯圖自焚身亡。康熙二十年(1681)，歷時八年、禍及大半個中國的三藩之亂終于被平定了。

平叛勝利的消息傳來，朝野一片歡騰。康熙揮筆寫下《滇平》一詩，表達自己的欣喜心情。詩中寫道： “洱海昆池道路難，捷書夜半到長安。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輸六詔寬。天末遠收金馬隘，軍中新解鐵衣寒。田思幾載焦勞意，此日方同萬國歡。”

在長達8年的平叛中，康熙運籌帷幄，顯示出卓越的政治遠見和高超的軍事才能，發揮了不容低估的作用。他堅持擒賊先擒王，始終把矛頭指向叛首吳三桂，平叛開始時先暫緩撤除尚耿二鎮，撫諭兩鎮降清，砍掉了吳軍的臂膀。待大局已定，才對尚耿兩藩加以處置。他對叛黨始終采取了剿撫并用，分化瓦解的政策，即使對叛黨首領的親屬，除了吳應熊這樣非除不可的，也概不株連治罪。對那些臨陣脫逃，貽誤戰機的將領，則毫不姑息。他認為，將在外，情況多變，不可能依靠君王的具體指示去作戰，因此指揮官必須相機行事，相互配合，主動進擊。康熙還命令兵部每隔400里設立1個通訊站，迅速傳遞軍情，使他盡快了解前線的戰況。每天收到的幾百份戰報，他一一批諭，及時做出決斷。他嚴禁兵士侵擾百姓，還裁減浮費，改折漕貢，增加鹽課雜稅，核減田賦稅額，以增加收入，保證平叛的供應。平叛戰爭的最后勝利，與康熙采取的這些措施是分不開的。

收復臺灣 知人善任

三藩之亂被平定后，康熙決意收復臺灣。當時統治臺灣的是鄭成功12歲的孫子鄭克。

明末國勢衰敗，兵備廢弛，臺灣島遂被乘虛而入的荷蘭殖民者占領。康熙元年(1662) 二月一日，仍在堅持抗清的鄭成功收復了被侵略者霸占38年的臺灣。就在這一年，鄭成功之子鄭經在屬下的擁立下自稱為王，統兵反對鄭成功。年僅39歲的鄭成功在病中突然遭受如此沉重的打擊，憂憤而死。三藩之亂中，鄭經曾與耿精忠合謀進攻廣東，約定事成后平分秋色。耿藩降清之后，鄭經仍舊糾合舊部騷擾沿海一帶，燒殺搶掠，一派海盜行徑。鄭經這時已經背棄了鄭成功據臺抗清復明的初衷。在清軍的打擊下，鄭經很快在東南沿海失去了立足之地，率部回到臺灣。康熙二十年 (1681)鄭經死后，他的長子鄭克即位， 但不久就被侍衛馮錫范等人絞殺。 馮錫范又擁立自己的女婿、鄭經的幼子鄭克為王， 篡奪了大權。 此時， 鄭氏集團已經失去了人心， 臺灣政局動蕩不安。

鄭氏集團一直是清政府安定東南海疆的最大障礙。康熙對其采用了剿撫并用策略，而在平定三藩前，則以撫為主。康熙元年至八年(1662—1669)，清政府先后派人與鄭經進行了4次會談。鄭經自恃天險，堅持按朝鮮事例稱臣納貢，但仍然自成獨立國家。由于鄭經沒有回歸中國的誠意，康熙和平統一臺灣的愿望未能實現。平定三藩期間，清政府又與鄭經進行了五次合談。康親王杰書曾經致書鄭經，允許鄭氏 “如朝鮮故事”不削發易服，保持臺灣的自主局面。但鄭經認為當時的局勢對自己有利，并不滿足康親王代表清廷做出的重大讓步，又提出了更苛刻的條件： 占據沿海島嶼，由福建供應軍餉，致使和談終無進展。

三藩基本平定后，康熙接受了福建總督姚啟圣的建議，決定乘賊勢內亂的時機用武力收復臺灣。姚啟圣是浙江會稽人，平叛中曾在康親王杰書帳下供職，屢建奇功。康親王對他十分器重，薦舉他升任福建總督。姚啟圣上任后與地方官員和各路軍隊通力合作，大敗鄭軍主力，很快扭轉了被動的軍事形勢。在軍事打擊鄭軍的同時，姚啟圣全力貫徹康熙招撫鄭經所屬軍民的諭旨。他廣貼告示，宣傳保護沿海百姓、歡迎海上投誠人員的主張，一反原總督對當地人不信任的態度，很快就收到了明顯的效果。黃性震原是鄭成功手下的百夫長，鄭成功去世后，他便降清歸閩，以道士的身份靜觀待變。受到姚啟圣招撫政策的感召，他毅然主動求見，為姚啟圣出謀獻策。漳州的“修來館”，就是采納了他的建議修建的。修筑一新的修來館成了姚啟圣的招撫政策實實在在的象征。這里安置了一大批鄭氏的投誠官兵。姚啟圣對來降者捐棄前嫌，給予高官厚祿，著意安置，而鄭氏政權此時矛盾重重，連軍餉都難以為繼。兩相對照，鄭氏官兵普遍不滿，人民思降，投誠者與日俱增。康熙十八年(1679)初，鄭軍五鎮大將廖琠等率部1. 2萬余人歸降。甚至連臺灣來使傅為霖也被姚啟圣招撫，暗中為清軍傳消息做內應。大約有13萬鄭氏官兵先后歸順清廷。姚啟圣的招撫政策，對風雨飄搖的鄭氏集團的確是釜底抽薪。為了表彰姚啟圣的杰出功績，康熙授予他兵部尚書的頭銜，還嘉獎了黃性震。

康熙用武力收復臺灣的決心已下，任用得力的軍事將領便成了當務之急。姚啟圣曾經多次保舉鄭成功舊部施瑯任福建水師提督。由于施的子侄正在鄭軍任職，施瑯遭到猜忌，未能任用。經過多方查實，施的子侄因欲投奔清朝，事泄被殺。姚啟圣將此情上奏，施瑯才重新得到信任。后來，施瑯又得到李光地的大力推薦。康熙力排眾議，于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向議政大臣們鄭重宣布：任命施瑯為福建水師提督，加封太子少保。施瑯熟悉臺灣一帶的海路，善于水戰，又十分勇敢。他不僅是一員將才，還很有政治頭腦。他深知朝中對收復臺灣意見不一，對他本人出任提督更是眾說紛紜，于是在受命之初，便上書請求皇帝派遣侍衛吳啟爵隨征。這一要求遭到兵部拒絕后，康熙特批準奏。后來的事實證明，施瑯是很有遠見的，深得皇帝信任的侍衛在前線與首都之間的聯絡，對施瑯隨時獲得朝廷的指示和理解，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施瑯走馬上任后，立即著手調整兵力，訓練水師。為了等待適當的戰機，出師時間一拖再拖，轉眼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一時群言四起。這期間，施瑯與姚啟圣又在進剿安排上意見相左，施瑯三次上書要求授予他專征權，由他統領軍隊自行進剿。盡管康熙對一再推遲出兵也有不滿，但他沒有被輿論左右，考慮到海戰須蹈不測風浪，事先很難猜度，他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他用人不疑，為了確保戰斗勝利，同意了施瑯的請求，給予他專征大權。

得知施瑯出任水師提督，臺灣的鄭軍也加緊了備戰。澎湖列島盡管是臺灣的門戶，原來并未得到重視。傅為霖被姚啟圣招撫為內應的事情敗露后，鄭軍從傅的密件中了解到他向清軍所獻要清軍先取澎湖、臺灣便唾手可得的計策。這樣澎湖的設防便引起了鄭軍的重視，派戰將劉國軒率重兵把守澎湖。劉國軒在島上倚險構筑堡壘，安放大炮，還將戰船修整一新， 派遣小艇巡視周圍島嶼。 鄭克、 馮錫范拜劉國軒為正總督， 給予他對副將以下官兵先斬后奏的大權。劉國軒以加強防務為名，對百姓狂征暴斂，為了逃避房稅，許多人將自己的房屋拆毀。他又恃威妄殺，使得人人自危。所以，表面上澎湖的防務固若金湯，實際上民不聊生，將士離心，內部虛弱。而施瑯對這一切都了如指掌，他據此制定了進剿方案，可謂萬事具備只欠東風了。大戰在即，清政府仍未放棄對鄭軍的招撫。 姚啟圣派使赴臺后， 鄭克派專使回訪， 舊話重提， 要求照琉球、 高麗等外國的先例稱臣納貢，不剃發登岸。康熙嚴辭拒絕，認為臺灣的鄭軍都是福建人，不能與琉球、高麗相提并論，并下令施瑯迅速出兵。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七月，施瑯率領兩萬多名官兵，分乘二百三十多艘戰船，直搗澎湖。清軍戰艦云集海面，爭先恐后，反而影響了攻勢。又趕上潮落風逆，施瑯的指揮船順流而下，陷入重圍。提標署右營游擊藍理奮不顧身地沖入重圍，與施瑯合力攻打，四艘敵船被打沉。激戰中，藍理被炮火擊中，腸子流出，稍加包扎，又投入了戰斗。施瑯也不顧自己血流滿面，仍然指揮著戰船突圍。初戰失利后，施瑯對水師進行了短期整頓，遂與鄭軍展開了決戰。清軍船隊以5只船為1個作戰單位，稱為“五梅花”戰術，相互配合默契，以5打1的優勢進擊敵船。戰斗從清晨一直持續到傍晚，矢石如密集的雨點，炮火遮住了天空。鄭軍主力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劉國軒帶著部分隨從逃回了臺灣。臺灣的門戶被打開了， 困守孤島的鄭克見大勢已去， 不得不派人向清軍送上降表。 收到降表，康熙認為： 如果不準許其投誠，鄭軍殘部還可能流竄他處制造事端，不如招撫為善。 他還決定對歸降的鄭氏大小官員加恩予以安置。 康熙的諭旨打消了鄭克最后的疑慮。 八月十三日， 施瑯率領的清軍在鼓樂聲中登上臺灣島， 鄭克率屬下列隊恭迎。 至此，臺灣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正如康熙在慶賀收復臺灣的詩中所寫的 “海隅久念蒼生困，耕鑿從今九壤同。”

為了表彰施瑯收復臺灣的功勛，康熙封他為靖海侯，還破例授予他花翎頂戴。奮不顧身的藍理也受到了康熙的特別褒獎。康熙曾將他召至御前，親自看視他的傷痕，并把御書 “所向無敵” 的橫幅賜給藍理。

按照康熙當初的許諾， 鄭克及他的屬下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鄭克被封為正黃旗漢軍公，劉國軒和馮錫范被封為上三旗漢軍伯，還得到了戶部分撥的房屋土地。鄭軍官兵及文職官員也各得其所。

臺灣回歸后，圍繞臺灣的棄守朝廷中又出現分歧。有人以臺灣孤懸海外為理由，主張把臺灣人全部遷進內地，放棄臺灣。李光地竟然主張把臺灣賜給荷蘭人，令其世守輸貢，以示圣朝天威。李光地是福建人，出于臺灣防務勢必由福建負擔的考慮，提出了這個看似豁達實則荒謬的主張。施瑯為此專門在臺灣進行了實地考察，據實據理駁斥了棄臺的論調。他上書康熙，力陳臺灣為江、浙、閩、粵四省安全的要害，為東南之保障，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則永固邊防。因此，臺灣不僅不能放棄，還必須加強防務。康熙接受了施瑯的建議，在臺灣設立臺灣府和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并向臺灣派遣了8000名駐兵，向澎湖派遣了2000名駐兵。這樣就大大增強了東南海防，并且促進了臺灣經濟文化的發展。

收復臺灣，康熙并沒有御駕親征。但他獨具慧眼，知人善任，選任了象姚啟圣、施瑯這樣智勇雙全的文臣武將，在歷史上寫下了值得紀念的一頁。

激戰雅克薩 簽約尼布楚

東北地區一直被滿族視為祖先的發祥地。十七世紀，沙俄也將侵略魔爪伸向了這塊肥沃的土地。沙俄的侵略，是康熙的心腹大患。親政以后，他便密切注視著沙俄的侵略活動，多次派人了解東北地區的地形、交通及風土人情各方面的情況。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正值三藩之亂被平定之際，康熙率文武大臣赴盛京告祭祖陵。大典之后，他又巡視了烏喇地區 (今吉林市)。長白山下，他率屬下圍獵習武; 松花江上，他泛舟檢閱水師。“貔貅健甲皆銳精，旌旄映水翻朱纓。”康熙在巡行途中即興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再現了當時閱兵的盛況。在十幾天的巡行中，康熙了解軍民疾苦，調整了清政府的有關政策。他告誡各級官員重視農業生產、體恤兵丁，勸勉農民勤于耕種。為了減輕兵民負擔，他下令蠲免這一地區當年的地丁正項錢糧，革除兵丁繁重的差役。次年六月，寧古塔將軍巴海因隱瞞糧食產量、不恤士卒被革職，這與康熙巡行了解了大量情況不無關系。康熙的巡行體現了他與民休息的一貫主張，更重要的是為反擊沙俄侵略建設鞏固的后方，做了充分的準備。

盡管康熙開始了武裝抗俄的準備，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和平解決中俄邊界爭端的努力。當時清政府對沙俄的外交活動是圍繞著索還逃人根特木爾等人展開的。根特木爾是我國北部邊疆索倫族的頭目，順治年間曾投奔清廷，被封為四品官。后來，根特木爾背叛祖國，逃到為沙俄強占的尼布楚。他為虎作倀，竟伙同沙俄侵略者一起在邊境騷擾。因此，清政府強烈要求沙俄交回根特木爾。康熙九年(1670)，中國使者沙蘭載攜帶清政府的正式文件來到尼布楚。這封以康熙的名義寫給駐尼布楚的沙俄頭目阿爾申斯基的信件，嚴正要求俄方停止侵略活動，將其收容的根特木兒等人引渡給中國，并邀請沙俄方面來中國會談。這年六月二十九日，孟額德又將康熙致沙皇的國書送至尼布楚，再次表達了與沙俄和平相處的愿望，并要求沙俄不再滋生事端，立即歸還根特木爾。后來孟顏德又多次去尼布楚催促俄方對康熙的國書做出答復，但沙俄方面一直拒不回答。

同年，米洛夫諾夫以沙俄尼布楚總管使者的身份來到北京，帶來了一封措辭極為蠻橫、侮辱清政府的訓令。訓令竟要中國向沙皇納貢稱臣。由于當時清政府缺少俄語翻譯，不了解訓令的內容，米洛夫諾夫還受到了康熙的接見，得到了清政府贈送的禮品。康熙十二年(1673)，沙皇派以尼古拉·加甫里洛維奇·米列斯庫為首的沙俄使團來中國會談。他們于康熙十五年 (1676) 初到達卜魁(今齊齊哈爾)。康熙派禮部侍郎馬喇前去迎接。馬喇首先向沙俄使團索要沙皇對康熙皇帝國書的答復，米列斯庫以不了解國書內容為借口進行推托，遭到馬喇的據理駁斥。馬喇又要求使團出示沙皇的國書，并警告他們，如果其中有侮辱性的詞句，就把使團立即遣送出境。米列斯庫矢口否認國書中有這樣的內容，又不敢將自己的保證書面記錄下來。盡管沙俄使團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很惡劣，談不上有什么誠意，為了和平解決邊境問題，清政府還是將沙俄使團接到了北京。果然，在米列斯庫遞交的照會中，沙俄提出了12條無理要求：要求清政府釋放俄方入侵人員，派使團攜帶金銀財物向沙俄“報聘”，每年向沙俄輸出白銀寶石，允許俄國商人在華自由貿易等等。沙俄使團的蠻橫立場使談判根本無法進行。清政府只得停止了會談，并向俄方提出了引渡根特木爾、派遣通情達理遵守中國習俗的使者、保持邊境和平等三項要求。沙俄使者履行和平使命毫無誠意，卻熱中于刺探軍事情報。當時在朝廷內任職的耶蘇會傳教士南懷仁，很受康熙信任，米列斯庫誘使他多次出賣重要情報，甚至搞到了康熙的一張機密地圖，在這張地圖上，將西伯利亞地區所有的城堡及駐防的情況都標得一清二楚。

沙政政府無意進行和談，反而趁清政府全力平定三藩之際，擴大了對中國北方領土的侵略。他們先后闖入精奇里江、西林穆丹河和額爾古納河一帶修筑堡壘，強行征稅，搶掠邊民，屠殺手無寸鐵的婦女兒童。他們的侵略暴行，不斷激起邊疆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清政府也多次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議，沙俄政府仍然置若罔聞，我行我素，把中國方面的忍讓和和平愿望看作是軟弱可欺。

為了消除邊患，驅逐沙俄侵略者、康熙決定進行武裝反擊。康熙二十一年 (1682)，康熙派郎談、彭春以捕鹿的名義到前線實地勘察地形，調查沙俄的侵略活動。次年，康熙又決定派兵于第二年秋天到黑龍江流域永久駐守。有人建議只派達斡爾士兵帶家屬去墾荒，其余士兵輪流駐守就可以了。康熙堅持建城永戍的主張，任命薩布素為鎮守璦琿將軍，率兵1000人前去駐守，后來又陸續增派了幾千軍隊。后來的事實證明，康熙的這個主張是具有戰略眼光的。康熙還命令在璦琿和吉林之間設10處驛站，配備快馬驛夫，以備戰時通信之需。為了積谷屯糧，康熙向薩布素下達了在璦琿附近屯田的命令。薩布素屬下有少數人貪生怕死，不愿意長期駐守邊疆，便故意毀壞農具，殺死耕牛，妄圖逃避屯田永戍。薩布素不加管束，對這些破壞活動聽之任之，受到康熙的嚴厲斥責。康熙命理藩院購買耕牛再次送往璦琿，并嚴令薩布素繼續屯田。薩布素上書請罪，后來又有了將功折罪的表現，康熙才赦免了他的過失。在這期間，開赴黑龍江地區的清軍受到當地各族人民的歡迎和支持。軍民共同打擊沙俄侵略者，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龍江流域中下游地區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肅清，只有雅克薩還被沙俄侵略者盤踞著。

在黑龍江地區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軍為收復雅克薩做了大量準備。康熙二十四年(1685)，達斡爾族的副總管倍勒爾率領30名士兵深入虎穴，活捉了7名哥薩克，為攻取雅克薩獲得了寶貴的情報。倍勒爾的勇敢行為受到了康熙的贊賞。在清軍出兵雅克薩前，遵照康熙的諭旨，清政府又向沙俄一再表示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愿望，但沙俄方面置之不理，仍然繼續在雅克薩進行戰爭準備。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六月，清軍兵臨雅克薩城下。為了盡量避免這場一觸即發的戰爭，清軍統帥彭春派人將康熙致沙皇的信及他給雅克薩俄軍頭目的信一并送給了俄方，嚴正要求他們撤出雅克薩。沙俄侵略者自恃城堡堅固，兵強馬壯，出言不遜。于是第一次雅克薩之戰打響了。

六月二十四日，彭春率領的3000大軍分水陸兩路夾擊雅克薩城。第二天清晨，清軍派出林興珠的藤牌兵阻擊來自黑龍江上游的哥薩克援兵。藤牌兵頭頂藤牌，裸身入水，手持大刀前進。由于有藤牌遮蔽，敵人的刀槍無法施展威風，清兵的大刀卻所向無敵。敵人見狀，又驚又怕，大喊著 “大帽韃子來了”競相逃命。大部分援敵就這樣被藤牌兵擊潰了。當晚，清軍發動了猛烈的攻勢。他們在城南佯攻，牽制敵人的兵力; 又在城北架起紅衣大炮進行主攻;同時封鎖了城東南的江面，切斷了敵軍的退路。經過一夜激戰，雅克薩的塔樓、城墻全被摧毀，還擊斃了100多名敵人。城內還聚集了一小撮頑敵，于是清軍在城下三面堆積柴草，準備焚城。走投無路的侵略者被迫向清軍投降，他們的頭目托爾布津還向清軍統帥立誓，永遠不再來雅克薩搗亂。遵循康熙的旨意，清軍統帥彭春接受了敵人的投降，將他們免死放歸。有45人自愿留在中國，也得到了準許。這些曾經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多年、殺人越貨的“羅剎”，如今在中國軍民的打擊下，一個個赤身露體，光著腳狼狽逃離了雅克薩。降敵離去后，清軍將雅克薩城堡徹底摧毀，撤回了璦琿。

但是戰火剛剛平息，托爾布津等殘匪便糾合了尼布楚方面的援軍卷土重來，又竄回雅克薩。他們在原城堡的附近重新構筑了工事，妄圖永久霸占這塊中國的領土。消息傳到北京，康熙立即命令薩布素等人速備戰船再攻雅克薩。他又親自召見郎談，作了戰斗的具體部署，要求清軍全部徹底地消滅雅克薩守敵，然后在雅克薩駐兵把守。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第二次雅克薩之戰開始了。薩布素率領2000大軍，從水陸兩路向雅克薩發起猛攻。與此同時，康熙皇帝繼續向俄方提出舉行談判的建議。清軍在雅克薩城外挖掘工事、建立堡壘圍困敵人。城中出擊的敵人多次被清軍擊潰。經過幾個月的激烈戰斗，敵人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城中只剩了100多個殘兵敗將，托爾布津也被擊斃。清軍在城的南北兩面修筑炮臺，準備炮轟雅克薩。此時，清軍的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了。迫于清軍的強大攻勢，俄方不得不同意通過談判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清軍遂于這年的十二月十日解圍，等待兩國的談判。

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政府的談判代表團因噶爾丹叛亂，路途受阻，無法前往談判地點。第二年七月，清政府接受了俄方的建議，派以索額圖為首的代表團前往尼布楚談判。臨行前，康熙向代表團明確交待了談判的基本原則。他指出，尼布楚、雅克薩和黑龍江流域都是我國的領土，不能丟棄給俄羅斯人。由于當時需要盡快實現中俄邊界的和平以集中力量打擊噶爾丹叛亂，康熙又指示索額圖，為了早日簽約，如果俄方懇請得到尼布楚，也可以同意以額爾古納河為界。

由于俄方代表姍姍來遲，談判到八月二十二日才正式開始。俄方代表戈洛文惡人先告狀，搶先發言，誣蔑中國挑起了戰爭，要求中國賠償俄方損失，公然提出以黑龍江至海為界，妄圖割去中國的大片領土。索額圖針鋒相對地揭露了沙俄的侵略罪行，嚴正宣布決不割讓一寸領土。第一次談判沒有取得任何結果。在以后的會談中，戈洛文繼續堅持蠻橫無理的立場。索額圖為了加快談判的進程，根據康熙的旨意，提出將尼布楚讓給俄國，再一次表達中方的誠意。但是，中方的建議遠遠不能滿足沙俄的擴張野心，遭到了戈洛文的蠻橫拒絕。索額圖也嚴正聲明，除了尼布楚之外，不接受別的邊界。這樣，談判陷入了僵局。經過反復的交涉，中方代表始終遵循康熙所制定的原則，既愿意做出重大領土讓步，又斷然拒絕俄方的無理要求，加上尼布楚一帶抗俄斗爭迭起，俄方代表團亂了陣腳，開始同中方進行實質性的會談。康熙二十八年 (1689) 九月七日，中俄雙方達成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協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 《尼布楚條約》。

《尼布楚條約》明確規定，以外興安嶺至海、格爾必齊河和額爾古納河為中俄兩國的國界，確認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都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將尼布楚割讓給俄國。條約的其他條款還就兩國貿易、邊民等事宜做了規定。條約的內容，曾用滿、漢、蒙、俄、拉丁五種文字刻成界碑，高高豎立在中俄邊界上。它帶來了中俄東部邊境100多年的和平，也成為康熙抵御沙皇侵略、維護和平和國家主權的歷史記錄。

親征噶爾丹 威震大西北

噶爾丹是漠西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的頭領。康熙十年(1671)，噶爾丹奪取了準噶爾部的統治權后，便用武力并吞了厄魯特蒙古的其他各部，占領了青海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當時，我國蒙古族除了漠西厄魯特蒙古外，還有漠南蒙古和漠北喀爾喀蒙古。漠南、漠北蒙古分別居住在內蒙和外蒙，早就歸順了清朝。為了吞并喀爾喀蒙古，噶爾丹自康熙十三年(1674)起，便經常派人到沙俄進行秘密活動，尋找靠山。長期以來，沙俄就伺機將侵略魔爪伸進厄魯特各部，但是他們的武裝入侵和詐騙活動一直未能得逞。這時，他們與噶爾丹的叛賣活動一拍即合，相互勾結起來，準備攻打喀爾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 (1688)，噶爾丹向喀爾喀蒙古發動了突然襲擊。他配合沙俄侵略者，擊潰了土謝爾汗的蒙軍，將庫倫城化作一片廢墟。在追擊喀爾喀蒙古的途中，噶爾丹叛軍大肆燒殺搶掠，人們丟下帳篷器具、馬駝牛羊，晝夜不停地向南逃命，一時死者相枕，道路為之堵塞。這時沙俄乘機脅迫喀爾喀蒙古的上層人物叛國投俄，遭到了宗教首領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堅決抵制。在哲布尊巴丹率領下，喀爾喀蒙古歸附了清朝。康熙派人撫慰了來歸的喀爾喀部，發給他們生活用品，將他們暫時安置在科爾沁草原。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爾丹以追擊喀爾喀蒙古為名，再次發動武裝叛亂。他帶領的兩萬名叛軍自呼倫池南下，殺進了內蒙古地區。叛軍的前鋒一直打到距離北京僅九百里的烏珠穆沁，京師震動，許多店鋪停止了營業。

對噶爾丹的叛亂，康熙曾經給予多次規勸，要求他罷兵息戰，歸還喀爾喀蒙古的故地。同時也加強了塞外的兵力，做了武裝平叛的準備。面對更加嚴峻的局勢，康熙決定親征噶爾丹，搗毀叛軍的巢穴。當時朝中多數大臣主張同噶爾丹妥協。他們認為噶爾丹地處僻壤，他的叛亂無礙大局，應當治以不治，任其自然，同時大軍遠征茫茫沙漠，勝負很難預料，因此反對康熙親征。康熙則認為噶爾丹一日不除，邊陲就一日不寧，只有平定叛亂，才是萬年之計。他排除了各種干擾，為保天下大一統的局面，毅然率軍親征。

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六月，康熙親臨狂風怒號、驚沙撲面的塞北，指揮大軍迎戰噶爾丹。此時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和皇子允禔率領的左翼軍從古北口出擊。右翼軍在安北大將軍常寧率領下，出喜峰口迎擊叛軍。右翼軍出師不利，致使噶爾丹占領了烏蘭布通(今遼寧省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南境)。康熙當機立斷，將右翼軍改由康親王杰書指揮，命他們駐守歸化，截住叛軍的后路。八月，清軍在烏蘭布通與叛軍交戰。噶爾丹依山面水布下“駝城”，用來抵擋清軍的攻勢。“駝城”是將駱駝捆綁臥地，在駝背上堆放箱垛，再加蓋濕布布置而成的。叛軍滿以為“駝城”堅不可摧，易守難攻。可是在清軍猛烈的炮火攻擊下，駱駝非死即傷，反而成了叛軍逃跑的障礙。駝陣被攻破了，清軍大隊人馬掩殺過來，直殺得叛軍橫尸遍野，大敗而逃。噶爾丹帶著殘兵敗將，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圍。為了獲得喘息的機會，他派人假意向清軍乞降求和。康熙得知噶爾丹敗逃的消息以后，立即下了徹底剿滅殘匪的命令。誰知噶爾丹的求和正中了懦弱無能的福全等人的下懷，他們擅自同意與叛軍講和，將軍隊撤回，貽誤了戰機，給了噶爾丹叛軍東山再起的機會。在殘敵已經遠逃，康熙又身患重病的情況下，清軍班師回京。臨行前，康熙聲淚俱下，痛心地說：“此次親征，原來打算剿滅叛軍，掃清沙漠，不料身體難以支撐，未能親自消滅此賊，實在可恨。”

噶爾丹逃回老巢之后，表面恭順，派人向清廷請安進貢，暗中卻繼續向沙俄求援，準備再次興兵作亂。果然，康熙三十四年(1695) 3萬名叛軍在噶爾丹率領下又出現在克魯倫河畔。他們一路搶掠，無所不為，還揚言要借俄羅斯軍隊進犯漠南。噶爾丹再次點起了叛亂的戰火，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決定第二次親征噶爾丹。他命令薩布素、費揚古分別率領東西兩路大軍，自己親自統帥中路軍，約定三路大軍在瀚海之地會師，夾攻叛軍。由于路途遙遠，中路軍與其他兩路大軍暫時失去了聯系。一些從征的官員趁機吹起了退兵的冷風。康熙嚴厲斥責了他們畏敵退縮的主張，堅定地說：“不見賊而返，何以對天下!”他親自繪制作戰圖，率領大軍向克魯倫河方向加速前進。在克魯倫河附近，清軍與噶爾丹叛軍相迂，未等交鋒，懾于康熙軍營雄偉的氣勢，噶爾丹連夜拔營逃遁。康熙親自率領前鋒猛追三日，一直追到拖諾山下。噶爾丹原想在這里阻擊清軍，但是已經被嚇得魂飛魄散的叛軍望風而逃，狂奔不止，噶爾丹只得作罷。到了昭莫多 (今烏蘭巴托東) 附近，叛軍迂上了先期到達的西路清軍。清軍事先占據了有利地形，將叛軍引入了包圍圈。居高臨下的清軍，在震天動地的鼓角聲中，從三面殺向叛軍，叛軍幾乎全軍覆沒。噶爾丹的老婆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驍勇異常，也被當場擊斃。噶爾丹只帶著幾十名殘匪狼狽逃走。昭莫多戰役給了噶爾丹叛軍以毀滅性的打擊，噶爾丹從此一蹶不振。

被打得潰不成軍的噶爾丹，眾叛親離，牲畜皆盡。他想北去投奔沙俄，沙俄見他窮途末路，已經沒有什么用處，拒絕接受。這時，康熙幾次致書噶爾丹，表示只要能率領余部歸順清朝，可以不念舊惡，使其各得其所。噶爾丹拒絕歸降，仍然到處流竄。為了清寇安邊、根絕后患，康熙三十五年(1697)，康熙開始了第三次親征。康熙率領大軍再渡黃河，進駐寧夏，同時派費揚古和薩布素分兩路進擊噶爾丹。噶爾丹還想用緩兵之計作垂死掙扎，派人面見康熙，表示愿意接受招降，但為了征得部屬的同意，希望康熙將投奔清朝的噶爾丹部眾發還。康熙當即識破了噶爾丹的陰謀，他一面遣使向噶爾丹發出最后通牒，一面發兵進攻殘匪。這時，噶爾丹的兒子到哈密征糧，被當地的回部擒獲，送到清營。他的親信見大勢已去，也暗中給清軍通風報信。噶爾丹在絕望中急病而死。他的幾百名部屬紛紛向清軍投降。

經過三次親征，歷時10年的噶爾丹叛亂終于被平定了，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國的陰謀，鞏固了祖國的西北邊疆。后來，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在沙俄的支持下起兵叛亂，康熙依舊堅持武裝平定的方針，派十四子允禵前往西藏平叛。康熙五十九年(1722)，清軍進入拉薩。飽受蹂躪的各族人民晝夜盼望的大軍前來救援，拉薩街頭歡聲震天，僧侶百姓們紛紛擒獲叛亂分子送到清營處置。清軍在人民的支持下很快消滅了殘余叛匪，安定了秩序。為此，康熙親自撰寫碑文，在西藏立碑紀念。其后，準噶爾部又一再叛亂，直到乾隆年間才被徹底平定。而康熙的親征對于西北地區的安定，是起了奠基作用的。

整飭吏治 揚廉懲貪

康熙深知，貪官污吏的勒索和壓榨是激起民變的直接原因。為了清王朝的長治久安，他十分重視整飭吏治。他采納了 “民生安危視吏治，吏治貪廉視督撫”的建議，特別注意處置腐敗的高級官吏。

山西巡撫穆爾賽一貫貪酷不法，康熙對他的劣跡也時有所聞。一天，康熙向大學士勒滿洪等人查詢穆爾賽為官是否清正，他們竟徇私包庇，欺騙圣聽，妄圖掩蓋穆爾賽的丑行。康熙對外官與京官相互勾結、貪贓枉法的現象早已深惡痛絕。所以查明穆爾賽的罪行后，不僅將他革職收審，叛處絞刑，還給勒德洪等人連降兩級的處分。

湖廣總督蔡毓榮在平定三藩時任綏遠將軍。接受攻打吳氏巢穴昆明的命令之后，他按兵不動; 等他人攻破城池，他反而大肆搶掠本應充公的吳氏財物，對貴戚重臣廣行重賄，將他人戰功貪為己有，竟然升官進爵。蔡毓榮的罪行敗露后，也受到了嚴懲。

噶禮、張伯行互參案是發生在康熙晚年的一件震驚朝野的大案。康熙五十年(1713)，在江蘇的鄉試中，兩江總督噶禮收受賄銀50萬兩，賄買舉人，一時士人嘩然，民怨沸騰。新任江蘇巡撫張伯行上書參劾噶禮的罪行，反被噶禮倒打一耙，扣上了7條罪狀。一方是滿族貴族勛臣噶禮，一方是被康熙譽為 “天下清官第一”的張伯行，康熙處理此事自然十分慎重。他先后派自己信任的尚書張鵬翮、總漕赫壽、尚書穆和倫等人赴江南調查案情。本來并不復雜的案情，經他們一察反而難辨是非了。他們懾于噶禮的權勢，硬把此案說成是總督與巡撫因關系不和互相尋釁參劾，各打50大板，貌似公允，實則偏袒罪惡昭著的噶禮。康熙見自己派出的干員竟察出這樣的結果，十分失望。為了促成案子的公正處理，他明確表示： 自己早就不信任噶禮的操守，而張伯行為官清正，享有盛譽，希望朝臣體會他保全清官的苦心。但是九卿大臣廷議的結果仍是將兩人一并革職。康熙洞悉朝中官官相護的黑幕，更深恐如此偏袒噶禮會激起江南民變，遂親自做出決定： 令張伯行仍留原任，噶禮依議革職。噶禮并未立即受到嚴辦，后來還是因其企圖殺母的罪行被賜死。圍繞科場受賄展開的這一場官場爭斗，雖然以皇帝的明斷作為結束，但是它也證明了即使是康熙的多年努力也無法從根本上醫治貪官這一封建制度的痼疾。

在懲治貪官的同時，康熙多方扶持清官廉吏，大加褒揚，以起到移風易俗、扶正抑邪的作用。但在當時貪風盛行的官場上，為政清廉者實屬風毛麟角，被康熙譽為 “天下廉吏第一” 的于成龍就是一個受百姓愛戴的清官。早在順治朝任廣西羅城知縣時，于成龍便插棘為門，累土為幾，他清貧的生活和卓著的政績一時傳為佳話。康熙十四年秋天，黃州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于成龍發放的賑濟糧救活了幾萬災民的性命。后來他離開黃州赴福建按察使任所時，幾萬黃州百姓送行到九江，哭聲與江濤聲連成一片。于成龍的廉能勤政，深得康熙贊許。康熙二十年，他特地在懋勤殿召見于成龍，稱他為 “當今清官第一”，還賞賜白金、良馬、御詩等，勉勵他始終如一，保持氣節。于成龍自此為政更加勤勉，常常通宵達旦。他善于微服私訪，升任江南江西總督后，屬下官吏不敢為非作歹，不久江南風氣大為改觀。但是，深受康熙信任、政績卓著的于成龍反而受挾私報復者陷害，被迫離任。康熙又特下詔令留任。他去世后，遺物只有一襲綈袍和一些鹽豉。康熙始知于成龍的確一生廉潔，所謂后來變更素行的說法純系欺罔之語。為官清正反遭非議，康熙感慨不已。為了使廉風發揚光大，他特地為于成龍題了 “高行清粹”四個大字。

康熙對于成龍的去世十分痛心，他詢問廷臣：“當今象于成龍這樣清廉的還有幾人?”廷臣當堂舉薦了張鵬翮等七人。康熙南巡經過張鵬翮的任所兗州府，發現果然名不虛傳，從此一再提拔重用。陳瑸是康熙晚年時出現的清官。他認為，貪取一錢與取千百萬金沒有什么差別。因此，他的衣食住行都十分儉樸，對不義之財分文不取。他獨自騎馬帶著行李赴任，官吏們誰也沒有認出他就是新任巡撫。康熙稱他為苦行老僧，并說：“陳瑸出身非世家大族，又沒有門生故舊，天下人對他的清操交口稱譽，不是確有實事，哪能名聞遐邇?”因此，康熙在他病故后追授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讀書，以表示對清廉之臣優禮有加。

由于康熙對整飭吏治堅持不懈，不斷清除貪官，褒揚清官，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但是當時的官吏日漸腐敗，已經積重難返，康熙費盡苦心進行的察吏，也只能是小修小補，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當時的政風。

恩威并施 廣招人才

康熙統治初期，盡管各地的反清斗爭已經被基本鎮壓下去，但是民族矛盾仍然相當尖銳。三藩之亂就帶有明顯的民族色彩。未遂的楊起隆起義更是將斗爭矛頭直接指向了滿州貴族。這一切都構成了對清王朝的潛在威脅。康熙認為，士為四民之首，要爭取民心，扭轉漢族人民的反清情緒，關鍵在于促使漢族知識分子轉變反清立場。于是，康熙采取了種種措施爭取和使用漢族知識分子。

康熙南巡時，曾多次親自拜謁明太祖的陵墓，并親筆寫了 “治隆唐宋”的匾額，懸掛在陵殿前。他還提出要查訪明室后代，授予官職，讓其看守陵墓。后來沒有查到，便改派清朝官員按時致祭。他還親臨孔廟祭祀，對孔子的后裔大施恩寵，從感情上對漢族士大夫進行籠絡。

除了進行傳統的科舉考試外，康熙還于康熙十七年(1678)特設“博學鴻詞科”，千方百計吸引明代遺老及各種人才參政。康熙要求各級官員都要將自己知道的學行兼優之士舉薦給朝廷，以便他親自考察錄用。經各地官吏推舉，有一百四十三人參加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體仁閣考試。清政府給了應試者十分優厚的待迂，除了發給往返路費、衣食費、柴炭銀外，康熙還親自賜了豐盛的筵席加以款待。表面上考試進行得鄭重其事，康熙還親自閱了卷，但實際上對應試者十分遷就，百般照顧。嚴繩孫只作了一首詩，潘耒、施閏章的詩不合韻律，都被錄用。彭孫遹故意將詞寫得言詞不通，竟被錄為一等。可見，為了廣泛招致人才，康熙不拘一格，確實花費了一番苦心。這次考試錄用的五十人都被授予了翰林院的官職，奉旨編修明史。高官厚祿和種種特權使這些人逐漸放棄或動搖了反清立場，落第的文人學士也無顏再以明代遺老自居了。博學鴻詞科的設立確實起了一箭雙雕的作用。

但是應試的只是當時漢族學者中的二、三流人物，而顧炎武、黃宗羲、李颙著名學者始終拒絕應試。康熙對他們也采取了寬容的態度。關中大儒李颙以身體有病為理由拒不應試，被強行從家鄉抬到西安，李颙便絕食抗議，連續六天湯水不進。清朝官員無可奈何，只好又派人將他送回。后來，康熙來到西安，指名要見李颙，李颙還是托病推辭。康熙不僅沒有怪罪他，還親題了 “志操高潔”的匾額賜給他的兒子以示褒揚。太原的傅山被役夫用床抬到京城外30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京中的王公大臣們慕名紛紛前來看望，傅山大模大樣地躺在床上，既不迎送，也不施禮。結果地方官員只得以傅山老病為由奏請免試，得到了康熙的準許。康熙所以能夠容忍這些人抵制考試的種種大不敬行為，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名滿天下，影響極大，不愿意輕易觸動他們，另一方面他們拒絕出仕，只是退居家中講學著書，還沒有直接觸犯清王朝的統治。

康熙十三年 (1674) 以后，借為平定三藩籌措兵餉，清政府開始實行捐納制度。這是康熙為落第的漢族文人打開的又一條入仕之路。當時，上至知府、知縣，下到監生、生員，都可以用捐納得到。知縣額多易得，是最受歡迎的的官缺，士人們踴躍爭購。三年內，全國僅知縣就捐納了五百多人。每年清政府的捐納收入多達200多萬兩白銀。

于康熙十六年成立的南書房，位于乾清宮斜對面。入直南書房的官員不僅陪伴皇帝研究學業，還有代擬諭旨、時備顧問的任務。南書房的官員大多選自漢臣，由于朝夕侍奉皇帝，其中的人才隨時可能被發現并得到重用。高士奇原是一介寒士，落第后曾靠賣文為生。由于他詩文書畫無不精通，頗得皇帝賞識，成了康熙出巡，狩獵不離左右的侍從。高士奇不僅才思敏捷，而且善于處事。康熙南巡杭州，應靈 (靈) 隱寺僧人請求為之題名，不料提筆便將“雨”字頭寫得過大，正在為難，高士奇悄悄在手掌上寫了 “云林”二字，假裝研墨，提示康熙。康熙遂改寫成“云林”。從此，也把靈隱寺稱云林寺。一次，康熙狩獵時因馬受驚險些墜地，心中怏怏不樂。高士奇便故意帶著滿身泥水去拜見康熙。康熙聞知高士奇因騎馬落入污水才搞得這般狼狽，大笑道：“剛才我的馬多次狂跳，也沒能把我甩下來。”相形之下，康熙覺得比不善騎術的漢族文人高明得多，不快的心情便煙消云散了。由于不僅有君臣之分，還有師友之情，南書房的官員們平步青云，迅速升遷。高士奇一直升到禮部侍郎。張英做到文華殿大學士，自此門第顯赫，四世為講官，子孫五人直南書房。

康熙對漢族知識分子所實行的懷柔政策是有前提的，這便是鞏固清王朝的統治。一旦漢族士大夫的言行被認定危及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他們就會遭到殘酷的鎮壓。這集中表現在康熙一朝的十幾次文字獄上。 如果說發生在康熙親政前的莊廷一案與他沒有直接關系，那么發生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 (1711～1713) 的戴名世一案，便確系康熙所為了。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自幼聰穎好學，喜讀史書。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南山集》一書。書中記載了南明諸王的史事，并采用了同鄉方孝標的《滇黔紀聞》中的一些史料。戴名世還主張以桂王死后的第一年作為清的定鼎之年。戴名世57歲才考中進士，擔任了翰林院編修。誰想到59歲這年，便大禍臨頭，他的《南山集》被左都御史趙中喬告發為誹謗朝廷之書。結果戴名世被判凌遲處死，戴氏、方氏家族16歲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處斬，女子及15歲以下的男子被沒為家奴。族人的所有的職銜全都被剝奪。到結案時，經“寬大處理”，戴名世才免遭凌遲，改判為處斬。這時已經離世的方孝標，還被剉尸。只有族人方苞幸免于難。他原來被判為處斬，因他的文章學問聞名天下，康熙下令“免治”，但仍然一度被編進漢軍旗中受到管制。平時與戴名世有交往的官員，有30多人被降職。受到案件牽連的，多達300多人。

康熙朝的文字獄之風又沿襲到雍正乾隆兩朝，并且愈加苛刻殘酷。文字獄使漢族知識分子噤若寒蟬，人人自危，不用說針砭時弊，就連著書修史，也生怕被羅織上莫須有的罪名，召來殺身之禍。他們除了走科舉之路，便只能一頭扎進故紙堆中去消磨時光了。“名滿天下不曾出戶一步，言滿天下不曾出口一字”，常熟學者錢湘靈的這首對聯，便是他們難以言狀的壓抑憤懣心情的寫照。

除了動輒大興文字獄，康熙對廣大漢族知識分子始終是嚴密防范的。他晚年曾經直言不諱地說：“朕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他還告誡他的子孫說：“國家承平日久，務須安不忘危。”康熙所說的居安思危的重要內容就是要時刻提防漢族知識分子造反。為此，康熙命令心腹不斷將江南各地的民情和官吏情況密報朝廷。曹雪芹的祖先所任的江寧織造就負有這樣的特殊使命。康熙曾經在曹頫的奏折上批道：把所聽到的地方大小事情，象你父親一樣秘密奏報。是非我自有洞鑒。尚可喜是三藩中唯一始終忠于清廷的人。據說，他去世前要求兒孫為自己穿上清太宗所賜的朝衣，以示對清廷的忠誠至死不渝。康熙聞知，也深為感動。但事隔不久，朝廷派去祭奠尚可喜的官員，就秉承康熙的旨意，以瞻仰遺容為名開棺驗示，見尚可喜果然身著御賜四團龍馬褂，才信以為真。康熙對早已降清、忠心耿耿的幾朝老臣尚且如此，對廣大漢族知識分子時刻保持著戒備和警惕，便不足為奇了。

出于鞏固統治的需要，康熙確實籠絡了一大批人才為清王朝所用，而他對漢人的猜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重農貴粟 改革賦役

清兵入關以后，大規模地進行圈地，把落后的農奴制生產方式強加在中原人民頭上，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又加上長期戰爭的破壞，到康熙時，廣大農村還是滿目瘡痍，農民不得溫飽，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康熙即位后，便下令停止圈地。由于鰲拜一伙人從中作梗，圈地仍禁而不止，有時規模還相當大。清除鰲拜后，康熙重申了永遠停止圈地的命令，并要求將所圈土地還給農民。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再次明確規定不許圈種民間新開墾的土地。這樣，阻礙農業生產的圈地活動才逐漸被制止。直隸各省修建寺廟，侵占了大片農田，康熙也明令禁止。

鼓勵墾荒是康熙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明末農民戰爭期間，許多藩王的土地被農民耕種了。康熙承認了這一既成事實，下令當地督撫正式將這些土地給予原來耕種的農民，禁止作價處理部分土地。這些被稱為更名田的土地，約計有16. 6萬多頃，而且多是肥沃的良田，一經正式屬于農民，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康熙十二年(1673)，為了鼓勵在更大范圍內墾荒，康熙宣布：各省今后開墾的土地，耕種10年后再交稅。同時用授與官職的辦法鼓勵地主招民墾荒。規定開荒20頃以上，又通曉文義者，授予縣丞，不通文義者，授予百總;開荒100頃以上，通曉文義者，授予知縣，不通者，授予守備。這些措施對地主和貧苦農民都很有吸引力，于是河南、山東、直隸的老百姓紛紛前往東北墾荒，湖廣人民也踴躍去四川墾荒。墾荒農民的汗水不久便換來了豐碩的成果。康熙去塞外避暑，曾經親眼見到這里的莊稼長得稈高穗長，產量比內地要高一倍。到了康熙五十一年 (1712)，邊遠省份的荒地大多已經變成了良田。無怪康熙頗為自負地說： “云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人民漸增，開墾無遺……”此時，除了無法耕種的不毛之地，可以稱得上是 “四海無閑田” 了。

蠲免地丁錢糧，是康熙為了恢復生產采取的又一項重要措施。統一臺灣后，康熙認為，國家已經安定，要使百姓安居樂業生活富裕，蠲免錢糧勢在必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下令免去江寧等七府及陜西全省600多萬兩錢糧，后來又先后蠲免過各省的錢糧。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國庫充裕了，蠲免錢糧的數額也隨之增多。康熙四十一年 (1702)，因云、貴、川、粵四省沒有經常得到蠲免，康熙下達諭旨寬免四省43年錢糧。據統計，自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蠲免錢糧的總額達9000多萬兩白銀。盡管得到蠲免政策實惠最多的是錢多地廣的富戶，貧苦農民相比之下獲利甚微，但是不能否認，蠲免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這種與民休息的政策，對于全面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作用。

清初的賦役制度沿襲明制，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已經不能適應實際情況。康熙先是下令修改賦役制度，于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完成了 《簡明賦役全書》。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又對賦役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以清除舊賦役制度的弊端。康熙宣布： 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國丁銀數為標準，以后永不增減，此后到達成丁年齡的人一律不再承擔丁銀。這項被稱作“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措施成了清代地丁制度的基礎。后來，康熙又在廣東試行了 “攤丁入畝” 的征稅方法，即把全省丁稅統統歸入田賦，征收田賦帶征丁銀的方法。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現象，使無地的逃亡農民免于丁銀之苦，重新回到土地上來。

治河和漕運都是康熙十分重視的大事，而漕運的恢復又在于治河的成功，因此康熙在興修水利上傾注了許多心血。康熙執政期間治理的河流主要是黃河、淮河和運河。由于頻繁的戰爭，黃河長年失修，形成了嚴重的水患。在康熙即位后的最初16年中，黃河竟決口67次。當時黃河下游的部分河道與淮河、運河匯合，黃淮泛濫后，洪水便倒灌運河，切斷南北漕運。為了根治黃河，變水害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專家靳輔為河道總督，另一位專家陳潢做他的助手，開始了大規模的治河工程。當時正是三藩之戰進行得非常激烈的時候，足見康熙對治河是十分重視的。靳輔采用了明代潘季訓 “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又用開中河、修堤坡等方法作輔助，一年之后，飽受水患之苦的7個州縣的土地便能夠重新耕種了。又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水歸故道，漕運無阻。對治河取得的巨大成績，康熙曾在第一次南巡時，賜詩給靳輔加以嘉獎。康熙的6次南巡都以巡視治河工程為重點，對治河是很大的推動。他對治河的具體措施認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意見。第三次南巡時，他沿途親自用水平儀進行測量，發現黃河河床高于兩岸田地，指出這是產生災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須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體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圖紙，以便制定更切合實際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風浪，親自察看水情。康熙還親自主持了渾河的修治工程。渾河素有“小黃河”之稱，經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時還直接威脅京城。康熙曾經13次巡視渾河，經過試驗確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渾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 (1701) 竣工，渾河遂改名為永定河。治理后的渾河堤岸堅固，兩岸是百姓新蓋的房屋和茂盛的莊稼，出現了一派繁榮景象。對治河這件關系國計民生的大事，康熙抓得很有成效。他的名字，將不僅作為治河的組織倡導者而且作為一個頗有建樹的水利專家被載入史冊。

康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到康熙末年，耕地面積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長。國庫收入十分充裕，年年有余。國庫存糧達到幾千萬石，京城的國庫爆滿，只得將漕糧截儲在運河沿岸的蘇杭等地。國庫中有些糧食存放時間過長，竟變質作了肥料。

利商便民 終行海禁

在恢復農業生產的同時，對于商業和手工業，康熙則提出了 “恤商”和 “利商便民”的口號。他禁止關津渡口對商人征收名目繁多的雜稅，反對官吏克扣勒索商人。康熙將“不虧行戶” 定為整飭吏治的標準之一，嚴厲查處了違令的官吏。安徽全椒知縣因克扣店鋪五十九兩七分白銀，被流放到寧古塔。主張向商人重征房號銀的恭順侯吳維華被送刑部治罪。苛刻富商的江蘇巡撫張伯行也受到康熙嚴厲的訓斥。深受關卡林立、苛捐雜稅之苦的商人減輕了負擔，商業開始復蘇和發展起來。

臺灣回歸后，鑒于國內局勢已經穩定，康熙一改清初寸板不許下海的政策，于康熙二十三年 (1684)廢止了禁海令。當時，一部分官員反對開禁，康熙一針見血地說： “以前盡管實行海禁，私自出海的也從未停止過。主張海外貿易不能實行的，無非是總督、巡撫自己想撈油水罷了!”海禁廢除后，清政府在廣東澳門、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南云臺山開設四處海關，管理來往商船，征收關稅。對外國商船實行了減免商稅的鼓勵政策。中國與南洋、西歐及日本的貿易都有了發展。康熙還允許民間造船出海貿易。蘇州的官營船廠，年產貨船上千艘。自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五十年 (1689～1711)的23年間，中國開往日本的船只就有1791艘。開放海禁30余年，南洋的藥材、香料、棉花，西歐的呢絨、自鳴鐘、玻璃、儀器源源不斷流入中國，中國的茶葉、生絲、綢緞、陶瓷也大量輸入世界各地。當時中國對西歐的貿易一直出超，以1708年至1712年的貿易情況為例，進口的英國商品價值不到5000英鎊，而出口商品額達5萬英鎊以上。海外貿易的發展，使清政府獲得了相當可觀的關稅收入，促進了東南沿海的手工業發展，使這個地區的經濟又重新繁榮起來。

江南絲織業在明代就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歷經明末的戰亂和清初的屠殺，絲織業也是一片蕭條。康熙減少了對江南絲織業的稅收，取消了每家機戶的織機不得超過百張的限制，鼓勵有能力者多置織機。絲織業很快恢復和發展起來。蘇州城的踹坊發展到三百多家，踹匠有萬人之多。在不斷擴大規模的同時，絲織品的種類迅速增加，質量有了很大提高，不少產品享譽海內外。這時，南京、蘇州的絲織業中還出現了帳房。占有大量資金、織機、原料的帳房，將加工任務分派給機戶，機戶織出成品再交給帳房出售。帳房的出現不僅反映了絲織品業的發展水平，而且代表了在當時比較先進的一種生產方式。與此同時，制糖業和陶瓷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康熙年間，僅臺灣一地就年產蔗糖二、三百萬石。江西景德鎮的工匠有十幾萬人，瓷器的花色水平達到了空前的水平。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繁榮，一批新興的工商業城市涌現出來。南京、佛山、廈門、漢口、無錫、鎮江都是當時十分繁榮的城市，廣州甚至有 “金山珠海、天子南庫” 之稱。

康熙還逐步放寬了對采礦的限制。他采納了云南總督蔡毓榮的建議，于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允許私人開礦，實行任民開采、國家收稅的政策。云南的采礦業隨之興旺起來，銅產量達到每年400萬斤。康熙五十二年 (1713)，四川一碗水地方有上萬人偷采，康熙不允許地方官驅逐采礦者，提出與百姓共享自然之利的主張。廣東有個大商人何錫申請在廣東海陽的仲玩山開采銅鉛礦，并愿意每年上繳5萬兩銀子，康熙特許他試辦三年。這樣，到康熙后期僅云南的銅礦就有18處，礦工近百萬人。廣東、廣西、四川、湖南、貴州等省的采礦業也有了較大規模的發展。

但是，作為封建地主階級政治代表的康熙，僅僅把開海、開礦當作經濟上的權宜之計，沒有也不可能做出更長遠的考慮。當封建經濟恢復和發展到一定水平，康熙認為開海開礦在政治上的危害遠遠大于經濟利益時，他又作出了禁礦、禁海的決定。康熙五十四年 (1715)，云南有人奏請開銀礦，李光地向康熙面陳： “礦工聚集起來很容易，但將來礦產采盡，如何遣散這些人就成了問題。”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康熙便頻頻點頭表示贊同。礦工造反在明代就有先例，康熙對聚眾采礦給朝廷構成的威脅深以為慮，拒絕了開辦銀礦的要求。按照他的旨意，不少地方的礦工被強行遣散。大商人何錫的礦場也被封閉了。剛剛發展起來的礦業重新衰落下去，云南的銅產量下降到每年100萬斤。

對于海外貿易，康熙同樣擔心海外的呂宋等地常居留漢人，成了海盜的巢穴，威脅清王朝的安全。因此，當康熙五十五年 (1716) 江蘇巡撫張伯行等人接連上書請求禁海后，康熙又重新下達了禁海令，一概禁止商船前往南洋等地，只允許去東洋貿易。禁海令使沿海地區的貿易銳減，民生日蹙，手工業者的技藝無法充分發揮，行商者只好閑守家中。花費了巨資建造的商船，只能任其閑置岸邊直至腐爛。更嚴重的是，康熙的禁海政策還長期被他的后世奉為國策，繼續閉關鎖國，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中國日益處于落后挨打的地位。康熙曾經一度開啟了古老帝國的大門，但最終又將大門關閉起來，他的功過是很明顯的。

好學不倦 學以致用

康熙愛好讀書，據他自己說，他自5歲開始讀書，至老不倦。他讀書涉獵的范圍很廣，從中國的四書五經、詞章、歷算等傳統文化到西方的天文、地理、醫學、幾何等自然科學知識，無不進行研讀。而他特別留意研究的是儒家經典。

康熙八年(1653)，年僅16歲的康熙便到太學祭奠孔子，研講《周易》、《尚書》。次年，他下諭禮部為他舉辦專門講習四書五經的“經筵”，開始了對儒家經典系統的研究。無論嚴冬酷暑，他都堅持經筵的學習。在三藩戰爭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仍然命令“每日進講如常”。康熙學習儒家學說這樣孜孜不倦，因為他深知馬上得天下的滿州貴族，不可能再在馬上治理天下，不鉆研傳統的儒家思想，通曉“帝王之學”，便不能有效地治理天下。抱著這種學以致用的態度，他要求講官不要搞一些溢美稱頌之辭，要抓住經典的要旨加以闡發，以利實用。對理朱理學，康熙特別津津樂道，大加推崇。康熙五十一年(1712)，他將朱熹的靈牌供進孔廟，讓其加入“十哲”之列。他把理學作為制定政策、駕馭群臣、教喻百姓的理論基礎，重用了一批理學名儒，儼然以當時的理學領袖自居。在他的支持下，理學家李光地編成了《朱子全書》和《性理精義》，鼓吹程朱“存天理去人欲”和“忠孝節悌”的一套學說，很得康熙的賞識。康熙曾說：“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他們的這種相互了解顯然是建立在儒家學說的基礎上的。

除了系統研究儒家學說，康熙對傳統的中國文化也有很深的造詣。他能詩善文，寫得一手好字，歷史知識也很豐富。他的舅父佟國綱出征噶爾丹時戰死，撰寫祭文的翰林院學士用典不當，負責審查的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也未發現。這個失誤卻被康熙發現了，結果兩人都受到了重重的責罰。康熙博聞強記，善于運用所學的知識處理政務。一次他批閱一件案子，案卷中原判罪犯哄騙受害人吃藥，致使受害人昏迷喉啞，判處絞刑。對《本草綱目》頗有研究的康熙當即批示，被害人食用半夏和雞子造成昏迷喉啞的說法實屬荒謬，應該據實改判。類似的例子在康熙一生中比比皆是。

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康熙從少年時代起就虛心進行學習。他曾經親自述說自己學習西方歷算的起因。事情起于湯若望與楊光先的爭執。湯若望是在順治朝就很受信仰的耶穌會傳教士，他知識淵博，精通天文歷法，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官，成了第一個擔任這個職務的洋人。鰲拜專權時，楊光先告發湯若望的新歷法不準，用妖言邪說惑眾，是大清朝的隱患。他還偏激地說： “寧可使中國沒有好歷法，也不容許中國有西洋人!”楊光先狹隘的排外心理和守舊思想，正合鰲拜的心意。于是，湯若望等人受到審訊，一些欽天監官員還遭到枉殺。康熙親政后，便為湯若望翻了案。此時，湯若望已經去世，已擔任欽天監監正的楊光先就新舊歷法的優劣，仍在同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爭執不休，互相參劾。康熙決定實地試驗，一決勝負。康熙七年 (1668) 的一天，午門外聚集了不少王公大臣，他們都是來觀看兩人的現場試驗的。按照南懷仁的要求，康熙將日昝賜給楊光先和南懷仁，讓他們分別預測出第二天正午日昝的投影應處的位置，經過測算，南懷仁預測的投影位置與實際完全吻合，身為監正官的楊光先卻一無所措，又講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于是，康熙罷免了不學無術的楊光先，起用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并重新頒行了西洋歷法。少年康熙對這件事深有感觸。他想，自己對西洋的學問渾然不知，又怎么能明察是非呢?從此，康熙開始了對數學、天文學、音樂等學科的學習，專門任用了一些傳教士做他的老師。

南懷仁是康熙學習天文學和數學的啟蒙教師。他為康熙專門編寫了教材，康熙從中學到了天文歷算的基礎知識，了解了當時天文學的最新研究成果，還學會了使用天文儀器。康熙經常練習這些儀器的用法，巡行時也隨身攜帶著，有時測量山高，有時又測算兩地的距離。他熟練的操作和準確的測算常常使在場的朝臣驚嘆不已。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康熙對天文學知識有了較深入的了解，他甚至能對欽天監天文推算中出現的錯誤進行指正。“天文歷法，朕素留心。”這話并不是自詡之言。

數學也是康熙非常愛好的學科，他先后從師南懷仁、張誠、白晉，學習了幾何、代數、三角等課程。由于語言上的障礙，有時他聽不懂教師的講解，便反復請教。他學習數學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有時做習題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清晨便傳旨叫老師進宮為他檢查作業。后來他組織數學家編寫了《律歷淵源》和《數理精蘊》，為傳播西方科學知識作出了貢獻。

在康熙的督促下，傳教士們在皇宮內試制了一些西藥。康熙下令將這些藥裝在用金銀制成的旅行藥壺里，時常作為御藥賞賜給臣下。有一次，康熙得了瘧疾，御醫們都束手無策，幸虧服用了傳教士進獻的奎寧才轉危為安。自此，康熙對西醫西藥更加信服了。他素來信任的曹寅得了瘧疾，康熙派驛馬星夜趕送奎寧。他還在信中囑咐，如果不是瘧疾，萬不能用此藥，要特別當心南方庸醫用補劑傷人。可見，康熙對中西醫學都留意學習。據張誠的記載，康熙告誡傳教士們只準在家中翻譯西方作品，不許帶到衙門里去。康熙定名為 《欽定各體全像》的巴多明翻譯人體解剖學也只準留存內府，生怕傳出去有傷風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康熙，對西方自然科學的愛好也只能達到這種程度。

康熙對音樂美術也很感興趣。根據白晉回憶，康熙曾經學習過西洋樂理，能演奏西洋樂器。他仿效法國科學院，在宮中建立了有畫家、雕刻家、制造鐘表和天文儀器的工匠等人參加的科學院，還舉辦過西方美術作品展覽。他興趣高雅，善于識別繪畫的不同風格。他還下令科學院的成員隨時將作品呈送給他觀看。

康熙博覽群書，又善于學以致用，在封建帝王中是一位思想開明、多才多藝的佼佼者。遺憾的是，他對于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還僅僅停留在個人的愛好階段，并未影響到他治理國家的決策。與其同時代的彼得大帝喬裝赴西歐考察，大刀闊斧地在俄國實行了改革。相比之下，當不難看出兩人的距離。

勤勉為政 反對浮夸

康熙自8歲即位到69歲因病去世，在位長達61年之久。晚年他曾經這樣評價自己：“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此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耶!”的確，康熙勤勉為政數十年如一日，這在封建帝王中是非常突出的。平時，他有奏必簽，即使深夜接到急報，也要披衣起身回奏。有時，右手患病不能寫字，他便用左手執筆批示，決不請別人代筆。外出狩獵時，他不顧一天的疲勞，晚上叫臣下借著燭火誦讀奏章，再一一批簽，常常批到深夜。因此，康熙曾經自豪地說：“各處奏折所批硃筆諭旨，皆出朕手，無代書之人。”

有感于明代奢侈敗國的歷史教訓，康熙很注意節儉。南巡路過南京，他曾做《過金陵論》表達自己的這種心情。康熙時宮廷的費用與明代相比大大減少了。明代光祿寺每年用銀100萬，康熙時只用10萬; 明代工部每年用銀200萬，而康熙時只用二三十萬;明代的宮中建筑都要用楠木料、臨清磚; 而康熙時除特殊需要宮中一概用普通磚瓦。據康熙自己說，他的所有行宮都不進行特別裝飾，每處花費不過一二萬金，只占每年治河費用的1%。康熙還說，明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這話顯然相當夸張，但也能說明康熙反對奢侈、提倡節省的效果是很顯著的。

“滿招損，謙受益”是康熙提出的名言。他為政講求實效，一貫反對浮夸虛飾。因此，他多次拒絕了臣下為他上尊號的請求。平定三藩之后，朝臣請上尊號，康熙拒絕說： 亂賊雖已削平，瘡痍尚未全復。如果政事不能修舉，上尊號又有什么益處?朕斷不能接受這樣的虛名。討平噶爾丹之后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諸王、貝勒、貝子、文武官員及遠近士民來到暢春園，搞了一次更大規模的請上尊號的活動。這已是第五次為康熙請上尊號了。康熙仍然堅決拒絕，他說：“天視天聽，視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論。若夸耀功德，取一時虛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陳。”后來，借他的生日等機會，臣下又多次請上尊號，直到去世康熙也沒有答應這些請求。他還一再拒收朝臣進獻的生日賀禮，不準為他舉行大規模的祝壽活動。他50歲生日時，朝廷官員獻上了鞍馬緞匹和“慶祝萬壽無疆屏”等生日賀禮，他婉言謝絕道：“我的誕辰，你們這樣進獻，各督府也一定會仿效，所以我決不能接受。”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最后一次拒絕了群臣為他第二年舉行“萬壽七旬”賀禮的請求。康熙能夠在取得內治外交的一系列重大勝利后保持清醒的頭腦，拒絕臣屬的頌揚，使浮夸虛飾之風找不到落腳之地。這對一個封建帝王來說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立儲之事 幾經反復

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康熙也擁有眾多的嬪妃。眾多的嬪妃又給他帶來了眾多的子女，僅皇子就有35個。眾多的子女本來是皇族興旺的標志，卻又成了康熙的一大難題。

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立皇二子允礽為太子。當時允礽還不滿2歲，因他是中宮孝誠仁皇后所生，所以舍長立幼。隨著允礽年齡的增長，康熙派太子師傅對他專門培養，還經常帶他外出巡行，一心想把他培養成一個理想的君主。允礽勤學上進，能文能武，只是從小養成了驕縱任性的性格，特別是他的不仁不孝常常使康熙大為惱火。

到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在去木蘭圍場秋獵的途中，突然當眾宣布廢掉太子允礽。當時諸皇子都漸漸年長，各自招攬門客，結交權貴，覬覦皇位。還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親附允礽的元老重臣索額圖就因結黨妄行的罪名被幽禁。康熙認定允礽品行不端，與索額圖朋比為奸，不廢掉他，難免“今日被鳩，明日迂害”，很可能重演隋文帝故事。說到這里，康熙聲淚俱下，悲憤欲絕。允礽被廢之后，他仍然憤懣不已，連續六晝夜不能安睡。

太子廢掉了，事情并沒有平靜下來，諸皇子爭當太子的欲望更加強烈了。這時，皇八子胤禩積極活動，授意大臣推舉他為太子，受到康熙的斥責。胤禩急不可耐，唯恐康熙回心轉意，復立允礽，便設法謀害允礽。事情敗露后，康熙極為震怒，拔出佩刀想殺死胤禩，幸而五子胤祺在旁邊抱住康熙哀求，這場父子相殘的悲劇總算沒有發生。面對這骨肉相殘的局面，素稱圣明的康熙也難以決斷。他痛心地說：“等我百年之后，你們必定把我丟在乾清宮內，只顧自己束甲相爭去了。”遍讀史書的康熙對歷史上殘酷的皇位之爭自然是洞若觀火，但手心手背都是肉，諸多皇子中究竟誰堪擔當大任，康熙遲遲拿不定主意。

謀害允礽的事件使康熙突然想到當初廢掉允礽是由于聽信了某些人的讒言。他對倉促廢掉太子，不免后悔起來。康熙四十九年 (1709) 三月，康熙一方面覺得允礽有了悔過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想斷了諸子爭立的念頭，復立允礽。但是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允礽因為“行為乖戾”、“大失人心”再次被廢，并且被永遠禁錮在咸安宮里。

年近花甲的康熙精神體力已漸不如前，按理應對立儲之事早做安排。但是，他再也不許朝臣議論立儲之事。上書請奏這件事的大臣屢遭訓斥，有的差點被砍了頭。時起時伏的皇儲之爭就象一個深不可測的旋渦，把多少宗室和朝臣卷入其中，給他們帶來殺身之禍，即使是貴為天子的康熙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他對于立儲之事先是反反復復，后來又擱置不提，始終沒有找出解決的良策，不能不成為他一生的缺憾之事，同時也給后人留下一個難以理清的疑團。

作為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康熙從政數十年來殫心竭力，使天下粗安、四海承平，守成之中、兼有創業，不愧是封建君主中的佼佼者。當然，他無法擺脫時代和階級對他的局限，晚年更漸趨保守。但是，這一切都不能掩蓋這位一代英主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