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韋澤生平簡介,施韋澤歷史評價,施韋澤怎么死的？

約翰·巴普提斯特·馮·施韋澤(JohannBaptistvonSchweitzer，1833—1875)，著名的拉薩爾主義者，曾擔任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在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德國工人運動中起過不良影響。

1833年7月12日，施韋澤生于德國美茵河畔法蘭克福一個信奉天主教的貴族家庭。曾祖父是在法蘭克福定居的意大利商人。祖父兄弟3人在1814年被巴伐利亞國王封為世襲貴族，祖母是法國公使的女兒，外祖父是法國僑民，父親曾是1830年被人民群眾驅逐的不倫瑞克卡爾公爵的侍從。

在少年時期，施韋澤由外祖母照管。施韋澤13歲起在阿沙芬堡耶穌會主辦的神學院就讀數年，19歲進柏林大學學習法律。在柏林期間，他常與外祖母的妹夫，宮廷牧師克魯瑪赫來往，結識了普魯士反動的《十字報》黨的人物。他埋頭鉆研馬基雅弗利的著作，成了馬基雅弗利主義的狂熱信徒，善于玩弄權術。1855年，他在海德堡通過了法律博士考試;1857年起在家鄉法蘭克福當律師，頗為空閑，便研究叔本華的哲學，并于1858年寫了詩劇《弗里德里希·巴巴羅薩》和一部喜劇。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起，歐洲民族民主運動重新高漲，意大利統一和德國統一問題重新提上日程。施韋澤開始就德國統一問題發表自己的政治觀點。

起初，施韋澤與南德意志多數居民觀點一致，持所謂的大德意志派觀點，反對在普魯士領導下統一全德而排除奧地利的所謂小德意志派。在1859年4—7月法意對奧戰爭期間，他發表了兩篇著作：《奧地利的事業就是德意志的事業》和《駁卡爾·福格特對歐洲現狀的研究》，認為奧地利的事業就是德國獨立統一的民族事業，要求全德支援奧地利。

1860年，施韋澤在自己的小冊子《通向統一的唯一道路》中有了新的認識，認為各邦君主的利益與全民族的利益不相容，奧地利和普魯士的歷史發展同統一的德國不相容，德國統一的道路在于人民的“革命主動性”。他反對民族聯盟，認為它要求普魯士領導統一德國是向普魯士反動派諂媚。他對帶著華麗的大德意志面具的多邦制主張也持反對態度，認為這些人實際上是反動派、容克和僧侶的可憐奴仆。他在1861年還發表了《時代精神和基督教》的著作，認為當今的時代精神是法國啟蒙運動的產物，而基督教與當今時代精神背道而馳。

1861年11月，施韋澤擔任法蘭克福工人教育協會的主席，同時又擔任法蘭克福射擊協會主席，并任職于體操協會，站在頗為激進的立場，進行宣傳鼓動。他認為，指望人民的革命主動性并不是指望資產階級的空談，而是指望無產階級的拳頭，民族聯盟的自由資產階級只是為了資本的利益而甘愿接受普魯士刺刀的保護。他還發表反對資本的演說，并以工人教育協會主席的身份，反對民族聯盟通過資助工人赴倫敦參觀工業博覽會這種用小恩小惠拉攏工人的做法。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起，德國工人運動逐漸高漲，先進工人力圖擺脫資產階級影響，要求建立獨立工人組織。施韋澤于1863年寫了小冊子《奧地利的領導地位》。他認為德國資產階級早已不愿再搞民族革命，而德國工人階級又將很長時間都沒有能力進行民族革命;只有普魯士或奧地利的領導才能解決德國統一，但普魯士由于其反動的國家本質，不適宜于統一德國，因此，他主張由奧地利領導統一德國。但是幾個月之后，施韋澤又認為奧地利的領導只是一種夢幻，只有普魯士的領導才是一種現實，最終由大德意志派轉為小德意志派，支持俾斯麥用鐵與血統一德國。施韋澤開始主張采取“現實的政策”，因而與拉薩爾的觀點相吻合，1863年6月中他寫信給拉薩爾，準備獻給拉薩爾一本政治小說，名曰《柳青達。或資本和勞動》。從文學角度看，這本書寫得頗為拙劣，但由于它諷刺了民族聯盟，大量引用拉薩爾的話，立即得到拉薩爾的賞識。拉薩爾要接納他為全德工人聯合會會員，遭到法蘭克福全權代表和工人們的反對。但拉薩爾終于以私人生活與政治品質無關為理由，介紹施韋澤加入了全德工人聯合會萊比錫分會，并同意由施韋澤和巴伐利亞軍官霍夫施泰滕籌備創辦一家全德工人聯合會機關報。

全德工人聯合會從成立之日起就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成了宗派組織。它不僅在政治上奉行拉薩爾主義，而且在組織上完全處于拉薩爾的獨裁統治之下。拉薩爾死后，他的密友哈茨費爾特夫人為了尋找代理人操縱全德工人聯合會，而與拉薩爾指定的繼承人伯·貝克爾以及其他人之間圍繞主席職位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他們都是些平庸之輩。施韋澤雖然名聲不佳，暫時不可能直接參與主席職位的爭奪，但他具有拉薩爾派首領們所缺乏的政治理論分析能力和寫作鼓動才華，很快就在全德工人聯合會中占居顯著地位。1864年底，施韋澤創辦了全德工人聯合會唯一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該報從1864年12月至1871年4月在柏林出版。

當《社會民主黨人報》創辦時，施韋澤為了借助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聲望，邀請他們為該報撰稿。施韋澤提出的辦報綱領包括三點：各國人民利益一致;整個強大的德國是統一自由的人民國家;消滅資本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為了宣傳剛成立的國際工人協會的原則和科學社會主義，并鑒于他的辦報綱領中沒有拉薩爾的口號，因而同意撰稿。《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過《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馬克思的《論蒲魯東》等。但施韋澤同拉薩爾一樣是所謂的“現實政治家”。他奉行依靠普魯士王國政府實行社會主義的“現實政策”，很快就不可避免地與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方針發生對立。施韋澤違背最初的辦報綱領，奉行拉薩爾主義，向俾斯麥諂媚，并攻擊國際工人協會。馬克思恩格斯對此多次提出警告，嚴厲批評該報鼓吹“普魯士王國政府的社會主義”和宣揚無產階級同俾斯麥結成反資產階級聯盟的主張。施韋澤不僅拒絕這些批評，而且變本加厲地向俾斯麥諂媚。1865年1至3月，他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連續發表題為《俾斯麥內閣》等文章，頌揚普魯士國王是“偉大的天才”，俾斯麥的獨裁政治表現了“勇敢的主動精神”，認為俾斯麥兼并什列斯維希-霍爾施坦是“把普魯士歷史最光榮的傳統從長期睡眠中喚醒”，支持俾斯麥用鐵與血統一德國。因此，馬克思恩格斯于1865年5月聲明與該報斷絕關系。

1865年11月，施韋澤因違反出版條例被監禁一年。1866年4月，他在獄中寫了《哈布斯堡、霍亨索倫和德意志民主》一文，主張排除奧地利，這等于明白無誤地向俾斯麥表示支持。5月施韋澤出獄，到各地游說。1865年10月，俾斯麥通過布赫爾請馬克思為普魯士政府喉舌《普魯士國家通報》撰稿。馬克思嚴詞拒絕。與此同時，布赫爾收買了歐根·杜林。實際上，施韋澤至少也從這時起已為俾斯麥所收買。

1867年5月，全德工人聯合會在不倫瑞克召開代表大會，施韋澤在這次大會上終于排除了哈茨費爾特夫人為首的一部分拉薩爾分子和其他對手，當選為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主席。同年8月，他當選為北德意志聯邦國會議員，成了第一個進入議會的社會民主黨人。由此開始了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施韋澤獨裁時期。

施韋澤時期德國政治形勢已大大不同于拉薩爾時期。由于第一國際的影響、《資本論》的問世和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德國工人運動已進入新的階段。拉薩爾主義逐漸走向沒落，在全德工人聯合會內部形成了一個力圖擺脫拉薩爾主義的，以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亞為首的反對派。六十年代末，資產階級大部分已經向俾斯麥投降，俾斯麥不再需要玩弄工人運動。對他來說，施韋澤只是他收買的一個俯首貼耳并且已無多大用處的奴仆。這些情況決定了施韋澤的活動的一系列特點。

施韋澤是拉薩爾主義者，但他與那些正統拉薩爾主義者不同。他注意觀察和分析形勢的發展變化，深知死抱拉薩爾的狹隘教條已維持不了拉薩爾宗派，因而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拉薩爾主義的框框，擴大了拉薩爾派的視野和活動范圍。1866年8月，全德工人聯合會召開漢堡大會，議程列有爭取完全的政治自由、規定標準工作日、關于《資本論》以及工人階級國際合作等項，并致函邀請馬克思出席。大會通過的決議承認罷工是促進工人覺悟的一種手段，承認《資本論》對工人階級的貢獻，贊同爭取完全的政治自由，承認各國工人共同行動的必要性。施韋澤在大會上不顧正統拉薩爾分子的竭力反對，提出由全德工人聯合會召開全德工人代表大會以建立工會的建議。但是，施韋澤的這些行動具有兩面派的性質。他只是被迫采取這些行動。他仍然堅持拉薩爾主義立場，并不去實施漢堡大會的決議。他甚至趁萊比錫警察當局于1869年9月16日查封了全德工人聯合會中央的會址之機，立即于10月10日把會址由萊比錫遷往柏林，公開表示要在普魯士首都的警察監督下嚴格遵守普魯士的法律，從而實際上取消了漢堡大會的決議。1868年9月26日，他在柏林召開的全德工人代表大會排斥倍倍爾領導的工人組織。這些完全暴露出施韋澤的目的只是力圖挽救和保持拉薩爾宗派組織，控制全德工人運動，把德國工人的階級的運動納入拉薩爾的宗派的運動。

施韋澤為了利用國際和馬克思的巨大聲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作出某些姿態，似乎贊成各國工人共同行動，似乎愿意加入國際，而實際上堅持以拉薩爾主義、宗派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對抗國際的原則，以種種借口拒絕加入國際，拒絕馬克思的任何勸告和批評。他對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西為首的工人運動的革命派則公開采取宗派主義的仇視態度，進行卑劣的攻擊和誹謗，挑動德國工人運動的兩派——拉薩爾派和愛森納赫派進行激烈的斗爭，嚴重地阻礙德國工人運動在革命原則基礎上的統一。

拉薩爾有強烈的獨裁欲，他在建立全德工人聯合會時制定的章程規定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擁有獨裁的權力。施韋澤同樣熱中于獨裁，但是他既沒有拉薩爾那樣的政治威望，又面臨著宗派運動走向沒落的階段，因此，施韋澤在全德工人聯合會內部，竭力鼓吹對拉薩爾的迷信，鼓吹對領袖的崇拜以及運用各種權術維護自己作為聯合會主席擁有的獨裁權力，維護宗派組織原則，反對組織內部民主。1869年3月28日，聯合會在巴門—愛北斐特召開代表大會。1/3的代表由于不滿意施韋澤的獨裁以及懷疑施韋澤與俾斯麥的關系而拒絕對施韋澤投信任票。大會通過了一系列限制聯合會主席的權力和使內部生活民主化的決議。施韋澤的威信和權力遭到嚴重的打擊和削弱。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和權力，施韋澤同在哈茨費爾特夫人影響下于1867年另立門戶的“拉薩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主席門德，于1869年6月18日共同署名發表《恢復拉薩爾黨的統一》的呼吁書，號召兩個全德工人聯合會回到1863年拉薩爾制定的舊章程上統一起來。結果，恢復了原先的全德工人聯合會，施韋澤當選為主席，恢復了1863年舊章程，恢復了主席的獨裁權力。施韋澤以此行動完全取消了巴門—愛北斐特大會確定的比較民主的組織原則。當時，人們把施韋澤的這一行動稱之為“政變”。

這次“政變”雖然使施韋澤暫時保住了自己在全德工人聯合會的獨裁統治，但引起會員們強烈的憤慨，促使先進會員紛紛退出聯合會并轉到以倍倍爾和威·李卜克內西為首的愛森納赫派。

1870年7月19日爆發了普法戰爭，這可以說是施韋澤為俾斯麥效勞的最后一次機會。他參與沙文主義叫囂，聲稱對法戰爭是為祖國、為德意志人民和社會主義而戰。他在國會贊成軍事撥款。9月2日普魯士在色當大獲全勝。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建立。俾斯麥最終完成了德國的統一，施韋澤對他來說已經完全沒有用處。

德國的統一，俾斯麥對工人運動的鎮壓，必然使德國工人朝著革命方向統一。德國工人運動兩派的合并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1871年3月3日舉行德意志帝國國會選舉，施韋澤落選;3月24日，他宣布要辭去全德工人聯合會的主席職位。1871年5月18日全德工人聯合會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選舉哈森克萊維爾為主席，哈賽爾曼為聯合會機關報主編;施韋澤對全德工人聯合會的統治時期從此結束。

施韋澤的政治生涯從此可悲地完結了，他重新開始從事劇本創作，他的劇本在柏林等地得到上演。

1875年7月28日，施韋澤病死于瑞士，除了家屬之外，無人參加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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