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人治”學說

“人治”和“法治”的對立，是指在治理國家問題上，起決定作用的是人還是法的對立，儒家從禮治和德治思想出發，重“人治”而輕“法治”。

儒家認為，政治的好壞取決于統治者的好壞，統治的方法主要靠統治者的道德感化作用，而不是依靠法律的強制作用。所以，“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主張“惟仁者宜在高位”的賢人政治。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又：“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統治者的個人道德有極大的感召力，上行下效是必然的，所以，統治者個人道德的好壞，是國家治亂的關鍵。《論語·顏淵》載：“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統治者其身正，方能使人正，所以，“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要求統治者先正其身。而“舉賢才”主張，也是服務于“人治”觀點的。“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人治”是孔子的基本觀點。

孟子完全繼承了孔子的“人治”思想。他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治國關鍵就是統治者正其身，因為，“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而“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只要有一個“正君”，就足以“定國”了，統治者“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這樣“惟仁者宜在高位”是自然而然的了。

荀子不同于孔孟，主張儒法合流，禮法統一。他很重視法律的作用。他說：“法者，治之端也。”法律為治國所必需。但是，他又說：“君子者，治之原也。”起決定作用的，是“君子”而不是“法”。仍然是“人治”的觀點。他說：“君者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又：“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所以，他明確提出：“有治人，無治法。”并從法理的角度論證“人治”的觀點。他說：“君子者，法之原也。”法律源于“君子”制定，所以，“君子”的好壞決定法的好壞。進一步說，即使有了良法，也要靠人才能貫徹執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而且，國家的情況非常復雜而又經常變化，法律“有所不至”，不能概括無遺，它本身又無法隨機應變，只有“君子”可以“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運用類推解決問題。所以，“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后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總之，“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值得注意的是，荀子的“人治”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指法律不能離開人而存在和執行，因此，人是起決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