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成立后的法治方案

“革命軍興，革命黨消”是武昌起義爆發后，章太炎提出的口號。不管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北京政府，他的上述法治方案根本就無法實際操作。他的思想和方案不得不變。特別在代議制上，他不得不面對現實。他自己也說過：“吾前在日本，逆知代議之制不適于中土；其后歸國，竟噤口不言者，蓋以眾人所咻，契約已定，非一人而能改革。且國會再被解散，言之懼為北方官僚張目，故長此默爾而已。”

1911年12月1日，他剛回國，就發表宣言：“逮北廷既覆以后，建設真正共和政府，然后與議員以大權，未晚也。”請注意，他在這個宣言里使用“議員”兩字，說明他已同意設議員。

1912年1月3日，他的《中華民國聯會第一次大會演說辭》，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他為民國設計的法治方案：

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惟置大總統，限制其權，以防民主專制之弊，宜與法之制度稍近。至行政官，除大總統外，不由人民選舉。行政部應對議院負完全責任，不宜如美之極端分權。對于外藩，仍應行統屬主義，俟言語生業同化后，得與本部政權平等。三權分立之說，現今頗成為各國定制，然吾國于三權而外，并應將教育、糾察二權獨立。蓋教育與他之行政，關系甚少，且教育宗旨定后，不宜常變，而任教授者，又須專門知識，故不應隨內閣為進退。糾察院自大總統、議院以至齊民，皆能彈劾，故不宜任大總統隨意更換。

民生問題，基本仍是前述置四法。此外，中國舊有之美俗良法宜斟酌保存者：

一、婚姻制度宜仍舊，惟早婚則應禁。其納妾一事，于國民經濟、個人行為，諸多妨害，如家產之不發達，行為之多乖謬，由此事耗費之者，十居七八焉。昔日官吏猶然，故將來應懸為禁令。如官吏議員今已有妾者，即應免職撤消。

二、家族制度宜仍舊。如均分支子、懲治惡逆、嚴科內亂，均不可改。惟死后繼嗣，似宜禁斷，生前養子者不禁。

三、中國本無國教，不應認何教為國教，雖許信教自由，然如白蓮、無為等教，應由學部檢定教理，方予公行。政教分離，中國舊俗，其僧侶及宣教師，不許入官，不得有選舉權。

四、本國人在本國境內入外國籍者，雖不必照舊律謀叛懲治，仍應禁斷。惟自來流寓在外者，不在此例，仍須削除國籍。如以后華僑再有入外籍者，非先由政府允許不可。

五、承認公民不依財產納稅多額，而以識字為標準，庶免文盲與選，而有智識之寒畯，反至向隅。

六、速謀語言統一，文字不得用拼音，妄效西文，而使人昧于其義也。

七、賭博啟人僥幸心而妨害恒業，應嚴禁。其競馬斗牛等亦然。

八、在公共場所，效外人接吻、跳舞者，男女雜沓，大壞風紀，應由警察禁止。

1912年1月4日，他批評英、美、法憲政說：

民主立憲、君主立憲、君主專制，此為政體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惡之別。專制非無良規，共和非無秕政。我中華國民所望于共和者，在元首不世及，人民無貴賤……非欲盡效法蘭西、美利堅之治也。議院之權過高，則受賄鬻言，莫可禁制；聯邦之形既建，故布政施法，多不整齊。臧吏遍于市朝，土豪恣其兼并，美之弊政，既如此矣；法人稍能統一，而根本過誤，在一意主自由。……其政雖齊，無救于亡國滅種之兆。

他顯然不理解西方國家的分權，更不理解西方國家的權力制衡。這種批評與孫中山對英美憲法的評價，可以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他認為：“政治法律，皆依習慣而成，是以圣人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其要在去甚、去奢、去泰。若橫取他國已行之法，強施此土，斯非大愚不靈者弗為。君主立憲，本起于英，其后他國效之，形式雖同，中堅自異；民主立憲，起于法，昌于美，中國當繼起為第三種，寧能一意刻劃，施不可行之術于域中耶？”“君主世及之制既亡，大總統遂為相爭之的，不速限制，又與專制不殊。惟有取則法人，使首輔秉權，而大總統處于空虛不用之地。然今日人情偏黨，省界亦深，政黨未成，一人秉鈞，其鄉人又連茹而至，草創之初，誠無善術矣。法美兩制，皆不適于中區。鄙意都察院必當特建，以處骨鯁之人，而監督行政、立法二部。至于考選黜陟，仍于總理之下，設局為宜。惟學校必當獨立，其旁設教育會，專議學務，非與財政相關者，并不令議員容喙，庶幾政學分涂，不以橫舍為獻諛之地。”他反復強調：“議員者，其實非民之代表也，不受僦費于民，而受月俸于政府，此特民選之議郎耳，猶官吏屬也。”

1912年9月，他的《〈新紀元星期報〉發刊辭》再次闡述說：“夫制大法者，當察于歷史，不在法理懸談；求民情者，當順于編氓，不在豪家蕩子。余向者提倡革命，而不滿于代議。以為代議之制，滿人行之非，漢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是時所痛心疾首者，蓋在君主立憲。至于今，幸而小成，君主世及之制已移，獨立憲未能撥去。末流狂醉，崇貴虛華，不悟外人所譏專制者，皆有神權貴族把握其間，以為國蠹，而中國唐、宋、明盛時，其專制固絕異是，比例懸殊，不得引以擬議。清之失政，在乎官常廢弛，方鎮秉權，則適與專制相反……矯清之弊，乃在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雖負蠆尾之謗可也；若制憲法以為緣飾，選議員以為民儀，上者啟拘文牽義之漸，下者開奔競賄賂之門……然則議員之為民賊，而憲政之當糞除，于今可驗，吾言亦甚信矣。……故余以為官制刑書，粲然布列，則憲法可以無作……憲法者出于國會，國會者決于多數，彼其自謀權利至矣，胡肯降心以相從哉！”繼續反對議員憲法。

“中國之有政黨，害有百端，利無毛末”，“夫政黨本為議院預備，而議院即為眾惡之原”。“光復以來，號稱平等，而得志者，惟在巨豪、無賴。人民無告，轉甚于前，菇痛含辛，若在囹圄。”

以上即為章太炎民國成立時的法治方案。這個時期，他擁袁反孫，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但是，他找錯了對象。袁世凱是亂世梟雄，他最不喜歡的是法律的約束和限制。連《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樣的限制他都不能接受。革命大文豪章太炎讓他做有名無實的大總統，顯然是癡人說夢。袁世凱不僅要做集權大總統，要做終身專制總統，最后還要做洪憲皇帝。現實殘酷，理想破滅。上當受騙的大文豪無路可走。憤怒之下，他毅然決然手執羽毛扇，大鬧新華門。袁世凱無可奈何，只好將他哄上車，送往龍泉寺，軟禁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