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史記》研究史略·新中國成立以來:《史記》 研究的新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馬克思主義占領了史學陣地，《史記》研究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爆發，為這新時期的第一階段。1954年之前，關于《史記》方面的論著很少，僅有4篇知識性的評介短文。以1955年司馬遷誕辰2100周年為契機，學界接連發表了一批文章，《史記》研究迅速成為熱點，并一直持續到1965年底。這階段 《史記》研究的特點是：

首先，重視司馬遷及其《史記》的宣傳普及工作。建國后，文史工作者有意識地把《史記》介紹給人民大眾，使之成為全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1951年翦伯贊以通俗易懂的文筆撰寫了 《中國歷史學的開創者司馬遷》一文，發表后引起很大反響。此后，金兆梓、榮孟源、汪篯、尚鉞、李長之等紛紛在報刊雜志上發表通俗文章評介司馬遷和《史記》。同時出版了一批普及性的注譯選本和通俗讀物，如中華活頁文選合訂本《史記選輯》、鄭中權的《史記選講》、季鎮淮的《司馬遷》等都很受讀者歡迎。最值得注意的是中華書局以張文虎校刊過的金陵書局本為藍本，對《史記》進行了精心校勘，并對原文及三家注作了全新的斷句、標點和分段整理，于1959年出版了點校本《史記》。深受各界好評，為《史記》的廣泛傳播起了推動作用。

其次，不少學者開始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出發，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探究司馬遷和《史記》中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翦伯贊、盧南喬、李長之等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分別評價了司馬遷在史學史、歷史編纂學和文學史上的杰出貢獻。齊思和認為司馬遷的《史記》是在漢初綜合總結的學術氣氛中產生的。白壽彝在《司馬遷與班固》中認為《史》、《漢》的根本區別在于：“封建性和人民性之政治傾向性的對立，是有神論和無神論、永恒不變和不斷變化之歷史觀的對立。總之，這是正宗史學和異端史學的對立。”侯外廬《司馬遷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一文贊揚司馬遷“是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的偉大思想家之一”。任繼愈的《司馬遷的哲學思想》認為：司馬遷繼承了先秦陰陽五行的哲學思想，發展了唯物主義哲學。為了擺脫神權支配的影響，他力圖為社會歷史的發展尋找其物質上的原因，因而在歷史觀方面有著古人少有的清醒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史記》評價開始發生變化。1965年陳可青在《新建設》上發表了《司馬遷的史學思想及其階級性》一文，他認為司馬遷既不是反動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也沒有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歌頌農民起義，而是充當了中小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其思想主張具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接著，《文史哲》上連續發表了王啟興、施錫才等人的評論文章。王啟興認為司馬遷的天道觀和社會歷史觀都是唯心的，其道德觀也是封建的。施錫才也批評司馬遷的歷史觀是英雄史觀、歷史循環論和神意史觀雜湊，由此構成了他唯心主義的歷史觀體系。在政治傾向上，《史記》雖有一定的進步思想內容，但總的傾向是封建的而非人民性的。

在評析司馬遷思想時，不少人提到游俠問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學術界對《游俠列傳》評價甚高，認為是《史記》“人民性”的具體表現。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冉昭德、唐贊功等人先后撰文，認為游俠不屬于社會下層，其行為也不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司馬遷為游俠樹碑立傳并不值得宣揚。

再次，也有一些學者把馬克思主義的史學方法與傳統的考據方法相結合，對《史記》研究中的某些具體問題深入探討，如郭沫若對司馬遷生年的考辨，陳直對《史記》書名演變的考證，程金造對《史記》舊注的研究等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總之，五、六十年代的《史記》研究，從指導思想到研究方法，從課題到觀點，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并取得了顯著成績。但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時，存在著簡單化、教條化的傾向，因而難免有拔高或苛求司馬遷的現象。十年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泛濫，司馬遷被貼上了“儒家”的標簽而打入冷宮，整個《史記》研究陷入停頓狀態。

粉碎“四人幫”后至今，為新時期的第二階段。《史記》研究恢復并驟然升溫。有關的學術論著和通俗讀物不斷問世，每年發表論文從三四十篇到百余篇，而且在逐漸上升。這十幾年的《史記》研究有下述幾個突出的特點：

第一，深入挖掘舊課題，不斷開拓新領域。

在十幾年的《史記》研究中，舊課題的深化和新領域的開拓相伴而行。如，司馬遷的生卒年是個老問題，在近期發表的幾十篇文章中，程金造、張大可、施丁、趙克等人在論證中元五年說方面或有新材料發現，或從新角度推論，頗有說服力。《史記》的“人民性”曾是本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熱門話題，現在不斷有人對這一問題進行反思。如謝貴安在《〈史記〉“人民性”悖論》一文中首先對“人民性”作了理論上的界定，并把人民性與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傾向區別開來，最后指出司馬遷的思想觀點是封建的、地主階級的，并不具有 “人民性”。

“文革”前學術界對司馬遷的思想已有所論列，現已全面展開。來新夏、施丁、肖黎、張大可等就司馬遷政治思想的形成原因、基本內容、特點及其進步性進行了有益的探討。關于司馬遷的史學思想，論者多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發論。張維華、施丁等人認為司馬遷雖受董仲舒天人感應論的影響，但其主導思想還是以人事為主。徐興海認為司馬遷的天人思想具有模糊性，但天人相分，注重人事是其基本傾向。霍松林、尚永亮、陳桐生等人則認為： 司馬遷的天人觀及其思維方式基本上屬于天人感應和神秘思維的范疇。在“通古今之變”問題上，有人認為司馬遷的目的是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描繪歷史的進化過程。有的則認為司馬遷的歷史觀具有循環論的色彩。至于“成一家之言”，程金造認為這就是太史公表達自己對人對事的看法，其特點是以具體的事端表出其義，以明其理，不同于孔子的一字褒貶。白壽彝認為司馬遷在史學領域第一次提出了 “家”的概念，所謂“成一家之言”，一是在體裁上取眾家之長成為一家，二是取材時對各家的材料加以取舍、提高。吳忠匡認為司馬遷 “成一家之言”就是通過藝術創作來總結古今成敗興廢之理，論證自己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觀點。高振鐸則認為司馬遷是兩漢時期新出現的史家，他的“一家之言”即史家之言，而不是六家之中任何一家。此外，楊燕起的《司馬遷對歷史作用的認識》、趙英的《試論司馬遷的史學目的論》、周一平的《司馬遷治史價值觀新探》等文，已從對司馬遷歷史觀的探討上升到對其史學思想的研究，表明這一課題的研究正在深入。

關于司馬遷的思想屬性，周滿江認為司馬遷的世界觀首先受道家影響，其次是儒、法。白壽彝、蘇誠鑒、張家順認為司馬遷推崇道家。吳汝煜、徐宗文認為司馬遷尊奉儒家。陳直以為司馬遷既重道家又重儒家。蔡尚思又提出司馬遷是反儒向墨的。楊向奎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指出：司馬遷曾受到公羊學派的很大影響，而且其積極影響大于其消極影響，因而他的歷史觀是進步的唯物史觀。此文發表后引起較大反響，司馬遷與公羊學的關系遂成為一個新的研究課題。

自1979年陳其泰發表《司馬遷經濟思想的進步性》一文后，關于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問題開始受到重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方面的文章連篇累牘，成為《史記》研究的一大熱點。學者們對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內容、特點、形成原因及其進步意義從不同的角度作了較為全面的分析評議，對他“農末俱利”和反抑商的思想主張給予了高度評價。

關于《史記》的文學藝術成就，也是本時期《史記》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其特點一是研究的理論層次大有提高，開始注意對司馬遷文學藝術觀的理論探討;二是深入研究《史記》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的地位及其影響;三是對《史記》寫作藝術的研究更加具體。如諷刺藝術、心理刻畫、細節描寫、標題、開頭和結尾等等都有人探究;四是對《史記》語言藝術的研究有所加強。

《史記》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典籍，對其在自然科學方面的價值前人重視不夠。近年來情況大有改觀，尤其是薄樹人、宋紋縯等人對司馬遷天文學成就的研究，蔡景峰、張厚墉等人對《史記》醫學成就的研究，都具有開創意義。

此外，學術界對司馬遷的道德觀、價值觀、人才觀、改革觀、婦女觀以及管理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地理思想、文化思想等等，也都進行過熱烈討論。

第二，研究隊伍不斷壯大，學術交流正在加強。

近一二十年來，《史記》研究隊伍在不斷壯大，專攻或兼治《史記》者已數以百計，老中青皆具。為培養后備力量，許多大專院校乃至函大、夜大的中文、歷史系都把《史記》納入專業基礎課或選修課的教學內容，不少青年學生加入了《史記》研究者的行列，有的在某些研究領域已嶄露頭角。

隨著《史記》學的發展，加強《史記》研究的組織協調和信息交流便非常迫切。1987年5月，韓兆琦等人發起在北京召開了首次全國《史記》研究座談會。不久韓兆琦、宋嗣廉、趙光勇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史記》研究聯絡小組。1988年和1991年，陜西和北京先后舉辦了《史記》研究和教學討論會。另外，陜西省韓城市也成立了司馬遷學會，經常組織學術活動。長期以來《史記》研究的分散、封閉狀態開始被打破，國內外同行之間的學術交流正在加強。

第三，研究方法多樣化，技術手段現代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史記》的研究方法也日趨多樣化。學者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批判地繼承了許多傳統治學方法，同時又引進并借鑒了一些國外的或其它學科的新理論、新方法，從而給《史記》研究注入了活力。如在考證方面，陳直的《史記新證》繼承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利用豐富的金文、甲骨文和各種金石銘文印證《史記》，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還有學者把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相結合，研究《史記·天官書》和司馬遷的生地等問題。比較研究一直是《史記》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有馬班比較、《史記》本身篇目的比較、《史記》與其前后文史著作的比較、《史記》與西方古典史學名著的比較等。錢鐘書的《管錐編》則把諸種比較方法綜合運用，古今中外、縱橫相較，使人耳目一新。不少學者引進了新方法如胡大雷、徐興海、黨丕經等人運用系統論研究《史記》的體例、結構和歷史觀。還有人運用歷史心理分析和價值論、決策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司馬遷及《史記》中的有關問題。近幾年隨著文化研究熱的興起，又有一批學者把《史記》放在整個漢代文化、中國文化及至于世界文化的背景上去考察、分析、評價。

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史記》的研究手段也在不斷改善。如李曉光、李波等人把《史記》全書輸入計算機，并編制了全套處理軟件。不僅成百倍地提高了對《史記》檢索的速度，而且為多學科綜合研究《史記》創造了條件。目前，在《史記》的教學、科研、宣傳、普及過程中，都開始利用了現代化的技術手段。

第四，《史記》宣傳普及工作大有進展。

近年來，幾十篇介紹司馬遷和《史記》的文章先后發表，種種通俗讀物和《史記》選讀本、注譯本紛紛出版。如胡佩韋的 《司馬遷和史記》、郭維森的《司馬遷》、梁弼、張友鸞的《史記故事選譯》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譯出版的《史記紀傳選譯》等，特別是，韓兆琦的《史記選注集說》和張大可的《史記全本新注》，注文簡明、通俗。王利器的《史記注譯》，是新中國建立后第一部完整的《史記》注譯本。合原文、注釋和譯文為一，具有研究與普及一舉兩得之功效。由于讀者范圍的擴大，《史記》的影響越來越廣，其價值也正在得到社會的認同。為《史記》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也使這一古典文史名著真正成為廣大人民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