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學·辭賦研究概述·唐宋賦論

唐人重開創，重事功，就詩賦而言，創作遠比理論總結興盛。但還是提出了一些見解。

唐代賦論是從批判齊梁賦風揭開序幕的。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魏征《隋書·文學傳序》、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即其代表。唐初開史館修史書。唐太宗曾對監修國史房玄齡批評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史學家們遵循這一指示，根據儒家詩教，要求文學“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對齊梁文學，特別對庾信提出了尖銳批評，指責庾信是 “詞賦之罪人”，齊梁文風是 “淫放”、“輕險”，是“亡國之音”，批評是十分嚴厲的。

繼之而起的是古文運動前驅者們的賦論。他們要求“文以載道”，反對重詞采、重聲律、重對偶的駢賦與駢文，進而對屈宋和漢魏時期文采富艷的辭賦也深表不滿。此風始于王勃與劉知幾。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啟》就深致不滿于屈宋枚馬的辭賦。劉知幾《史通·載文》也批判揚馬班張的賦“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至古文運動的前驅者們，這種批判更是紛至沓來。蕭穎士說“屈原宋玉，文甚壯麗而不能經”，“枚乘、司馬相如亦瑰麗才士，然不近風雅”(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李華也說“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返，六經之道遁矣”(《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沔集序》)。柳冕更指責屈宋揚馬“感哀樂而亡雅正”，“感聲色而亡風教”，“感物色而亡興致”，“皆亡國哀思之音”(《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他們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抒情狀物之賦，表現了恪守儒家詩教的偏見。至于目屈宋賦為亡國之音，更是荒謬之極了。至韓愈柳宗元出，才改變這種偏激態度。他們主張從辭賦中吸收瑰麗辭藻和磅礴氣概，這股否定屈宋揚馬之風才被煞住。

唐宋科舉取士，律賦成為士人的進身之階。因此，對律賦創作、律賦考試的利弊都作了探索。首先是探索律賦創作，產生了許多賦格一類的專著。據《宋史·藝文志》著錄有： 白行簡《賦要》一卷，范傳正 《賦訣》一卷，浩虛舟 《賦門》 一卷，紇干俞《賦格》一卷，和凝《賦格》一卷，張仲素《賦樞》一卷，馬偁《賦門魚鑰》十五卷，吳處厚《賦評》一卷，鄭起潛《聲律關鍵》八卷。這些著作大都亡佚，今存者僅《聲律關鍵》一種，大抵皆為指導律賦創作而著。其次，重聲律，重詞采，重駢偶的一派肯定律賦考試，“唯詩賦之制，非優學才高不能當也”(《簡寓》引孫何語)，認為律賦考試可以考察應試者的才華與器識。而重經學輕詩賦的一派則極力反對。王勃、趙匡、楊綰、賈至即其代表。他們認為，律賦“不唯無益于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澆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鄭樵《通志·選舉》引趙匡語)。唐代律賦考試時行時輟，就是這兩派意見斗爭起伏的表現。

宋人與唐人不同，重總結，重理論。因此宋代賦論雖尚未出現系統的專著，但論賦的言論卻甚多。僅孫梅《四六叢話》中的《賦話》與《騷話》，就引錄宋人筆記、詩話著作數十種，論賦資料百余條，可見宋代是我國賦論的興盛時期。這些資料主要是記載辭賦創作的遺聞佚事，也品評了歷代賦家與賦作，論述了賦體的發展與流變，而且不乏精辟見解。這里僅舉兩則以見一斑。項安世 《項氏家說》云：

漢人之賦鋪張宏麗，唐至于宋未有及者。蓋自唐以后，文士之才力盡用于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余韻，大者百余韻，皆用賦體作詩，比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謂賈誼之 《過秦》，陸機之 《辨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下，以賦為文。莊周、荀卿二子書，體義聲律，下句用事，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后為賦，二漢特甚，遂不可加。唐至于宋，則復變為詩，皆賦之變體也。

這就指出了賦鋪張揚厲的特點，賦與詩文創作的關系，唐宋詩賦盛衰演變的情形，很有點歷史的眼光。洪邁《容齋隨筆》云：

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后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骃 《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仿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 《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幾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杼，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杰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骃《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間》，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于是一洗矣。

這就不僅評論了賦家賦作，而且明確說明了七與對問設論體賦的繼承與演變。

宋代賦論成就最突出的是楚騷的研究。宋代是楚辭學的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屬楚辭學范圍，這里就不論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