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微章句—清代儒學·群星璀璨·求是辨誣:閻若璩與胡渭

閻若璩與胡渭，是清代漢學的直接先驅，也是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向十八世紀漢學轉變的中間站。作為在新王朝統治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知識分子，在清政權統治日趨穩定、社會經濟逐步恢復、民族矛盾漸趨緩和的情勢下，他們逐漸放棄了清初學者經世致用的思想主張，開始承認清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并采取了與之合作的態度。在學術上，他們則直接繼承了清初學者重視經學、強調讀書、反對空談的學風，并進一步向漢學靠攏，注重辨偽考證、訓詁名物，從而為其后漢學的形成，起到了“前驅先路”的作用。

閻若璩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生于明崇禎九年(1636)，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先世居山西太原西寨村，至五世祖始移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祖父閻世秤，明萬歷年間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父親閻修齡，明末貢生，以詩文名于一時，明亡后不復出仕，隱居著述終老。閻若璩自幼學習勤奮，雖然他資質魯鈍，體弱多病，但刻苦向學，奮發讀書，每每天晚同學抱書歸家時，他仍“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有時甚至“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面糊粘幾背，既熟即焚去”(張穆《閻潛邱先生年譜》)。刻苦地攻讀，不僅增長了知識，而且啟迪了心智。十五歲那年臘月，一日“讀書有所礙，憤悱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臥沉思，

心忽開朗，自是穎悟異常”(錢大昕《潛研堂集》卷三八)。為了激勵自己向學，閻若璩遂收集陶宏景、皇甫謐的名言“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題于柱上，作為讀書的志向。由于常年不懈的努力，閻若璩博通經史，“于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年譜》)，當地的名流學者如杜濬、方文、閻爾梅等，都十分推重閻若璩的學問，與之結成忘年交，經常聚會議論，切磋學問。

康熙元年(1662)，閻若璩改歸太原故籍，次年參與鄉試。十七年(1678)詔征博學鴻儒，他以監生應召，落第后居京師。大學士徐乾學傾慕其學識，特意把他請到家中，延為上客。當時名流學者云集京師，閻若璩與他們相聚論學，質疑問難，名重一時。康熙二十五年(1686)，徐乾學奉敕修《一統志》，閻若璩應邀參加，其后又隨書局至洞庭東山。當時參與纂修的胡渭、黃子鴻、顧祖禹諸人，都是專門名家，閻若璩出入其間，“于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余力，往往出其意表”(《年譜》)，得到大家稱賞。

清代初年，隨著清統治政權的日趨穩定，社會經濟的逐漸恢復，在學術思想領域，由顧炎武、黃宗羲諸大師倡導的經世致用思潮也在逐漸向其后乾嘉時期的樸實考據學轉化。閻若璩正是這一轉變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他繼承明末清初學者反理學的思想傾向，指責“道學寡陋”，認為“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并批評王陽明“講致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為禁，其失也虛”。他推崇漢代經師馬融、鄭康成“兼群經而纂釋之，其網羅遺逸，博存眾家，意深遠矣”，明確表示“主漢不主宋”(《潛邱札記》)。從這種尊漢抑宋的學術傾向出發，閻若璩治學主張求真求是，善疑多思。他自言平生之志在于“寧闕人之所共信，毋徇己之所獨疑”(同上)。為此，他讀書從不滿足于淺嘗輒止，而是“精晰而默識之”(趙執信《飴山文集》卷七，《潛邱先生墓志并銘》)，凡有“一義未析，反復窮思”，甚至“饑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后止”(《年譜》)。在治學方法上，閻若璩則特別強調精審博證，認為學者“生于千載下而仰論千載上事，茍非典籍具存，證佐明白，固不可憑私臆度也”(《禮記》)。因此，他每論一事，每立一說，都要窮源竟委，詳加考辨，有時甚至“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年譜》)。后世學者推崇他“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載戴震語)，又稱贊他精于考證，“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六)。這些評價，都比較準確地反映了閻若璩的治學特點。

基于求是善疑的治學態度和精審博證的治學方法，再加上勤奮不懈的刻苦精神，閻若璩的學術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著有《尚書古文疏證》、《四書釋地》、《潛邱札記》、《孟子生卒年月考》等書八種。這些著述，集中反映了他在經學、史學、地理學等多方面的成就，而其中最重要，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則推《尚書古文疏證》一書。

《尚書古文疏證》是閻若璩一生學識和心血的結晶。他“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偽，沉潛三十余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潛研堂文集·閻先生若璩傳》)。在這部著作中，閻若璩不僅以確鑿的證據，考證出《古文尚書》為偽作，解決了千百年來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而且創立了考據、辨偽的通例，直接開啟了清代考據辨偽學的先河。

《尚書》是記載我國遠古史事、典制的重要文獻，據說由孔子整理編成，列為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六經之一。秦火之后，一度失傳，至漢初始根據濟南儒者伏生口授，用當時流行的隸書寫定二十九篇，列于學官，此即《今文尚書》。其后，漢宗室魯恭王在孔子舊居屋壁中發現了一批用春秋戰國時期文字，即古文寫成的書籍，《尚書》也在其中。孔子后人孔安國對孔壁《古文尚書》進行了校讀整理，發現其中十六篇為《今文尚書》所無。于是，他把這十六篇《古文尚書》獻上朝廷，但因故未能列入學官。自此而后，《古文尚書》雖經學者私相傳授，但畢竟未得到朝廷認可，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失，至西晉永嘉之亂后便逐漸亡佚了。

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忽然獻出一部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書前孔序自稱將孔壁《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相考校，增多二十五篇。同時又把《今文尚書》分為三十三篇，與新增古文二十五篇，再加《書序》一篇，合編為四十六卷五十九篇。并說自己“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將《書序》拆散“各冠其篇首”，定為五十八篇。這部今文、古文合一，又有孔安國傳的《古文尚書》出現以后，逐漸取代了《今文尚書》的地位，隋唐時期，陸德明作《經典釋文》，孔穎達等纂《五經正義》，都以此作為依據。從此，這部《古文尚書》便與其他儒家經典一道，成為歷代科舉考試的必讀書，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但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陸續有一些學者對《古文尚書》以及孔安國傳的真偽提出懷疑。最早發難的是南宋學者吳棫，繼之者朱熹，其后又有元代吳澄、明代梅鷟等人。他們從史實、文體及傳授過程等方面，對《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提出了許多疑問，但都未能將該書的作偽面目揭明。

閻若璩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穿穴經史，廣搜證據，從該書淵源、傳授、篇數、篇名、史實、文體、典制、地理、歷法乃至音韻、訓詁等方面，對全書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揭示出書中諸多作偽之跡。例如梅賾所上《古文尚書》為二十五篇，與史載孔壁發現為十六篇之數顯然不合(篇名自然亦不相合);《今文尚書》多詰屈聱牙，《古文尚書》反而文從字順，與語言文字古難今易的發展規律相左;與先秦典籍中所引《尚書》文句相對照，凡引《今文尚書》處辭義皆合，而引《古文尚書》處，則往往“辭既不同而句讀隨異，義亦不同而甚至違反”(《古文尚書疏證》);若干后世的地名竟出現在《古文尚書》及孔傳中;等等。閻若璩以確鑿的證據，精審的考辨，考證出《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是后世的偽作。這一結論，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視，閻若璩也因此而奠定了他在清初學術史上的地位。他所運用的本證、旁證、實證、虛證、理證的考據方法，則為考據辨偽學創立了通例。《四庫全書總目》稱其“反復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確非過譽之詞。

胡渭

胡渭，原名渭生，字勝明，晚號東樵，浙江德清人。生于明崇禎六年(1633)，卒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他出身于一個世代書香的家庭，自幼勤奮好學。時值明清易代，為避戰亂，他隨母輾轉山谷間，“雖遭顛沛，猶手一編不輟”(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一)。十五歲為縣學生，后屢應科考不中，遂至京師就讀太學，館于大學士馮溥幕府。康熙十七年詔開博學鴻儒特科，他堅辭薦舉，“自是遂絕意科舉之學，專窮經義”。二十九年(1690)，尚書徐乾學奉詔修《一統志》，延請胡渭、閻若璩、顧祖禹、黃儀等著名學者，于洞庭山開館纂輯。胡渭“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出”，又得與諸學者質疑問難，學業益進，所造日深。康熙五十三年，胡渭卒于京師，年八十二歲。

康熙年間，胡渭是與閻若璩齊名的學者。他博學多識，擅長考據，尤精于經學與歷史地理學，著有《易圖明辨》、《禹貢錐指》、《洪范正論》、《大學翼真》等書。其中，尤以《易圖明辨》對當時及后世學術界的影響為最。

《易圖明辨》是胡渭對《易經》所附圖、書進行辨偽的代表作。《易經》是古代儒家重要典籍之一，相傳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作，因而位居六經之首，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自漢以來，疏解繁多，依據各家特征，大致可分為象數與義理兩派。一般而言，漢儒說《易》重象數，宋儒說《易》重義理。自五代宋初道士陳摶臆造出由黑白點子排列組成的《河圖》、《洛書》，并據此說《易》之后，或許是為了強化儒學的哲學思辨，以彌補儒家宇宙論的不足，并與佛、老思想相抗衡，宋代理學家如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等都接受了陳摶的說法，輾轉傳授增益，附會出《河圖》、《洛書》、《先天圖》、《后天圖》、《太極圖》等凡九種，至南宋朱熹作《易本義》及《易學啟蒙》，便以九圖冠其書卷首，據此推闡《易》理，解釋宇宙化生萬物之義。自此而后，這些由道士偽造，并經后人附會增益的圖、書，便隨著理學的盛行而流傳了幾百年，以致“傳者務神其說，遂歸其圖于伏羲，謂《易》反由圖而作”(《四庫全書總目》卷六)，甚有認為所謂《河圖》、《洛書》乃由龍馬、神龜從河中負出者。當然，宋代以后，歷代都有學者對這些圖書的來歷以及圖書本身的真偽提出懷疑，清初黃宗羲著《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毛奇齡撰《河圖洛書原舛篇》，均力斥圖、書之非。但他們大多“各據所見，抵其罅隙，尚未能窮溯本末，一一抉所自來”。胡渭集諸家大成，撰為《易圖明辨》十卷，對各圖進行了系統考辨，徹底澄清了附加在《易經》上的種種謬說。

胡渭認為，“《詩》、《書》、《禮》、《樂》、《春秋》，皆不可以無圖，惟《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其圖矣”(《易圖明辨》卷首)。他明確指出，古代雖有“河出圖，洛出書”的說法，但誰也未見其象，不能確指為何物，而“陳摶生于五季，去古彌遠，何從得其本真，而繪圖以授人乎”(《易圖明辨》卷一)? 因此，胡渭把宋代以后的圖、書說，直接比成畫鬼，由于鬼魅世人從未得見，故畫者可以隨意涂抹，所謂《河圖》、《洛書》也是如此，因“世無其器，任意號之，無所不可。故或云九圖而十書，或云十圖而九書。 或刓方而使之圓，或引圓而使之方。 或作陰陽相含之象，或為白黑相間之形，或言蜀隱者之秘授，或稱武夷君之真傳”等等，不一而足。這就徹底揭穿了道學家臆造所謂《河圖》、《洛書》以惑世人的假象。胡渭還直接指出圖書得以流傳的緣由及其對《易》學研究的危害，他說：“《河圖》之象不傳，故《周易》古經及注，疏未有列《圖》、《書》于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義》始。《易學啟蒙》屬蔡季通(蔡元定)起稿，則又首本《圖》、《書》，次原卦畫，遂覺《易》之作全由《圖》、《書》，而舍《圖》、《書》無以具《易》矣。學者溺于所聞，不務觀象玩辭，而唯汲汲于《圖》、《書》，豈非《易》道之一厄乎?”(《易圖明辨》卷一)可以說，胡渭在總結前人辨偽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廣搜證據，穿穴考辨，判明了圖、書之偽并使之成為定論，從而還《易經》一書以本來面目。后世學者推崇胡渭《易圖明辨》一書，“皆引據舊文，互相參證，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學者知《圖》、《書》之說，雖言之有故，執之成理，乃修煉、術數二家旁分《易》學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視所作《禹貢錐指》，尤為有功于經學矣”(《四庫全書總目》卷六)。

在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向乾嘉時期的漢學轉變的過程中，閻若璩、胡渭以精審的考據方法和確鑿的考辨成果，不僅還經書以本來面目，而且進一步動搖了宋明理學的基礎，為其后漢學的興起鋪平了道路。梁啟超曾對閻若璩辨偽《古文尚書》的意義和影響作了精彩的論述，他說：“請問，區區二十篇書的真偽，雖辨明有何關系，值得如此張皇推許嗎? 答道，是大不然。這二十幾篇書和別的書不同，二千余年來公認為神圣不可侵犯之寶典，上自皇帝……，下至蒙館課讀，沒有一天不背誦他。忽焉真贓實證，發現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該受如何的震動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誠如梁氏所言，以理學家們推崇備至的“孔門心傳”而論，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十六字，就出自《古文尚書》的《大禹謨》一篇。《古文尚書》既是偽書，理學家們賴以立論的根基便不復存在，其理論本身也就成了騙人的鬼話。同樣，胡渭對圖書的辨偽意義也在于此。梁啟超說：“須知所謂無極、太極，所謂《河圖》、《洛書》，實組織宋學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氣、言數、言命、言心、言性，無不從此衍出。周敦頤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程朱輩祖述之，謂為道統所攸寄，于是占領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權威幾于經典相埒。渭之此書，以《易》還諸羲、文、周、孔，以《圖》還諸陳、邵，并不為過情之抨擊，而宋學已受致命傷。”(《清代學術概論》)當然，梁啟超稱胡渭以《易》還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仍然是錯誤的，因為《易經》是古代長期流傳的卜筮文字，《易傳》則產生于戰國秦漢之際，并非羲、文、周、孔所作。但胡渭以《圖》、《書》還之陳摶、邵雍之輩，則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就此而言，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和胡渭的《易圖明辨》，其價值不僅在于“正經”，也不僅僅在于其考證方法，更重要的是打擊了宋明理學，并且在某種程度上觸動了儒家經典的權威，使以往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經書，一變而為可以研究的對象。這對當時的學術界，無疑起了極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自此而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對研究，六經和諸子的相對研究，乃至中國經典和外國經典的相對研究，經典和野人之語的相對研究，都一層一層的開拓出來了”(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