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文化的特質·沒有“釋義學”的釋義·兩漢經學:以章句求經義

漢初統治者為了維護和鞏固政治大一統的局面，著手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建立統一的意識形態。顯然儒家的維護君臣、父子、夫婦大義的三綱五常的倫理政治說教正適合于此種需要。于是，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儒學從此成為了官方的意識形態，變成了統治者治國平天下的指導思想。《詩》、《書》、《禮》、《易》、《春秋》相續立為官學，成了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五經》。武帝始置五經博士，至元帝時共置十四博士。同時武帝始以專治《春秋》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為儒生步入仕途提供了機會。漢元帝尤好儒，當其時韋賢及其子韋玄成、匡衡、貢禹、薛德廣，皆以儒術而位至丞相。此真所謂“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一時間形成了一股注釋、闡述儒家經典的學術風氣。

兩漢經學分成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武帝所立的《五經》博士皆為今文經學。今文經學先立于學官，而古文經學一直受到排擠，始終難得久立。

今文經學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分別，首先在于文字的差別。所謂今文類指隸書，由于漢時書寫通行隸書，故稱今文，籀文漢時已不通用，故漢世稱之為古文。許慎在《說文序》中說：“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孔安國和伏生所壁藏之書，亦必定是古文。漢初開經講學，就必須把這些古文改為通行的今文，這樣才便于教學授徒。所以武帝所立博士都是今文家。由于當時古文經學尚未興起，所以也沒有別立今文經學之名。《史記· 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得以今文讀之。”此處“今文”和“古文”乃就《尚書》的古、今文字而言，而不專指今文家、古文家。只是到了劉歆開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易》、《左氏春秋》，東漢衛宏、賈逵、馬融等又遞相增補，于是今文經與古文經就從此分道揚鑣，各立宗派，互相攻詰。

在李斯的建議之下，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令民間不得私藏《詩》、《書》及百家語，凡有收藏的都要燒掉，這就是焚書坑儒政策。但是中央的博士機構，仍可以保管。于是民間流傳的先秦文化典籍都付之一炬。秦國滅亡，項羽入關，又下令焚燒咸陽，把秦朝博士機構的書也一并燒毀。漢代統治者為了加強意識形態的統治，漢惠帝四年(前191)廢除民間挾書令，并下詔征求天下遺書，開始對儒家典籍的收集整理工作。這一收集整理的工作主要是依靠秦代幸存下來的博士、儒生憑記憶背誦出經文，然后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定本。這就是今文經學的學術淵源。

毛萇，生卒年不詳。西漢時有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萇)之說，毛公為《毛詩》學的開創者。

今文經學，在漢武帝時，立有“五經”博士。這五經實際上有七家。皮錫瑞說：“自建元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據《儒林傳》贊：《書》、《禮》、《易》、《春秋》四經，各止一家;惟《詩》之魯、齊、韓，則漢初已分;申公、轅固、韓嬰，漢初已皆為博士。此三人者，生非一地，學非一師。《詩》分魯、齊、韓三家，此固不得不分者也。”(《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5頁)據此，應為五經七家博士，七家各設一員，有缺輒補。元朔五年(前124)為博士置弟子員五十名，又選地方上的優秀弟子為旁聽生。這是漢代太學的開始。此后凡立博士的經學，都在太學講授，其內容均為今文經學。到宣帝、元帝時，立于學官的今文經學共十四博士。《易》分為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書》分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詩》分為齊、魯、韓三家，《禮》分為大小戴兩家，《春秋公羊傳》分為嚴、顏兩家。

漢初傳經最流行的是“訓故”，如魯申公。其次是作“傳”，如齊轅固生、燕韓嬰。所謂“訓故”即以經文字句來解釋，通經之大意。“傳”則采用故事的形式來申明經義。這兩種解經方式并不循章逐句去解經，所以它們與“章句”的解經方式不同。以“章句”的方式來解釋經義是比較后起的。所謂“章句”是注家以分章析句的方式來解說經義。據《漢書·藝文志》所載，《書》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易》有施、孟、梁氏各二篇。魯、齊、韓三家章句不見于《藝文志》。但據漢《武榮碑》，魯詩有韋君章句。據《陳留風俗傳》，魯詩又有許氏章句。又據《后漢書·馬援傳》，說馬援少有大志，曾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是《齊詩》亦有章句。又《后漢書·儒林傳》說，伏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章句繁多，其子慕乃刪除浮辭游說，定為二十萬言。《伏湛傳》言伏黯已著章句。《儒林傳》也提到薛漢也習《韓詩》，薛氏父子以章句著名于時。可見，西漢末年《韓詩》亦已有章句。

漢儒解經尤重“師法”，“師之所傳，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經學歷史》，第77頁)。從《漢書》、《后漢書》來看，西漢重“師法”，東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師法”和“家法”的分衍和太學講授經學重師法、家法有關。因為太學講授經學重視師法，家法，所以學者們就想建立一家之言來爭取自己的家學在太學中立為博士。師法和家法有時有區別，而有時又可通用。以《漢書·儒林傳》為例，凡說到某侯有某氏之學的，大都指師法，凡說某家有某氏之學的，大凡指家法。如《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之學，是師法，但此三人皆從田王孫學《易》，所以田王孫應為三人的師法。施家有張、彭之學，孟有翟、孟、白之學，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是家法。故師法之上有師法，而師法之下的師法即可稱之為家法。家法從師法者出。漢儒傳經必須嚴守師法、家法，不得任意更改。西漢孟喜因改師法，漢宣帝就不準他為博士。又如東漢時，張玄少習顏氏《公羊春秋》，建武中策試第一，拜為顏氏《公羊春秋》博士。不久太學諸生發現他兼授嚴氏《公羊春秋》，上書揭發他不守顏氏家法，于是光武帝只得下令將其罷免。

由于在太學中講授今文經學必須嚴守師法、家法，這就使得學者不能有所創新，而只能在師說的基礎之上將經學推向繁瑣冗雜的路子上去，以至出現了“一經說至百余萬言”(《漢書·儒林傳》)的現象。如東漢桓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朱氏章句有四十萬言，浮辭頗多。桓榮授明帝時，刪減為二十三萬言。桓榮之子桓郁又為章帝、和帝師，又將之刪減至十二萬言。于是《尚書》歐陽氏學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桓氏父子只是在歐陽氏的基礎上刪減浮辭游說并無任何創新。又如學小夏侯《尚書》的秦慕，在解釋《尚書·堯典》首句“曰若稽古”四字時，竟用三萬字解釋之。這是經學章句訓詁之學的一大弊端。當時就有人譏之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對此，班固批評道：“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后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后進彌以弛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漢書·藝文志》)班固的這一批評雖有貶抑今文經學的情感，但卻十分中肯。就連今文經學家皮錫瑞也不得不承認班固的批評有見地。他說：“案兩漢經學盛衰之故，孟堅數語盡之。”(《經學歷史》，第134頁)死守章句之法，“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窮其一藝”，導致今文經學走上了衰敗之道。

今文經學本身的另一弊端在于，由于秦始皇焚書坑儒、項羽火燒咸陽，大批儒學典籍或燒毀或散失，所以漢初今文經學的典籍主要源于經師的口授，所以難免有缺漏及其它問題。久而久之，越來越多的典籍被發現，于是有人發現經學博士們的口說有問題了。他們寧愿相信新發現的古典記載，而不相信博士們的口授經義。這樣，古文經學家們就企圖要把這些新發現的典籍立于博士官來講授。

古文經學

關于古文經典的來源，《漢書·劉歆傳》曾指出：“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后，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于此可見，古文經典有三個來源，一是魯恭王劉余好治宮室，曾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而不敢復壞，遂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所得古文經傳計有《古文尚書》、《逸禮》等，都是用古文字寫成的。二是成帝時，發官府秘藏，校理舊文，在秘藏中發現《論語》、《古文尚書》、《左氏春秋》、《孝經》。三是得自民間，即民間獻書。《左氏春秋》相傳為孔子友人左丘明所著。此書在戰國后期已很流行。漢初即有人修《春秋左氏傳》，如張蒼、賈誼、張敞等。賈誼更為《左氏傳訓故》。相傳趙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參見《漢書·儒林傳》)河間獻王景帝前二年(155)立，修學好古，搜得先秦古文舊書，如《尚書》、《禮》、《禮記》、《周官》、《孟子》、《老子》等。他喜講求六藝之學，故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但漢武帝對諸侯王存有戒心，加之獻王所得多屬古文，于是這些書成為當時的大忌。這就播下了以后經學古今文之爭的種子。其它如魯國桓公、膠東庸生收藏的也大都為古文經典。

古文經學形成于西漢末年，與今文經學家不同，古文經學家視儒家經典為歷史材料，認為只有明了經義，才能通曉圣人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所以他們致力于名物訓詁，力圖恢復儒學經典的本來面目。古文經學家研究經典的基本方法仍為分章析句，所不同的是，他們謹守原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反對信口胡說，隨意杜撰。誠如王充在《論衡·正說》中所說的，“后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正由于他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治學風氣，才為后世保留了不少真實可靠的先秦文化典籍。

由于今文經學已立于學官，所以古文經學始終不得立為博士。漢哀帝時，劉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立于學官”(《漢書·劉歆傳》)，但由于今文經學家竭力反對，使劉歆的努力毫無成效。及至王莽篡權，遂使古文經學的地位扶搖直上。王莽與劉歆曾同為黃門郎，很尊重劉歆的學識。王莽執政，“歆為國師”。于是《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周禮》一時都被王莽立為博士。但王莽政權僅維持了十五年。隨著“新政”的夭折，古文經博士也遭廢除。后光武帝曾從陳元建議立《左氏春秋》博士。《左氏》既立，諸儒生議論紛紛，自公卿以下，屢次爭議。不久復廢《左氏》。可見，古文經學一直受到今文經學的排擠，始終難得久立。究其原因，乃在于古文經學未得到統治者的扶持。統治者所需要的乃是儒家典籍中所謂的“微言大義”為其治國平天下的根據。至于古文經學重名物制度的訓詁確實與經國之道相去甚遠。古文經學雖屢遭排斥，但能從學術上綜合今古文經學之大成的，還是古文經學家。

古文經學家所以能在學術上綜合今古文經學，一則是因為經今古文的長期之爭至東漢章帝前后時期已出現了逐漸走向統一的趨勢。在白虎觀會議上，章帝親臨裁決，其意在統一各種經義的分歧，打破今古文經學之間的嚴格家法。而且學者中兼治今古文經的人數大增。二則是因為古文經學家能貫通五經，不似今文經學家往往僅治一經為終生之學問。這已為皮錫瑞所點明。他說：“前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經書初興，藏書始出;且有或為雅，或為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兼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為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更絕無僅有矣。”(《經學歷史》，第127頁)與此相反，古文經學家則往往兼通六藝。如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后學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后漢書·儒林傳》)。又景鷥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同上)。許慎學貫五經，當時已有“《五經》無雙許叔重”之美名。三則是因為古文經學家不似今文經學家死守遺經，分章析句，少有撰述，他們在精研儒家經典的基礎上，注疏群經，如許慎撰《五經異議》、賈逵集《古文尚書同異》三卷，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真正集兩漢今古文經學之大成者是鄭玄。

鄭玄兼習今古文經，遍注群經，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篇》、《魯禮禘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余萬言。鄭玄注經的特色在于他能將《方言》、《說文》中的以音釋義的方法運用于注經的實踐中，認為“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義全”(《論語注疏》)。這樣，因聲求義、以今語釋古語就成了他注經的主要方法。另一特色在于他注經時兼綜諸家，參用異文，擇善而從之。鄭玄運用訓詁、校勘、考據的方法遍注五經，會通古今文學，一寫百余萬言，獨步當時。后世稱為“鄭學”。“鄭學”是集兩漢經學之大成的產物。

鄭玄注經雖有其獨特之處，但其主要方法仍不脫章句的注解方式。盡管鄭玄注經在兩漢經學中堪稱簡明扼要、文辭簡約，但“章句”之法的弊端在于重視文字訓詁、名物禮制的考辯，而疏于義理的闡發，所以鄭注仍不免于繁雜。章句訓詁的解經風格在鄭注中達到了高峰，這同時也意味著兩漢經學的衰落。文字訓詁、分章析句盡管精密細微、實事求是，但它們終究代替不了義理的闡發。于是宋明義理之學取章句訓詁之學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