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圣賢氣象·“看孔顏樂處”
在理學創建初期,學界有一個頗為盛行的學顏子的思潮,顏子于孔門弟子最稱好學,但因早夭,其學未成,學界對他一向不甚留意,而此時忽然熱衷起來,這是為什么呢? 二程認為,“學者欲學圣人,且須學顏子。”(《遺書》卷二)二程提倡“學圣人”,但學圣人為什么一定要從學顏子開始,而不直接從學孔子開始,他們認為圣人無跡象可尋,因而須先從學顏子入手,具備學圣人的條件,才能“學以至圣人”。在二程看來,顏子志向高,他學習不為干祿,不求聞達,而是要學至圣人,他治學有精進求道的精神,在生活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能樂而忘憂地學習,他有踏實的學風,肯從平凡的事情做起,勇于遷善改過,有一善能拳拳服膺,有過錯能及時改正,并且顏子學以為己,默識心通,終日如愚,從不張揚外露,如此等等,這些特點無疑是顏學應該受到尊重的原因,但前人對此已早有認識,為什么只是到了宋代,顏學才發展起來呢? 我以為,除了上述原因外,就是宋代周、程等人提出了一個饒有興趣的孔、顏樂處的問題,這一問題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興趣,又有思想史的深刻原因。
這還須從周敦頤談起,周敦頤平素好與禪宗高僧交游,游定夫曾有“周茂叔窮禪客”之語。據朱時恩《居士分燈錄》記載,周敦頤初見晦堂祖心禪師,向其“問教外別傳之旨”?!靶闹I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聞道,夕死可耶? 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 但于此究竟,久久有個契合處?!痹诜鸾淌飞隙U宗被稱作“教外別傳”,其宗旨是:“直指本心,見性成佛。”在祖心禪師看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此理不僅佛家圣人識得,儒家圣人也識得。他要周敦頤“向自家屋里打點”,即是說不必于佛法中證得,于儒家典籍中也可證得。此后周敦頤教授二程就提出:“仲尼、顏子居于樂處,所樂何事?”以此啟發二程。
仲尼、顏子究竟所樂何事?《論語》中似乎只有兩則,且只有寥寥數語。一則說孔子要弟子各述其志,曾皙說:“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笨鬃余叭粐@曰:“吾與點也!”(見《論語· 先進》)這即是孔子的“與點”之樂。一則說孔子贊嘆顏子好學:“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這是說顏子樂處。周敦頤就是要二程于此中樂處,體會孔子與顏子的精神境界,所以程顥見到周敦頤以后,“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周濂溪集》卷九)。究竟孔、顏“所樂何事”? 這個問題好像禪家公案一樣令人費解,二程對此雖有自己的理解,但從未公開挑明過,二程弟子曾探詢答案,顏子所樂是否“樂道”,這是一般學人所容易想到的答案,然而二程卻做了否定的答復。
“鮮于侁問曰:‘顏子何以不能改其樂?’子曰: ‘知其所樂,則知其不改,謂其所樂者何樂也?’曰:‘樂道而已。’子曰:‘使顏子以道為可樂而樂乎? 則非顏子矣?!?《粹言》卷二)
但二程不違習俗、人情地指出,顏子所樂,肯定不是以苦為樂,只是因為樂其所樂,而忘記其苦?!邦佔雍勂埃菢芬?,忘也?!?《遺書》卷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 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外書》卷八)二程好像在“賣關子”,硬是不肯明白說出,而只說“別有所樂”。陳埴以為,這是周、程一脈相傳的點化之訣要,悟道之契機,不僅二程不肯說破,即在朱熹也不敢說破。他說:“飯疏飲水之樂,簞瓢陋巷之樂,所樂者何事? 此濂溪點化二程子訣,二程從此悟道,終不以此語學者?;尬淌率缕事?,說向后學,獨此不敢著語?!?《宋元學案·木鐘學案》)他認為程朱并非有意秘其事而不傳,而是認為道只是當然之理,并非可以玩弄娛悅之物,若說“所樂者道”,便會視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間境地,則非孔、顏之氣象。這里有工夫生、熟之分,工夫生者,以道為樂,則樂與道為二;工夫熟者,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則樂與道為一。他說:“凡說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可樂而樂之也?!佔优c諸子,但有生、熟之分耳。工夫生,則樂與道二,不妨以此而樂彼,及工夫純熟后,則樂與道為一,自不可分彼此矣。前賢不肯說破此事,正要看人語下氣味生、熟耳?!?同上)由于二程對這“顏子所樂”不肯說破,這問題愈顯得具有誘惑力,因而吸引了后世許多理學家來討論它。
王蘋提出“至樂無樂”說,他說:“伊川言顏子非樂道,則何所樂? 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所樂,則有所倚,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宋元學案》卷二九)
朱熹提出“深思自得”說,他說:“伊川說顏子樂道為不識顏子者,蓋因問者元不曾親切尋究,故就其人而答,欲其深思而得之爾。后人多因程子之言,愈見說得高遠,如是,則又不若樂道之為有據。伊尹‘樂堯舜之道’,亦果非道乎?”(《朱子語類》卷一○一)
曹端提出“仁者安仁”的“樂仁”說,他說:“孔、顏之樂者,仁也,非是樂這仁,仁中自有其樂耳,且孔子樂仁而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而不改其樂。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也。不違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樂者,守之之樂也?!墩Z》云:‘仁者不憂?!粦n,非樂而何? 周、程、朱子不直說破,欲學者自得之。”(《曹月川先生語粹》,見《先儒修正錄》前帙)
王艮提出“人心自樂”說,其《樂學歌》說:“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和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后學,學便然后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他以“樂”為心之本體,本體之“樂”是謂“真樂”,因而他又說:“功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個真樂,直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后能宰萬物而主經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圣人之道?”(《王心齋先生語錄》)
羅汝芳提出人心本樂、“無愁”即樂說:“赤子初生,疏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為生,自有天然之樂趣。……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薄八^樂者,只無愁是也。若以欣喜為樂,則必不可久,而不得隨之矣。”(《明儒學案·泰州學案》)
鹿善繼提出“當下便是樂地”說,他說:“當下便是樂地,愿外便惹愁腸,不處富貴,不去貧賤,豈無人情,只為要做君子,遂不得不咬定精鐵,士在當日原非愛名,并不怕死,只是個方寸屬我,一夫雄于九軍。”(《尋樂大旨》)
如此等等。
孔子:“吾與點也。”(中華書局版《孔子圣跡圖》)
周敦頤提出孔、顏樂處,表面上是從儒家“自家屋里打點出來”,實則是從禪宗的“禪悅”說轉運過來的。后世理學家于此反復把玩,很有些參禪悟道的意思。焦竑《焦氏筆乘》卷一《談苑醍醐》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 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秱鳌吩疲骸庞芯訃姥ǘ癫贿z,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宋逸呂淖侄U,不須更下一轉語也。”有人超然物外,自得其樂;有人患得患失,費心勞神,人做為人而存在,還是為了物而存在?“此我輩文字禪”覷破禪關,即見大道。沈大廉《論語說》認為:“黃繼道以為顏子去聰明智力而后有所得,其論為妙?!?《宋元學案》卷三二)崔銑《士翼》指出:“顏子之學,克己復禮,治怒改過。 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為言以譏孔氏之致知謹禮也。宋劉彥沖諸人,祖述為文,則顏子乃孔門之達摩矣?!?《明儒學案》卷四八)這里透露了顏學之所以特別受到重視的消息。菩提達摩所傳禪宗在東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禪宗主張“不立文字”,反對智力把捉。這與“終日不違如愚”的顏子有某些相似之處,孔門中要樹立達摩一樣的人物,顏子適當其選。但社會一般學人并未意識于此,它只是作為一種潛流隱伏在當時社會思潮之中。但思維縝密精致的朱熹已清楚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極力掉撥理學的船頭避開這一伏流。他指出:
“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那一理,說‘與點’,顏子之樂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 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 只是空想象?!?《朱子語類》卷一一七)
“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個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同上)
朱熹治學主張格物窮理,認為只有經過真積力久的窮理功夫,才能得到豁然貫通的愉悅,因而樂處只能在苦苦思索中求得。在他看來,江西陸學提倡易簡工夫,不對圣賢經典作全面研究,只撿一兩句話涵泳意思,是要偷閑自在。才讀書便要求個樂處,是求不到的。他說:
“如《論語》二十篇,只撿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單說個‘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個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個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朱子語類》卷一一七)
朱子后學為防范禪學浸染,在解釋孔、顏樂處問題時,盡力著眼于用世實功,避免流入空虛之禪悅一途。黃震提出孔子之道在于用世,不是要人逍遙物外,遺世獨立。他認為曾點“浴沂風雩”之語雖然“瀟灑出塵”,但并非孔門之正,如要以此脫俗心境作為禪學之證,尤為舛誤。他說:
“孔子本以行道濟世為心,故使諸子言志之對,皆正也。曾點,孔門之狂者,無心于化,而自言中心之樂,其說雖瀟灑出塵,然非當時問答之正。孔子當道不行,私相講明,而忽聞其言獨異,故一時嘆賞之。已即歷舉三子之說,皆足為邦。孔子之本心,終在此而不彼也。學者必盡取一章,玩味始末,然后孔子本心可得而見。自禪學既興,黜實崇虛,盡《論語》二十篇,皆無可為禪學之證,獨‘浴沂’數語,跡類脫去世俗者,遂除去一章之始末,牽合影傍,翕然附和,上蔡又演為‘獨對春風,沒些能解’之言,曾點豈沒些能解者邪!”(《宋元學案》卷二四)
黃震認為孔子的“吾與點也”之言只是“一時嘆賞”,并非其本心,如此說成立,所謂孔子“與點”之樂也就無須再討論了。但黃震的解釋對于《論語》此章而言,似嫌牽強。因為《論語》此章正在于說明孔子并不是一個汲汲于用世的單純事務主義者,他還有“仁者按仁”,自得其樂的超越一面,看不到這一面,就不能全面地認識孔子。黃震的說法是企圖通過取消問題的方法使問題得到解決,這似乎不是一個好辦法。
明儒何孟春作《尋樂述》,對孔、顏樂處問題按照朱熹的觀點作了一個總結,其文如下:
“孔子之樂,雖身處困極之中而其樂亦在也;顏子之樂,雖人所不堪之憂而其樂不改也。三千之徒,鮮或知是;曾皙浴沂風雩之樂,近之而未全也。歷千數百年,而程子受學于周子,乃令‘尋孔、顏之樂,所樂者何事’?程子有悟于是,吟風弄月以歸。自周、程二子之外,能樂此樂者誰歟? 程子曰:‘時人不識予心樂?!渌鶎ぶ畼窔e? 程子嘗言:‘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此學圣賢之肯綮也。朱子之門人有以思量顏子樂處為言者,先生曰:‘不用思量,顏子只是博文約禮后見理分明,日用純熟,不為欲撓,自爾快活。今若索之杳冥無朕之際,于何得其樂處? 而今一部《論語》,無限道理,所貴學者只在實用功耳?!?,門人問顏子之樂,曰:‘只是天地間人人有貴于己的道理樂去?!瘑枺骸畼房汕蠓?’曰:‘此難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而已?!衷唬骸套又^將身置萬物中,全無窒礙,何等快活。此則顏子樂處。此理須是直窮到底,萬物為一始得?!沼盅裕骸魇坑褋韱枌W,便欲尋一樂處,非是。學者能尋到極苦澀處,方是樂處消息。樂無不用功而可得之理。圣賢書中所言,粗細俱合理會?!眨蔚旅鞲俺眰y來別,告求一安樂法,先生曰:‘圣門無此法也,然則仲尼、顏子樂處,學者果易尋乎?登山不至其巔,沿水不探其源,而侈然以自樂;樂其所樂,非仲尼、顏子之樂處也?!瘜W者有志周、程而尋仲尼、顏子所樂之事,幸子朱子之言尋之?!?《何燕泉先生尋樂述》,見《先儒修正錄》前帙)
概括何孟春上面的話,主要有這樣幾層意思:(一)尋孔、顏樂處是“學圣賢之肯綮”;(二)不可索之杳冥無朕之際;(三)尋孔、顏樂處當先自窮究萬理,而后由博返約,徹悟之時始得。然而何孟春只是對宋儒程朱的意見作了歸納總結,并未提出新的見解。但何孟春把尋“孔、顏樂處”作為“學圣賢之肯綮”,表明它仍然與禪悅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系。心學學者從另一側面對“孔顏樂處”問題作了總結,如明末“學本余姚”的鹿善繼作《尋樂大旨》,將佛家勇猛精進、道家無為而無不為的精神融入儒家思想中,對人生采取一種達觀進取的態度,對“孔、顏樂處”問題作出了創造性的解釋。他認為:樂處乃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為圣賢也無益。但樂不是“逍遙閑曠”、“隨俗浮沉”,而是當下“奮發做起”,“一棒一痕,一摑一血,這樣吃緊工夫才得本性常伸,與天地萬物共呼吸于一氣,孔子自謂發憤忘憂,蓋憤處就是樂處,常憤便常樂,憤樂無窮,并行不悖”(《認理提綱》)。他還認為,人在世間求樂而常得憂,原因在欲富貴心重,人心無足,終無開眉之日,因而他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從命上醒一醒,從吾上認一認,人自有樂,舉世皆迷,認得我的不必尋孔、顏問樂?!?《尋樂大旨》)他要人脫卻小我的計慮,返求自己原有的萬物一體的本性,人與天相合,情與境融通,“生意在我,法象俱靈,吟風弄月,從容自得,孔顏樂處,意在斯乎”(同上)?!鹿善繼在這里以奮發精進為樂,賦予了“孔、顏樂處”問題以積極的意義。
清初,學風丕變,學者厭棄佛、老、理學的心性空談,治學重實體實用實證實效,因而對待“孔、顏樂處”這樣的問題恍若隔世之音、白日說夢,如清初顏元說:“今一切抹殺,而心頭玩弄,曰:‘孔、顏樂處?!唬骸x理悅心?!骨昂筚t豪皆籠蓋于釋氏極樂世界中?!?《四書正誤》卷六)持平而論,禪悅是禪宗心性修養的境界,理學提出尋樂問題無疑受了禪宗的啟發。朱熹為了防止學者逃禪,將尋樂問題引向對儒家學理的追求。學術是一般人所向慕的,但它一旦成為研究對象,就會是異??酀摹W者只有通過艱苦的探索,才能獲得“豁然貫通”的愉悅。從教育學角度看,這種思想方法是有價值的??墒且环N學術思想如果脫離社會實際,空虛無用,那么從中所得到的愉悅也會是空洞虛妄的,這是顏元等人批評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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