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現代儒學·返本開新
現代新儒學發端于“五四”時期的文化論戰。在這個論戰中,激進派和保守派都意識到:要徹底解決中西文化之爭,只有從生活態度入手。新青年派對孔子為代表的儒學作出史無前例的批判的同時,對西方文化作了更深刻的了解。科學民主不僅作為新青年派的旗幟,而且得到了新保守主義的認同,從而成為以后新儒學的一個重要成分。但是,在五四時代給了儒學復興以強烈刺激的是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景況。首先把這種刺激傳達給中國保守主義者們的是梁啟超的《歐游心影錄》。雖然梁啟超并不屬于現代新儒學之范疇,但他的這部書卻成為現代新儒學產生的重要背景。作為清末維新健將的梁啟超之歐游有如空入寶山無功而回,反而向國人宣說西方物質文明和科學萬能論的破產,這種現身說法鼓動了許多知識分子轉而乞靈于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張君勱關于人生觀的演講激起的“科玄之戰”,便是出于中國傳統人生觀和方法論對西方文明的反省。梁漱溟由西方物質文明的疲敝看到了中國“文藝復興”的曙光,堅信孔子的學說定然能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文化論戰為中國傳統儒學找到了新的生長點。由這個生長點發展出的新儒學從一開始就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如何在儒家人生哲學的基礎上吸取西方近代文明的成就,為中國開出新的政治結構和工業文明,同時避免西方文明的弊端。梁漱溟正是在“返本開新”這一點上立下了現代新儒學的坐標。但是,他在當時并未構造出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熊十力則做了這一工作。由于后繼的唐君毅、牟宗三均得熊氏親炙,且代有傳人,于是熊十力被后人擁為現代新儒學的開山祖師。
、四十年代,賀麟和馮友蘭異乎梁、熊直溯先秦孔孟之儒學,轉而倡導接續宋明理學。這一轉向使現代新儒學的整體形態一直表現為由宋明心性之學立基。賀麟指出: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必須建筑在徹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賀、馮二人使新儒學由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的倡導社會改革運動轉為學院式的建構理論體系。自五十年代起,現代新儒學開始有了完整的形態。錢穆、唐君毅1950年于香港創辦的新亞書院以及后來重建的新亞研究所一直是現代新儒學的重鎮。1958年,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成為體現了“當代新儒家性格及基本方向的最重要的文獻”。它繼承了梁、熊等人的基本精神,同時又表現出更為寬廣的襟懷。它對中國文化在現代及未來世界的意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也更明確了新儒學在“學統”與“政統”之開拓方面的任務。唐君毅、牟宗三分別構建了龐大的理論體系,牟宗三則成為現代新儒學的頂峰。以唐、牟為領袖的港臺新儒家奠定了現代新儒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使它成為儒學繼先秦、宋明之后第三個發展階段。八十年代以來,杜維明、劉述先、蔡仁厚等唐、牟的后輩更開啟了現代儒學的新局面。他們受過系統的西方教育,對西方現代哲學與現代社會政治有深入的了解,有能力與西方當代的思想流派進行對話。東亞工業文明的興起更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材料。比起賀、馮、唐、牟諸前輩,他們的探究更貼近社會的現實,使現代新儒學成為遍及華人社會的世界性學術潮流,成為真正能與世界學術進行交流的學派,同時也影響了世界漢學界尤其是美國漢學的研究。八十年代以來,現代新儒學也日益成為中國大陸傳統文化研究的主要論題。自1990年以來,臺灣已舉行了兩次國際性會議討論現代新儒學。現代新儒學已成為本世紀中國傳統文化改造與重建中最富有成果也是最成熟的一個學派。
由上可見,現代新儒學在發展中已表現出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各有其偏重和特征。早期的梁、熊、張等人主要致力于批判西方理智主義的弊端,生發儒學的新機緣。在思想和學養上,梁、熊尤其受到了佛教唯識學的影響,使近代唯識學復興運動成為現代新儒學產生的學術背景。梁、熊和馬一浮還是儒家學說的身體力行者。在個人性格、私人講學、從事社會改革運動方面,第一代新儒家尤其繼承了傳統儒家的衣缽。梁漱溟就是現代意義上的第一個儒家,也是傳統儒家的最后典型。以后的新儒家主要是大學里的學問家而非社會活動家。賀、馮、唐、牟都在吸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重構了宋儒的心性之學,錢穆、徐復觀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化史的整理。他們在哲學和史學領域作出了許多創發性的貢獻,使中國傳統學術得到了西學的鍛煉。賀、馮、唐、牟都是中國當代融會中西的杰出哲學家。五、六十年代的港臺新儒家偏于一隅,再一次深刻體驗了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沖擊。“花果飄零”不僅是新儒學慘淡局面的寫照,也反映了唐、牟等人對傳統文化面臨根斷脈絕的憂患意識。杜維明、劉述先等人則由東亞文明的興起看到了新儒學的光明前途。他們積極地吸納西方人文學科的新成分,主要致力于反省中國及東亞經濟政治的現實。他們和唐、牟等師輩一樣不再與現實的政治勢力發生聯系,卻具有面對社會現實的品格。以上所述人物主要是這四個時期的新儒家之代表。現代新儒家的營壘并沒有確然的界劃,眾說不一。被分別列為不同時期新儒家的人物還有林宰平、方東美、謝幼偉、陳榮捷、余英時、成中英等。又如傅偉勛等人,他們對牟宗三一派標揚陸王之學作出了強有力的批評,所論亦屬如何完善新儒學之課題,其學說也應列入現代新儒學研究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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