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文化·秦漢時期嶺南文化的演變·秦漢時期嶺南文化的演變

(1) 秦始皇進軍嶺南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滅楚，六國中僅剩齊國，亦早已精疲力竭，岌岌可危。秦始皇決定乘大軍占據楚國，兵臨五嶺之利，下達了“南征百越之君”的命令，委派尉屠雎率領大軍向嶺南進發。《淮南子·人間訓》對這次秦軍入嶺南的戰爭，有較詳細的描述：秦始皇因想得到嶺南的犀角、象牙、翡翠、珠璣等珍寶財富便派尉屠雎率領五十萬大軍，兵分五路進攻嶺南。秦國裝備精良的勝利之師，在激烈的戰斗中，將士們三年都沒有解下兵甲、放松弓弩。為了及時輸送武器糧食，又派史祿組織大批勞工和士卒開鑿靈渠，溝通湘江、漓水。在征戰中，秦軍雖然殺死了西嘔的君主譯吁宋，但越人卻沒有投降屈服。他們潛入深山密林之中，與禽獸相處，推選出一批勇武善戰的人作首領，運用夜襲戰術，終于大敗秦軍，殺死尉屠雎，令秦軍伏尸流血數十萬。秦軍第一次進攻嶺南竟以失敗告終，南越族人充分顯示了勇武不屈而又善戰的精神。

秦始皇接著又派任囂、趙佗為將帥，統率五萬樓船水師重進嶺南。任囂、趙佗吸取了尉屠雎的失敗教訓，采用征撫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兵分三路從大庾嶺、騎田嶺、萌渚嶺進入嶺南，卻以水師為主力，從湞水順流而下，直搗嶺南心臟番禺(今廣州);另一方面又采取步步為營的戰法，每占一地即筑城守險，對越人實行安撫策略，不輕易殺人，而且讓士卒盡可能幫助南越族人從速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終于比較順利地取得了統一嶺南的軍事勝利。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嶺南設置了南海郡(今廣東省大部分)、象郡(今廣東省西南部、海南省及廣西南部及越南紅河三角洲一帶)、桂林郡(廣東西部和廣西大部)。當時，以南海郡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最高，因而秦始皇特地任命任囂為南海郡尉，郡治就設在番禺;任命趙佗為龍川縣令(當時南海郡下設番禺、四會、龍川、博羅四縣)。

從此，嶺南納入秦王朝封建大國的行政建制，結束了奴隸制社會的歷史階段，開始了封建社會時期嶺南文化與中原華夏文化的融匯整合的歷史過程。

(2) 秦統一嶺南的深遠意義

秦統一嶺南，是歷史上我國第一個中央政權開發嶺南的開始。從文化意義上說，應該是嶺南文化由原生型向再生型轉化的一個新的起點。秦王朝派駐嶺南各郡的主管官員大都能盡忠職守，在開發建設嶺南的過程中頗有建樹，為改變嶺南的落后面貌打下了較為良好的基礎。

為穩定局勢，開發嶺南，秦始皇除命令攻占嶺南的軍隊長期駐守嶺南外，還下令將數十萬亡人、贅婿、賈人等所謂的“罪犯”發配到嶺南，與越共處。這樣做不僅增加了嶺南的人口和開發建設所需的勞動力、技術工匠，而且大大改變了嶺南人口的構成結構，提高了嶺南人的文化素質。南海郡龍川縣令趙佗為使駐軍能在嶺南安居，曾經作了一件頗有意思的好事。據《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載：趙佗曾向秦始皇“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所謂“衣補”，就是配給未婚士卒為妻。嶺南因此而平添了一萬五千個由中原華夏族人組成的新家庭，這對于地曠人稀、火耕水耨的嶺南地區，無疑是極為有利的。

被發配到嶺南的數十萬罪犯，其實大多數都是并無重罪的無辜者。所謂“亡人”，即逃亡者，其中便有被秦滅亡后的六國貴族、官吏及其家屬親人等，更多的是為逃避、反抗秦始皇暴政的平民;“贅婿”就是到女家上門為夫婿的男丁，“賈人”就是商人。按秦朝法例，這些人都是違反法令的罪犯。其中商人們還要株連全家及不再從商的子孫后代。這樣的“罪犯”，有過去六國的出色的政治家和官吏，有飽學之士，有善于經商貿易的商賈，還有大批掌握先進農耕技術的農民和有一技之長的工匠。多數人都受過周朝以來的禮樂教化，文化素質較高，這就為嶺南提供了大批農業、手工業、辦學啟蒙等等方面急需的人才。這樣的“罪犯”更為嶺南人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豐富多彩的中原華夏雅、俗文化，在有形無形之中，陶冶了南越族人。中原華夏族與南越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碰撞、交融、重構也由此而展開。

先秦時期，南越族人絕大多數仍以氏族部落為群，散居在密林高山之間，互不相屬，各自為政，戰爭不息，缺乏完整的制度文化。秦王朝在嶺南強制性地實行郡縣制，把散漫無序的南越族人改變成郡縣編民，標志著南越族人混亂松散的社會生活從此結束，這無疑對嶺南的社會發展和文化進步提供了有力的社會運作機制。

五嶺的險峻，造成嶺南與中原地區交通不便、貨運不通、人際交往困難。秦始皇在統一嶺南之初，便下令駐軍及發配嶺南的數十萬徙民在五嶺多處河谷地帶修筑了數條全國統一規格標準的“馳道”(當時稱為“新道”)，辟建了橫浦、湟溪、陽山、洭浦等重要關隘、城堡等等，使南北險阻之地得以暢通無阻，使嶺南地區能獲得大量奇缺的農業，手工業鐵器工具，大大改善和提高了落后的農耕狀況，為嶺南的農耕經濟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嶺南與中原天險阻隔狀態的改善，使中原與嶺南之間的文化交流、互補、相融的進度加快，更有利于嶺南文化向再生型的轉變。尤其是嶺南開發較早，人口較稠密、經濟較發展的南海郡，更因此而成為嶺南政治、經濟、文化最先繁榮發展的地區，番禺(今廣州)的中心地位，也由此而確立。

秦的暴政，使秦始皇的萬世王朝美夢很快就破碎了，因此，秦王朝對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既來不及切實而全面施行，更未能顯示出明顯的效果，但卻是嶺南文化新的歷史進程的重要開端，其意義是深遠的。

(3) 趙佗與南越王國

趙佗的南越王國自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元年)建立，至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元鼎六年)被漢王朝大軍征滅，共存在了95年。其中趙佗執政70年，(公元前206—前137)，是嶺南社會發展卓有成效的時期，也是嶺南文化從原生型向再生型轉化過程中一個良好的開端。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統一全國后，只做了12年的“始皇帝”便留下他的千秋功罪死去了，他夢想建立的“萬世王朝”也在三年后(公元前207)土崩瓦解。南海郡龍川縣令趙佗，在秦亡漢立的大變動中，乘時而起，建立了南越王國。

據《史記·南越列傳》《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等有關史籍記述：趙佗是河北真定人(今河北省正定縣)。秦二世時，南海郡尉任囂病危，自知將要離開人世，便命人把任南海郡龍川縣令的趙佗請來，向趙佗分析了中原群雄并起反秦爭霸的局勢，并指出南海郡“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而且有大批中原人相助，是另立一國的理想之地。建議趙佗不要失去自立為王的機會。任囂最后親手寫了任命趙佗代行南海郡尉職務的文書，交給了趙佗。任囂死后，趙佗果然不負所托。他迅速派遣親信，關閉了幾處南北通道的關隘，對內先后運用秦朝法律誅殺了一批依然忠于秦王朝的官吏，將自己的親信安置各個空缺;對外用武力攻占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公元前206年，正當劉邦登上皇帝寶座，改元為漢的時候，趙佗也宣告成立南越王國，自立為南越武王。南越王國以番禺為王都。這是中國封建專制王權初期最早出現的獨立王國。

劉邦鑒于中原經歷多年戰亂、漢朝初立，局勢未穩、百廢待興，人民更亟需休養生息，決定承認趙佗的南越王國。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劉邦特派陸賈到嶺南見趙佗，正式下詔封趙佗為南越武王，劃定北部邊界與長沙接境，并要求趙佗必須和輯百越，不要成為漢朝南疆邊境的禍害。趙佗接受了漢高祖的封號和實為外諸侯的地位，表示愿意臣服漢朝。事后，趙佗開通了北邊關隘通道，恢復邊境貿易。漢王朝特準向南越王國供應鐵器農耕工具及牛馬羊等物資。南越國也不定期向漢皇帝朝拜，繳納馴象、能言鳥(鸚鵡)、珍寶等貢品。

劉邦的和平安撫政策，既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又可免去用兵之累，使嶺南局勢穩定，漢越人民和睦相處，邊境貿易繁榮，確是明智之舉。劉邦對趙佗治理南越國的成就也很滿意，贊揚說：正值天下擾攘紛亂之時，趙佗卻把南海郡治理得很有文理。使移居嶺南的中原人沒有耗減，越人互相攻戰的惡俗也日漸停止，都是趙佗的功勞吧。可惜劉邦死后，其妻呂后當政，聽信了某些缺乏遠見的官吏“請禁南越關市鐵器”的錯誤主張，違背了漢高祖劉邦與趙佗訂立的協議，禁止漢朝商人向南越國供應鐵器和馬牛羊等重要物資，進而下令斷絕邊境貿易。趙佗于是趁機自立為帝，由被漢高祖賜封的南越國武王，變成了與漢天子分庭抗禮的南越王國天子——武帝。又發兵攻陷長沙邊境數縣，屯大軍于邊境，威脅著漢朝的南疆安危。呂后委派隆慮侯周灶率大軍征討，又適逢酷暑潮濕的氣候，士卒都得了病，無法越過五嶺作戰，只好無功而返。趙佗則以軍力揚威邊境，用財物賄服閩越、西甌、駱越等，極力擴展疆土，東西長達萬余里，并以天子的身分，發號施令。呂后的禁制政策，換來的竟是一個叛逆而強大的敵人，這是出乎她意料之外的。

公元前179年，在呂后死后繼位的漢文帝劉恒，決定對南越王國實行安撫政策。他一方面派人到趙佗的家鄉，安置他的族兄弟，或為官，或賜厚禮，又修整趙佗父母的墳墓，指定專職守墓人，按時舉行祭祀;另一方面，又派曾在漢高祖時出使南越的陸賈，任命他為太中大夫，再次出使南越，并讓他帶著自己的親筆信，交給趙佗。陸賈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趙佗終于取消了帝制，發誓終身臣服漢天子，永不反叛稱帝。趙佗為表明永不叛漢的忠誠，特地興建了一座朝漢臺，每逢農歷初一、十五，他必定登臺朝北遙拜漢家皇帝。據專家考證，現今廣州市解放北路象岡山上，當年朝漢臺的遺址還依稀可辨。這段“趙佗歸漢”的故事，也成為嶺南人的千古美談。

趙佗在南越王國做了70年的國王，政績卓著，對嶺南文化的轉型，功不可沒。概括說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實行郡縣制，使原來互不統屬的部落居民逐漸轉變為南越王國的編戶編民，活躍了社會群體生活，加強了開發嶺南的整體力量，加速了嶺南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發展。趙佗是由秦王朝派往嶺南的中原將領，進入嶺南后被任命為龍川縣令時，便已按照秦制在龍川積極推行郡縣制，且頗有成效，為任囂所賞識。成為南越國王后，趙佗很快接受了漢高祖的封號，臣服于漢，而劉邦基本上是遵循秦朝郡縣制的，即所謂“漢循秦制”。趙佗既然自愿成為漢王朝的外諸侯，自然也在自己的王國內遵從漢制。事實上，南越王國內各級行政官吏及建制的設置、官稱、職責等等，都和漢朝所轄郡縣相同;作為一個王國，其規模、等級、規格、官制、權限等等，也都一如漢王朝的同姓、異姓王國(內諸侯)。漢朝實行的一些政策法令、規章禮制，趙佗也盡可能照辦。漢高祖為了倡導尊老敬老的風氣，曾下詔規定：凡70歲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得到以皇帝名義賜杖的殊榮，并從此定為制度。趙佗的南越王國也制定了以南越國王名義給老人賜杖的制度。

趙佗為反抗呂后而兼并了閩越、西甌、駱越，把地域擴大至福建東部和廣西西南部，將南海郡以外的嶺南人全都納入了郡縣編民之內，在當時更起到了漢朝難以做到的和集百越、團結教化的作用。這就為嶺南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現象的不斷改善，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二是制訂了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保證了漢越民族在和睦共處中的相交相融，并大大地提高了嶺南土著民族的文化素質，對華夏、南越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融合，營造了適當的環境氛圍。

趙佗雖是中原華夏族人，但似無歧視南越族人的民族偏見。從進軍嶺南之初，他就和任囂一起，注意和集百越，對被征服的南越族人采取友善的安撫政策。正因為這樣，趙佗才能在秦末天下擾攘、任囂病死的嚴峻時刻，振臂一呼而得到中原人和南越族人的支持，封關擁兵，攻取桂林、象兩郡，自立為王，建立南越王國。在自立為南越武王期間，趙佗比較尊重南越族人的風俗習慣，帶頭盡量按南越習俗生活和處理政事。他自稱“蠻夷大長”，改穿越裝，“棄冠帶”，“發魋箕倨”(梳著高髻，叉開兩腿蹲坐)，不以為卑賤。趙佗還帶頭娶立越族女子為妃，鼓勵中原華夏族人與南越族人互相通婚。這在當時，確是一項很了不起的大膽而開明的措施。也許趙佗并未意識到，這項決策大大加速了華夏、南越兩族的融合過程，為兩晉大批中原移民進入嶺南，與土著民族通婚，開創了先例。

趙佗還積極辦學，鼓勵南越族人識字讀書，注意培養提拔任用南越族人參與政權管理，擔任各級官員。趙佗還在征服象郡駱人安陽王后大膽地任命安陽王的兩位使典負責主持交阯、九真兩地的大政。

趙佗開明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尊重南越民族的生活習俗，不用嚴刑峻法，不強求一律，以靈活、寬松、引導為主，因而能促進嶺南社會安定，“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漢書·高帝紀》)。

三是南越族人力求進步，勇于接受中原華夏族人和漢王朝先進文化的意識不斷加強，加速了走向封建文明的進程。趙佗除了與漢王朝締結友好共處、互通貿易的協議，保證南越急需的鐵農具、工具，耕牛等生產資料供應外，還建立了冶鐵、制鐵等手工業，積極推廣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逐漸改變“火耕水耨”的落后狀態。從上到下，逐步推行漢王朝的禮樂典章，推廣漢文字等等有利于提高南越族人文化素質的系列措施。在長達近百年的南越國時期，華夏先進文化，從物質到精神，逐漸滲透到南越族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一種移風易俗，向華夏文化認同的明顯效果。迄今為止，在廣州發掘的南越國時期的古墓中，還未現有南越族人單獨埋葬的墓地，全都是按不同等級地位的華夏南越兩族人共葬的墓群。所有的陪葬物，也都是華夏、南越兩式兼有。

令人歡欣鼓舞的是，1983年6月，在廣州舊城大北門的象岡，發現了趙佗的繼位者(孫子)南越文王趙昧的墓葬。墓葬未經盜掘或破壞，因而較完整地為我們提供了南越國時期文化發展水平的實況。從墓室的結構和全部陪葬物來考察，可以證實：南越王國時期，仍然保持了較為濃郁的南越文化特色，但卻又明顯地表現了華夏文化的主格調。

南越文王墓，是目前嶺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等級規格最高的漢代石室墓。墓室總面積約1000平方米，除南越文王趙昧主墓室外，另有六間殉葬人、陪葬物的墓室。趙昧朽骨大致完好，外罩一套絲綴玉衣，腰間掛著幾把鐵劍，頭上有一金鉤玉飾，胸前有一串金玉珠串。玉衣上下左右鋪蓋著數十塊直徑約30厘米的大玉璧。在骸骨周圍還有8枚金、玉、象牙印章，其中有一枚是巨大的龍鈕金印，上有陰刻篆文“文帝行璽”;另一枚刻有“趙昧”二字的玉印，清楚地說明了墓主人的身分。在其余六個墓室中清理出金銀、玉石、象牙、青銅、鐵、陶等禮、樂、酒器及用器、食器、竹木器、漆器、絲織品等共1000多件。其中包括銅編鐘、石編磬等完整的樂器。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漢高祖時便已明令禁止的人殉惡俗，在南越王國內卻依然保留著。在墓室內竟發現了身分分別為妃嬪、御廚、宮女、隸役等共七具骸骨，無疑都是殘酷的陪葬制的犧牲者。

在國內的一些王侯古墓中，曾發現有金縷玉衣、銀縷玉衣和銅縷玉衣。南越文王墓中的絲綴玉衣還是首次發現。與墓內大量絲織品相聯系，可見當時嶺南地區絲織業已頗發達，但仍屬名貴之物，所以國王死后穿的玉衣才會用絲將玉片連綴而成。從大量的禮、樂、酒器和印章分析，當時嶺南上層統治階級已相當漢化，但陪葬制的保留，又表明嶺南奴隸制殘余仍然存在。從各種器物工藝的精細看，嶺南地區的工藝水平和手工業均已達到當時國內的先進水平。

可能當時嶺南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成果與水平，仍只有在統治階級上層中才能反映出來，然而南越文王墓中的一切，畢竟是人民的偉大創造。為讓全國有更多的人了解南越王國時期的絢爛文化，也為了使這座墓葬的無價之寶能得到更好的保護，廣州市政府撥出了專款，于1988年在墓葬原址建成了南越王墓博物館，公開對外開放，使廣州這座古老而現代的南方文化名城更富魅力。

(4) 漢武帝重新統一嶺南的文化意義

趙佗以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華和“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糜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的奮發有為、刻苦自勵的精神，換來了南越王國長時期的繁榮和安定，創造了嶺南光彩奪目的文化景觀。但自他死后，南越王國卻后繼無人。先由平庸懦弱的孫子趙昧繼位為文王，在位只有十幾年;趙昧死后，其子趙嬰齊(明王)繼位，卻連守成也做不到。趙嬰齊原是趙昧在位時送至漢武帝身邊的人質(這是西漢時期，皇帝制約諸侯的一種制度)，登上王位后，很快就沉迷于奢豪放蕩的糜爛生活而早死(公元前113年，漢武帝元鼎四年)。由華夏裔妻所生長子趙興繼位，卻因此而爆發了以越族權貴呂嘉集團陰謀策劃的武裝奪權叛亂，漢武帝因此派遣大軍入越，迅速平定叛亂，取締南越王國。公元前111年，南越王國滅亡。漢武帝將嶺南地區劃分為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郡。嶺南在脫離漢王朝的直接管治95年后，終于回歸。

嶺南回歸漢王朝，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

南越國的建立，實際上是在秦統一嶺南后的一次分裂現象。劉邦容許趙佗稱王，是在當時形勢下的權宜之計。雖說趙佗承認漢王朝的統治權威，以外諸侯自居，但南越國畢竟不是漢王朝直接管轄的行政區域。只要不反叛漢王朝，不制造邊患，且能按規定恭行朝貢之禮，漢王朝是不太過問南越國政務大事的。南越國的興衰強弱，主要看南越國統治者的治理和決策是否有效。嶺南文化遠遠落后于中原華夏文化。社會基礎薄弱，農業生產落后，人的文化素質低，加上地理上封閉的劣勢，要獨立地加速社會經濟發展是困難的。漢王朝雖然可以支持幫助嶺南經濟、文化的建設發展，但又是一種強大的制約力量，使趙佗感到一種無時無處不在的威脅。如呂后專政時期對嶺南的物資禁運，趙佗的反應便極為敏感激烈。在事實上也給嶺南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以很大打擊。

南越雖有優良海港和較先進的造船、航海技術，擁有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一定優勢，但單靠嶺南一地，無論資源、市場、人才，都顯得極為不足，難以有大的發展。南越發展農業急需的鐵器奇缺，早期只能依靠漢王朝的供應，但是遠遠不夠，還必需輾轉從貴州、四川經水路運入補充;后期雖發現了一些鐵礦，建立了自己的冶鐵、制鐵手工業，但規模和數量都難滿足大規模改變“火耕水耨”的需要。

趙佗雖然實行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且頗有成效。但南越族人長期獨立特行的封閉排外意識觀念，不可能在短期內改造、消亡;秦初屠雎大軍征戰嶺南的慘烈情景，還深深印在南越人心中;秦始皇發配嶺南的數十萬中原人，本是滿懷恐懼、被迫進入嶺南的，自不免帶有幾分勉強和不同程度的民族偏見。加上在趙佗時便已官居相位的越族貴族呂嘉，在南越文王趙昧以后的幾代國王時期，都繼續擔任丞相高位，造成南越上層貴族集團權力的坐大，最終導致南越王國的覆亡。說明當時民族和睦共處的關系，尚缺乏水到渠成的基礎和條件。

嶺南回歸漢王朝的時候，正是西漢經歷“文景之治”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在位之時。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有兩大特點和成就。一是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使儒學發展成經學，成為實現、保持國家大一統的政治、倫理的理論原則和思想核心，為在以后發展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主導精神作了開創性的決策。二是增強國力，開拓疆土，開辟和發展對外關系。漢武帝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鮮、討百越、服西南夷、通西域，開辟了從西安經新疆(古西域)直通西亞和羅馬的西北絲綢之路，使漢王朝威名遠播，華夏族也自此而被中外公認為漢族(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因此，嶺南回歸漢王朝，對嶺南文化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在制度文化方面，嶺南開設九郡，使秦在嶺南草創的郡縣制，得以穩定下來，日趨健全，延續2000多年，可說是功始于秦而成于漢，從而保證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嶺南再生文化的實現和發展。

在思想文化方面，漢王朝得以運用強有力的行政手段，設置太學機構，以灌輸和傳播儒文化。不少嶺南人因此而接受儒文化的教化薰陶，逐漸培育了以封建王權正統為核心的大一統的國家觀念。也為漢王朝培養了一批學有所成的人才。據蔣祖緣方志欽主編《簡明廣東史》介紹，如番禺人鄧宓、湞陽人何丹，便是有史記載的西漢時代“在當地舉秀才，任官職”的嶺南人。延至東漢，不僅官學早已在嶺南扎下了深根，而且私學也已開始興辦。屈大均所著《廣東新語·人語》便極力稱贊東漢建安初年任交阯太守的士兄弟四人“并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百蠻震服”。漢王朝委派至嶺南的各級行政官員，也積極向嶺南平民灌輸儒家倫理道德觀念，有效地改變著嶺南“風俗脆薄”，“不識學義，不閑典訓”的落后狀態(《后漢書》：《循吏列傳》《欒巴列傳》)。

在物質文化方面，發展也很迅速。

在農業上，漢武帝時便已在剛設郡的嶺南建立了鹽鐵專賣機構，保證了中原、荊楚、巴蜀等地的鐵器農具源源不斷地輸入嶺南，使嶺南耕地面積得以不斷擴大，耕作技術大大改進。其中番禺地區，除大量使用耕牛和鐵制農具外，已有了一些水利排灌設施。水稻生產更由原來的一年一熟，改進為兩熟。經濟作物如糖蔗、水果等，品種和數量都有較大發展，其中龍眼、荔枝等嶺南特有水果，還成為指定的貢品。嶺南的以水稻為主、兼營多種經濟作物的多元農業文化只有在回歸漢王朝后，才能形成。

在商貿上，嶺南向來都較為活躍，但由于僻處南疆的封閉格局而大受限制。自從再次成為漢王朝統一大國的行政區域后，南北交通暢順，商貿活動的優勢因而迅速顯示。還是在漢武帝時代，全國十九個大城市和九個商貿大都會中，番禺便是其中之一。《漢書·地理志》便特別提到：嶺南“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玳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中原)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當時的番禺(今廣州)已經是一個擁有十萬人口的繁華城市，中外商賈云集，逐利求富者中曾有“南走越，北走胡”的說法。早期發展起來的口岸城市徐聞和合浦，不僅流行著“欲拔貧，詣徐聞”的商人口頭語，為中原商人所樂于前往的發財致富的寶地，而且成為漢武帝多次組織大型商船隊出海越洋，實現商貿交易、文化交流的最早的出海口。只有漢王朝成為嶺南的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在迅速躍升為海內外商品集散中心的番禺，設置黃門譯長，專門負責對外貿易;只有雄才偉略的漢武帝和國力強大的漢王朝，才能組織龐大的商船隊，從徐聞合浦出發，渡南海，直達印度、斯里蘭卡的黃支、已不程等七個海國，實現有史以來我國最大規模的海外貿易和文化交流。也只有在這一基礎上，嶺南以廣州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才有可能開辟。嶺南文化中的開拓性、務實性、重商性和兼得海外文化精華的優勢也自此而邁開了極為重要的一步。

綜觀回歸漢王朝后的嶺南文化，因納入了強大的封建專制的大一統軌道，得以依托根深葉茂的漢文化支撐，開始形成嶺南文化早期的開放性、兼容性、多元性、務實性、重商性的主要優勢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