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閩文化·八閩文學與方言·福建方言

福建方言的形成是與中原漢族遷徙入閩的歷史密切相聯的。福建在東漢以前是閩越族雜居的地方，土著居民有自己的語言，漢族人雖然也有到福建定居的，但人數很少，對土著語言影響不大。到了三國鼎立時，孫吳百姓大批進入福建，聚居在閩北、閩中地區，他們帶來的語言第一次較有力地沖擊了當地的土著語言。

因永嘉之亂入閩的中原漢族人數較多，他們帶來三世紀河南中州一帶的漢語，成為閩方言形成的基礎。唐高宗時期，河南光州固始縣人陳政、陳元光父子奉命率軍入閩征蠻，后來定居于漳州一帶，他們帶來了七世紀的中州漢語。唐末五代，河南光洲固始人王潮、王審知率兵入閩，建立閩國政權，他們則帶來了十世紀的中州語言。盡管這三次大規模入閩漢人均來自中州一帶，但由于入閩年代相差數百年，加上各地區社會生活的差別，因交通不便交往不多以及與當地土著語言融合程度不同等原因，造成了閩東、興化、閩南三個方言區的方言雖同源于中州，但語言差異較大，以致不能相互通話。宋亡前后，跟隨宋端宗南下的數十萬軍兵，后來都定居在閩、粵各地，對閩方言的發展變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閩客方言的形成是客家人南遷的結果。唐末戰亂，居住在河南、安徽、江西中部等地的客家人大批南遷至閩西，其數量大大超過原居住在閩西地區的漢人，客家人因此逐漸取代了當地漢人，成為閩西的主要居民，客家話也就成為當地的主要方言。

福建方言以豐富復雜而著稱，中國漢語方言按一般的劃分有八大類，即北方方言、吳語方言、湘語方言、贛語方言、客家方言、粵語方言、閩北方言、閩南方言、其中福建就占了三種，即客家方言、閩北方言、閩南方言。

福建境內的漢語方言，就大的區別來說，主要是閩方言和客方言兩大系統，外加被稱為北方方言島嶼的北方方言。閩方言內部互相不能通話的有十多種支系以及小片方言達三十種以上，其中主要有五種次方言區。閩東方言區：以福州話為代表，包括福州、閩侯、長樂、福清、平潭、永泰、閩清、連江、羅源;以福安話為代表，包括福安、寧德、周寧、壽寧、柘榮、霞浦;以福鼎話為代表，包括福鼎。莆仙方言區：以莆田話為代表，包括莆田、仙游兩縣市及福清南部、惠安北部。閩南方言區：以廈門話為代表，包括廈門、泉州、晉江、南安、惠安、同安、金門、安溪、永春、德化、漳州、龍海、長泰、華安、南靖、平和、漳浦、云霄、東山、詔安;以龍巖話為代表，包括龍巖、漳平;以大田話為代表，包括大田、尤溪。閩中方言區;以永安話為代表，包括永安、三明、沙縣。閩北方言區：以建甌話為代表，包括建甌、松溪、政和、建陽、崇安;以浦城話為代表，包括浦城。福建客方言，包括閩北客話區：以邵武話為代表，包括邵武、光澤、建寧、泰寧。閩中客話區：以將樂話為代表，包括將樂、順昌。閩西客話區：以長汀話為代表，包括長汀、連城;以上杭話為代表，包括上杭、武平、永定;以清寧話為代表，包括清流、明溪、寧化。閩南客話區：以平和話為代表，包括南靖、平和、詔安。

福建方言的紛繁復雜還表現在方言區內部的封閉和交叉關系。如閩東方言區雖以福州話為代表，但又可分為福州話、福安話和福鼎話三片。而地處北部的霞浦、福鼎等縣，因地當閩南漁民揚帆北上的停泊處，所以境內瀕海地區也多有講閩南方言的人。同時，由于閩東方言與閩南方言的相互影響，使福鼎話形成了許多和福州語、福安話不同的特點。再如閩南方言區的龍巖話，因與閩西客話為鄰，深受客話影響，使本屬閩南方言的龍巖話與廈門話有許多不同的特點。福建境內有些縣，由于四方雜處，產生了數種互不相通的方言土語，有的地方還存在著過一重山、一條水就不能通話的現象。如閩西的連城縣、閩中的大田縣，根本就沒有一種能通行全縣的方言和土語，只有普通話才是彼此能夠進行交際的共同語。

福建漢族方言在保存上古漢語、中古漢語的特點方面，在漢語諸方言中是十分突出的。閩方言形成的歷史悠久，它保存著上古漢語在語音、詞匯、語法方面的許多痕跡，即使是較晚形成的客方言，也保存許多中古漢語的特點。如清朝錢大昕提出的“古無輕唇音”、“古無舌上音”的著名論斷，可以在福建方言中找到大量的例證。如“飛、蜂、肥、飯、放、斧”等字，普通話讀為唇齒音“f”，中古漢語為輕唇音聲組的字，今天在閩方言、客方言白讀音中，仍讀為“b”、“p”。又如“中、竹、抽、暢、除、蟲、直”等字，今天普通話讀為“zh”、“ch”聲母，但在閩方言、客方言的白讀音中，許多地方聲母仍讀為“d”或“t”。又如現在普通話中只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個聲調，沒有入聲，但閩方言、客方言中仍完整地保留著中古漢語的入聲。在詞匯方面，許多古籍中可以看到的基本詞匯，一直被福建漢語方言繼續沿用下去，有的只是讀音上發生變化而已。如“骹”(腳)，《爾雅·釋畜》：“四骹皆白”，注：“骹，膝下也?！薄芭恕?泔水)，《說文》：“淅米汁也”?！皣恪?藏)，《集韻》：“囥，口浪切，藏也”。其他閩方言中筷子稱“著”、兒子稱“囝”、男子稱“丈夫仔”、鍋稱“鼎”、夜晚稱“冥”、書稱“冊”、跑稱“走”等等;客方言中稻子稱“禾”、好稱“精”、哥哥稱“伯”、暈倒稱“癲”、自己稱“自家”等等。

長期以來，瀕海的福建地區與東南亞來往密切，其中閩南方言同東南亞諸國的語言交流，使閩南方言中有一些外來語，東南亞及印度支那諸國語言也借用一些閩南方言的詞語。如閩南方言中至今借用了不少印尼語。如閩南語洞葛(文明杖)，印尼語toengkat;交寅(結婚)，印尼語Kanin;巴剎(市場)，印尼語pasar等。另一方面，印尼語、馬來語也借用了數百個閩南話詞匯。如閩南話的頭家(老板)，印尼語為tauke;公司，印尼語為Kongsi;情理，馬來語為cengli;食(吃)，馬來語為ciak。近代廈門作為通商口岸，甚至連英語也借用閩南話，如英語的tea，是閩南話茶的借詞，Sampan也來源于閩南的舢板。

方言的形成是文化發展中的歷史現象，方言之間的差異直接反映著不同區域的社會生活所形成的文化差異。不同的自然環境，不同的經濟生活，不同的習俗和觀念無一不在方言中留下自己的印記。如閩南地區遠渡重洋謀生者較多，敢于到海外冒風險、闖天下，故方言中流行著“行船走馬三分命”，“敢死提去食”，“東洋無洋過西洋”的俗語。歷史上的客家人不斷遷徙，地域觀念淡薄，而群體意識則十分強烈。他們以方言作為客家群體的重要標志和維系力量，因此世代恪守著“寧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寧賣身，不賣聲”的古訓。他們遷徙到一個陌生之地，為求得生存，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對外，其俗語“拳頭向外打，手指向內彎”就表達了這種精神。閩北山區數百年來處于封閉式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態，交通不便，來往困難。這使當地農民安土重遷，恪守舊章，但求溫飽。所謂“觀音佛年年十八”，“閑事莫管，白飯食三碗”，“有菜莫食菰，有路勿坐船”等，就反映了舊章不可逾越、安分守己、勿冒風險的心態。

在文學創作中，尤其在通俗文學的創作中，一般都離不開方言。方言的應用往往使作品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達到獨特的藝術效果。如福州評話中有一段婆媳爭吵的情節，藝人用一連串的福州俗諺，入微入化地刻畫出一個封建老太婆“拿大”的嘴臉和架勢：“我做鱟(鱟殼做的杓子)故驚(還怕)湯燙?做老大(掌舵的)故驚暈船?溪水莽大伓(不會)流我石椿臼，毛(沒有)眉毛難道也有髭須?”方言中的許多藝術效果是其他語言難以代替的。如福州的《榴花夢》曾流傳到廣東和浙江的溫州等地，但因其作品的說唱受到福州方言的束縛，只流傳了一陣就消聲匿跡了?！堕}都別記》中的鄭唐故事，雖然十分詼諧、生動，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道，但由于故事中夾雜著大量福州方言土語，所以一直只在福州話方言區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