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雅俗共賞的吳越文學藝術·婉約的江南詞壇

詩詞是一對孿生姊妹。吳越詩、詞皆發達。吳越歷史上曾產生過無數詩人，著名的詩人有陸游、楊維楨、王世貞、錢謙益、吳偉業、龔自珍等。但就區域文化角度而言，詩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如詞，故本書只介紹吳越的詞。

詞起源于唐初的民間。它是燕樂發展的副產品。中國的音樂，先秦時代稱雅樂，漢魏六朝稱清樂，隋唐時稱燕樂，又稱唐樂。燕樂是北朝時的少數民族音樂與民間里巷小曲相融合的產物。隋唐以來，燕樂在宮廷、市井的各種宴會活動中十分流行。盛唐時期，民間的樂工伶人，為了歌唱需要，已開始以文就聲，創作歌詞，即曲子詞。此時，也有以近體詩即唐詩入樂者。當時詩人多以自己的律詩能被傳唱為榮。但整齊的五七言律詩，同參差不齊的樂曲很矛盾。雖然可通過一些變通辦法，但總不能盡如人意。于是，樂工伶人和詩人們不得不尋找詩與樂的新的結合方式，“依曲拍為句”的文人詞便在中、晚唐誕生了。劉禹錫《憶江南》是較早按曲拍創作的詞。隨著以琵琶為主的燕樂的繁榮，越來越多的文人加入到“琵琶詞”的創作中去，依譜填詞的方式日趨復雜和完善，詞體便正式誕生了。

南唐詞是詞風格的轉折點。中唐以后，文人寫詞漸多，其中以溫庭筠寫詞最多，對后世影響也最大，被奉為“花間派”的鼻祖。五代時，南方較太平，詞人乃向南方轉移，以西蜀和南唐為中心，形成了兩個詞創作中心。西蜀詞人寫詞多綺麗秀軟，人稱“花間派”。南唐詞人集中在南唐首都金陵，重要作家有中主李璟、宰相馮延巳及后主李煜，其中尤以李煜成就較高，影響也較大。南唐地勢不如西蜀險固，國勢阽危，故南唐詞總的表現出感傷基調。李煜的詞，亡國前后，風格不一。亡國前，多寫他對宮廷豪華生活的迷戀，實際是南朝宮體和花間派詞風的繼續。亡國被俘以后，思想震動很大，詞的創作出現了轉機，寫出了《虞美人》那樣的千古名詞：“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度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煜在我國詞史上的貢獻，最主要的是對詞風的改革。此前詞人多借婦女的不幸遭遇，無意流露或曲折表達自己的心情，而李煜則開了直抒心情的先河，使詞成為多方面言懷述志的新詩體，對后來豪放派的出現有影響。此外，他善于用白描、比喻，語言也更明凈、優美，接近口語，進一步擺脫了花間詞人縷金刻翠的作風(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

據唐圭璋《兩宋詞人占籍考》，宋代有詞流傳、有明確籍貫可考的詞人共有八百六十七人，其中浙江有二百一十六人，江蘇有八十六人，分別位居第一位、第四位。江浙合起來，占全國詞人的三分之一。北宋前期，著名吳越詞人有張先(990—1079)，湖州人，進士，歷仕都官郎中，晚年優游鄉里。張先前期以小令與晏殊并稱，晚年又以慢詞同柳永齊名。他作詞注意遣詞造句，精工新巧，含蓄而有韻味。《行香子》，上寫歌女之美，下寫歌女之戀情，纏綿悱惻，末一句“奈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尤為人傳誦，人謂“張三中”。張先聽了，則不滿，自稱“張三影”。他本人最得意的還是描寫影子和句子，如“云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墮風絮無影”。張先把慢詞語言、技巧推向到了完整，他和柳永一樣，是慢詞的奠基人。

北宋中期的秦觀是婉約派的代表作家。秦觀(1049—1100)揚州高郵人。少年時客游汴京、揚州、越州等處，和一些名妓往來較多，故思想感情受歌妓的感染。后期，屢遭當權派接二連三的打擊，其詞的感傷情調更濃。秦觀作詞，善于通過凄迷的景色、婉轉的語調表達感傷的情緒，故其詞尤易引起懷才不遇文士的共鳴，詞的藝術成就又較高，對周邦彥、李清照等詞人有很大影響。

北宋晚期的周邦彥是集大成的詞人。周邦彥(1066—1121)錢塘人。徽宗時立大晟府，命周邦彥等詞人“討論古音，審定古調”。周邦彥早年曾經有過和柳永類似的生活經歷，詞受柳永影響。但相比而言，周詞的浪子氣息要淡些，幫閑味濃些;內容比柳詞單薄得多，而詞句更工麗，音律更嚴格，章法的變化也多些。周邦彥是宋詞發展中承前啟后的關鍵性人物，他集諸婉約派詞人之大全，蔚成清雅新風。這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改變了詞的寫法。唐五代及北宋，詞人作詞多重感發，周邦彥則不平鋪直敘，注意畫面的跳接，注意著力安排，使長調變得曲折縈回，如《夜飛鵲·別情》，短短一首詞，寫了三個場景，跌宕起伏，內容豐富。二是使詞的風格醇厚雅俗。柳永的長調失之俚俗，歐陽修也有艷俗之作，只有周邦彥的醇厚雅致，才提高了詞的品位，且能雅俗共賞，貴人、學士、市儇、妓女，都喜讀周詞。三是善于括前人的詩句入詞，毫無痕跡，如頗負盛名的《西河》，便是從劉禹錫的《金陵五題》及古樂府、謝脁《六朝曲》等脫胎而來，渾若天成。周詞當時備受推崇，成為南宋諸詞人追摹的典范。周詞的缺陷是過份拘謹，不敢披露自己的真性情，得過且過，缺乏偉大的人格力量。

南宋詞壇的生力軍是吳越詞人。繼周邦彥之后，吳文英是主要的后繼者，深得周氏遺風。吳文英(1212?—1274?)鄞縣人，布衣，有《夢窗詞》四編。對吳文英的詞作，歷來評價不一。姜派張炎稱“如七寶樓臺，眩人耳目，碎折下來，不成片段”(《詞源》)。近人也忽視吳夢窗詞。但清周濟諸人則極力抬高吳詞。實際上，吳詞以濃麗典雅為主，和周邦彥詞風格一致，也不乏清空疏放工作。其詞的思想內容，多感時傷亂，俯仰身世，對景抒懷，也多家國之思，富有時代氣息。其傷離惜別，懷人念舊，也為多情種子。他是個純文人，沒有普濟天下的胸襟和抱負，難以表達出崇高的意境。但吳文英詞的主要貢獻在于技巧，其天份不如周邦彥，但研煉之功過之。

悲愴的時局，也使江南有血氣的陸游、陳亮唱出了愛國為主題的詞壇強音。陸游以詩聞名，詞也不錯。《放翁詞》一百四十余首，有許多描寫軍營射雕擊虎、抗金復國的生活，慷慨激昂，意氣風發。如《秋波婿·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悲歌擊筑，憑高酹酒，此興悠哉!”晚年的《訴衷情》寫到：“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州。”陳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其詞豪放恣肆，《水調歌頭·送章德茂大卿使虜》是他的壓卷之作：“不見南師久，漫說北群空。當場只手，畢竟還我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自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蒿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在整個吳越詞壇的婉約、清雅風中，能出這么幾個陽剛氣很足的豪邁派詞人，確給人以興奮。

宋詞是在浙派詞人的“獨抱清商、頓成凄楚”中結尾的。亡國之痛，使一批醇雅的詞人，發出悲哀而壓抑的凄楚之音。代表人物有周密、王沂孫、張炎等。周氏代表作是《玉漏遲·題吳夢窗霜花腴詞集》，王氏有《婿嫵·新月》，張氏《解連環·孤雁》有“寫不成書，只寄得相思一點”，人稱“張孤雁”。

吳越是清詞的復興基地。清詞有中興之稱。清初，有浙西、陽羨兩派。浙西派有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登岸、龔翔麟、朱彝尊六人，人稱“浙西六家”。其中以朱彝尊為代表。朱彝尊(1629—1709)秀水人，曾輯《詞綜》。其詞宗姜夔、張炎，多在字句聲律方面下功夫，藝術成就較高。朱氏影響很大，使數十年間，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陽羨派的代表是陳維崧(1625—1682)，宜興人。他曾和朱彝尊合刻一稿，稱《朱陳村詞》，故并稱朱陳。陳氏作詞極多，有一千八百首。其詞模仿蘇、辛，以豪邁著稱。但似豪放有余，沉厚不足，往往劍拔弩張，缺乏含蓄。

清中葉，常州詞派興起。創始人是武進人張惠言(1761—1802)，他們提倡詞的比興意義，并以風騷喻詞，尊崇詞體。其弟張琦(1764—1833)與其齊名。此后，有董士錫、周濟，講求聲律，光大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