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趙文化·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不平衡發展·兩漢至北朝的豪族與門閥士族政治

在士族政治方面，中國古代在西周和春秋時期實行宗法制。秦漢時期宗法制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豪族。兩漢時有官職與學術實際上相世襲的門生故吏家法，魏晉至唐前期則發展為門閥士族。豪族、門閥士族與西周、春秋時期的宗法制一脈相承，其地位和作用又有很大變化。宗法是西周、春秋時期社會上層政治文化的主體，是嚴明華夏與四夷之分的主導因素。而秦漢以后的豪族和門閥士族則是社會的中堅，與上層政治力量互相權衡和補充，有時相互合作，有時又相互沖突。宗法制從西周到春秋實行了六百年，豪族與門閥士族從戰國到隋唐持續了一千一百年，對于中國中古時期的社會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以往在研究古代政治史和家族制度時，時常要把門閥士族看作是保守的和與中央集權相抗衡的勢力，其實中央集權的作用也各有不同，有時它推動全國的社會發展，有時它也以壓制地方的社會發展為代價。從全國的政治狀況而言，所站的立場自然要尊君卑臣，支持中央集權，貶抑門閥士族。但是對于地區的文明發展而言，本地區的門閥士族代表本地區的利益，他們是地區文化的主體，是凸顯出本地區在全國所據有的地位和作用的主要因素。他們的產生和存在就是本地區區域文化的最重要特色，是地域文化發展到飽滿程度的一種結果。

戰國末燕太子丹與荊軻謀刺秦王之舉，不是依賴國家的行政力量，而是召聚門客、家僮，實際上已具有后來地方豪族的性質。秦滅燕國以后，曾專門下令追捕太子丹和荊軻的門客，眾人紛紛逃散，高漸離逃到巨鹿郡宋子縣，變更姓名為人庸保。戰國時各國的貴族和宗法性官吏，在秦統一以后自然都轉變成了豪族。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十二萬人于咸陽，其中也包括燕國的豪富，既有舊日的門客，也有王室貴臣。到楚漢之際，又有燕國舊貴人豪杰擁立上谷卒史韓廣為燕王，在邯鄲也有涿郡范陽縣人蒯通以及原魏公子無忌的門客張耳和陳余的活動，擁立陳人武臣為趙王。當時起兵滅秦的，多是戰國六國的殘余勢力，亦即所謂豪族。

西漢末東漢初，光武帝開國的“云臺二十八將”差不多也全是豪族出身。其中屬于燕趙地區的有：寇恂，上谷郡昌平縣人，世代為著姓，所率部將均為宗族昆弟。吳漢，本為南陽郡宛縣人，后以販馬為業，往來燕趙間，所到之處即結交豪杰。耿弇，扶風茂陵人，本為巨鹿人，漢武帝時受詔遷居。劉植，巨鹿郡昌城縣人，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跟隨光武帝。耿純，巨鹿郡宋子縣人，率宗族賓客二千余人追隨光武帝。除“云臺二十八將”外，全國各郡還都有一些豪強大族，其中燕趙地區的有清河豪族趙綱、漁陽豪族陽球、涿郡豪族西高氏和東高氏等。陽球世代為大姓冠蓋，能擊劍，習弓馬，好申韓之學，曾結少年殺數十人。后舉孝廉，官至尚書侍郎，閑達政事，為朝野所推重。西高氏和東高氏均招致賓客，放為盜賊，郡吏以下畏避其勢，莫敢抵忤，編出謠諺說：“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涿郡地處南北要道，行人張弓拔刃才敢行走。

秦漢豪族的特點，一是務在收族保宗，往往聚族而居;二是養客，門客多至數十百人;三是畜奴，家僮多至千人。豪族的生活富有、奢侈，作風豪縱，營建宮室，蓄養姬妾舞女，侈婚厚葬，為普通百姓所慨嘆不及。豪族又往往藏亡納死，干亂吏治，殺人行刺，勾結官吏，壟斷農商。有些豪族與王侯聯姻，開始注意到維護婚姻門第。有些豪族注重讀書，生活勤儉，為人崇尚節義。豪族在財富上的積累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與此相適應，在文化上也構成了一種積累，形成了一種豪族文化。豪族是在農耕文化的環境中自然產生的現象，他們在文化上是有意識、有自覺、有使命感和有代表性的。經濟上財富的積累與生活的豪縱是他們的外部特征，文化上“心率舊典”和注重經史文章是他們的內在特征。

豪族中有所謂冠族、甲族、大姓、著姓之稱。既有經濟實力又有學術聲譽，并且附帶有私族武裝的稱為冠族、大姓，其中道德禮法足堪稱道的就被稱為名士。從政治方面看，豪族大姓雖然免不了要侵陵兼并，“布列州郡，所在貪殘”，但總起來看，它是和官僚體制相適應的，二者互相協調補充。官僚體制同樣有著所在貪殘的一面，而豪強大族同樣也有維護地方安定的一面。在漢代，刺史、郡守、縣令是由中央任命的，但他們的僚屬卻照例由當地人士充當，豪族往往優先聘用，成為州郡大吏。同時，豪族還可以通過察舉孝廉、茂才和辟舉，出任其他州郡的長官，并由此世代保持著官位。所以從個人身分方面，官僚與豪族很難截然分開，二者的區別僅僅是官僚的權力是由中央委任的，而豪族的權力是在地方社會中自然產生出來的。

豪族的社會關系中又有所謂故吏、弟子、門生。從前歷任官職所屬的官吏稱為故吏，僮仆稱為門生。漢代豪族、公卿都是親自傳授經學，對儒經作出獨到的訓解，稱為“家法”，聚徒常至數百人。其親聆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后來從未受業而僅僅依附名勢的人也冒稱門生，實際就是僮仆。故吏、弟子、門生構成了家族重要的外圍組織。漢代的地方豪族如汝南的袁氏世代出任三公，號稱“門生故吏滿天下”。

到東漢時期豪族的發展已經很成熟，形式和特點都已固定下來，在政治上也有更大的號召力、影響力，實際上已成為僅次于中央王朝的社會寄托。在東漢后期的清議、黨錮，以至漢末割據的過程中，幾乎全部都是家族在起作用。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東漢末年的豪族割據中，燕趙區域的冀州占有重要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東漢冀州刺史部統領魏郡、巨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國、勃海共九個郡國。

首先是在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軍被滅以后，安定郡朝那縣人皇甫嵩以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當時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就有漢陽人閻忠向皇甫嵩進謀，勸他征冀州之士，動七州之眾，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興兵誅閹官之罪，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皇甫嵩認為這是非常之謀，沒有采納。二是在中平五年，太尉陳蕃的兒子陳逸以及南陽豪族許攸、沛國豪族周俊和術士襄楷，說動冀州刺史王芬，準備在漢靈帝到冀州河間王宅重游時發動兵變，廢掉漢靈帝。由于漢靈帝停止重游計劃，兵變沒有進行。三是在漢獻帝初平元年(190)汝南豪族袁紹任勃海太守，據以起兵。冀州牧韓馥等各州郡刺史、太守一時俱起，共同討伐董卓，遙推袁紹為盟主。當時豪杰多附袁紹，韓馥不得已讓位，袁紹出任冀州牧，其后又以大將軍兼領冀、青、幽、并四州，雄據一時，直到建安七年(202)官渡之戰為曹操戰敗，發病而死，前后據冀州十二年之久。四是沛國譙人曹操繼袁紹之后進入冀、青、幽、并四州。到建安十二年，曹操又出兵盧龍塞，徹底消滅了袁氏的殘余勢力。建安十八年，漢獻帝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國公，都鄴，以丞相兼領冀州牧如故。冀州成為曹操經略天下的腹心之地。

此外，在豪族割據之前，黃巾軍活動的中心也是冀州。太平道雖遍布于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而其首領張角則是巨鹿人。黃巾軍初起兵時，是由大方馬元義調發荊揚徒眾前往鄴城集結，黃巾軍的最后一戰又是由張梁率領巨鹿黃巾在下曲陽(今河北晉縣)與皇甫嵩決戰。除黃巾軍之外，當時保據山谷的農民軍也以博陵張牛角和常山褚飛燕所率領的黑山軍勢力最為強大，眾至百萬。

漢代官制規定，地方官不得在本籍任職。據此，出身河北的人勢必要到外籍做官，而前來河北任職的也必然都是外籍人，想要統計一批純粹在河北出生、長大，又在河北留有政績的人物資料是不可能的。皇甫嵩、韓馥、袁紹、曹操等人雖都不是河北人，然而長期在河北任職，所以實際上可以視同河北人。如袁紹在河北十二年，被封為鄴侯，曹操被封為魏公，定都鄴城，更已是河北人。皇甫嵩在冀州時，當地百姓歌頌他說：“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后漢書》說袁紹在河北“為人政寬，百姓德之”，袁紹死時“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感喪親”，說明當時的河北人士也已接受和擁戴他們。

在各州郡刺史、太守周圍還聚集著許多名士，他們出謀獻策，領兵督軍，起草文告，由此形成一個個割據爭霸的政治集團。在韓馥做冀州牧時，曾派人到潁川迎接諸名士，辛評、郭圖、淳于瓊、荀或和荀諶兄弟等人都到了冀州。不過這些人到達冀州時，韓馥已經讓位給了袁紹，于是這些人就轉投在袁紹門下。袁紹門下的其他名士還有門客逢紀、巨鹿郡廣平縣人沮授、南陽郡人許攸，以及不被韓馥賞識的本地人魏郡的審配和巨鹿的田豐。審配是冀州勢力最大的強宗大姓，史稱其“族大兵強”，又說他“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后來審配被曹操生擒，曹操意欲活之，審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嘆息。這些人都很得袁紹的器重，袁紹以沮授為別駕，后又升為奮武將軍，使之監護諸將。以田豐為別駕，審配為治中，又以審配、逢紀統軍事，以田豐、荀諶、許攸為謀主。官渡之戰前后，淳于瓊、沮授、田豐、逢紀、審配、郭圖先后被殺，而許攸、荀或則投奔了曹操。

荀或投奔曹操以后，更為曹操引薦了一大批名士為輔佐，其中如荀攸、鐘繇、陳群、司馬懿、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戲志才、郭嘉、杜畿等，都名振一時，官至卿相的有十余人。他所引薦的人大部分是來自潁川的豪族，而隨同其主人活動在冀州。河北人士則有平原人華歆，后來成為魏晉著名士族。冀、青、幽、并四州平定以后，曹操又聽從郭嘉的建議，錄用四州名士為官，受到任用的河北豪族有清河人崔琰，任冀州別駕。后來崔琰又引薦了涿郡人盧毓，任冀州主簿。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由州郡長官和輔佐的名士構成的不僅是政治集團，而且也是引導當時的人物品評和風俗習尚的文化集團。如荀或提出的“取士不以一揆”和曹操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都是在文化觀念上的重大突破。

秦漢的豪族是魏晉南北朝隋唐門閥士族的淵源。從秦漢到隋唐，各種類型的家族一批批代換，但是豪族、士族這種宗法性的社會組織始終都不廢棄。只是它有一個由盛轉衰的過程，其極盛時期是在南北朝。

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組織發展到極盛，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更加充實和強大。尤其是在北朝，戰爭、流民和胡族統治構成了北方文化中消極的一面，而門閥士族則構成了北方文化中積極的一面。可以說，沒有北方的門閥士族，也就沒有了北方的文化。人是文化中的主體，北方文化中的主體就是門閥士族中的名士，當時稱作“衣冠人物”的人。唐太宗說河北世族“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稱士大夫”。“士大夫”一語在春秋時為世卿世祿，漢代以來也都說指居官在位的人，而北朝的門閥士族居然可以在世代不做官的情況下，依然保持其“士大夫”的姿態，而且在地方政治、文化上影響巨大，一呼百應，這就不能不令人嘆服。

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北的門閥士族有涿郡和清河的崔氏、范陽的盧氏、趙郡李氏、范陽祖氏、燕國劉氏、上谷寇氏、上谷侯氏等等。涿郡安平的崔氏自東漢時已有著名的經學家崔骃、書法家崔瑗和政論家崔寔。清河東武城的崔氏北魏時有崔宏、崔浩。崔宏在道武帝拓跋珪時任黃門侍郎、吏部尚書，封白馬公，執掌機密，草創典制。崔浩在明元帝和太武帝時官至司徒，參與軍國重事，舉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族數十人，均起家為郡守。范陽盧氏自東漢時已有著名經學家盧植，漢靈帝時官至北中郎將。魏晉時有盧毓、盧欽、盧諶。盧毓在三國魏時任安平、廣平太守，入升侍中、仆射、司空，為魏定設律令，有學行。盧欽在西晉時任陽平太守、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篤志經史，為著名儒師。盧諶為東晉、后趙文學家，博通經史，精于書法，以才高行潔著稱。西魏時有盧辯，為西魏、北周改定官制，官至大將軍。趙郡平棘李氏北魏時有李安世，孝文帝時倡行均田制。范陽遒縣祖氏以祖逖最為著名，西晉末率親族數百家南遷，東晉元帝時任豫州刺史，率部渡江北伐，中流擊楫，誓收復中原，卒于軍中。北齊時有祖珽，有文才，官至尚書左仆射、監國史，封燕郡公，勢傾朝野。此外影響較大的士族人物還有劉邵，廣平邯鄲人，三國魏時任散騎常侍、陳留太守，著《都官考課法》《人物志》等。張華，范陽方城人，西晉時任中書令、散騎常侍、司空。霍原，燕國廣陽人，西晉時官至司徒，辭官后歸山教授門徒，聞名于北方。刁協，渤海饒安人，官至尚書左仆射、尚書令，為東晉草創典制。劉琨，中山魏昌人，東晉時任并州刺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枕戈待旦，聞雞起舞，堅守北方十二年之久。張賓，趙郡中丘人，后趙時任右長史，號稱“右侯”，為石勒謀主，創設朝政典制，總攬朝政。博涉經史，為人闊達有大節。高允，渤海蓨人，北魏時官至中書令，博通經史及天文術數，與崔浩共撰《國記》及定制朝典。邢邵，河間鄚人，東魏、北齊時任中書監、國子祭酒，博學善文。魏收，巨鹿下曲陽人，東魏、北齊時任中書令、著作郎，博通文史，著《魏書》一百三十卷。

歷來多以為東晉南北朝二百六十年間南北割據，殺伐不斷，尤其是北方在五胡的異族統治之下，社會凋殘衰退，其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必定無足可取，其實不然。北朝政權在全國的政治與軍事方面是居于主動的，在經濟上有均田制的實施和以《四民月令》為典型的豪族莊園制度，在文化上推崇經史、道德，在許多方面其實都為南朝所不及。《隋書·地理志》說“涿郡自前代以來多文雅之士”，《宋史·地理志》說河北“其人質厚少文，多專經術，大率尚義，為強枝”，宋代范鎮說幽燕“風俗樸茂，蹈禮義而服聲名”，是言之有據的。

門閥士族在北朝政治上的作用和影響是有目共睹的。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門閥士族的政治活動是以其文化活動為基礎的。在文化活動中，南朝的門閥士族講究文辭，而北朝的門閥士族則崇尚經史，更趨樸實、厚重和實用。北朝的門閥士族通過有效的政治活動，削弱了北方長期異族統治的消極一面，既保持了漢民族的農耕傳統，也保持了漢民族的文化傳統。門閥士族既是一種延續不斷的政治經濟組織，也是一種延續不斷的道德和文化組織。道德風范和經史家法是門閥士族的最主要標志，也是它得以存在的主要依據，否則它就勢必不能和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及郡縣地方政權相抗衡。可以說沒有經學，也就沒有士族;沒有文化，也就沒有士族。經學是因，官職是果;文化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第二位的。有累世經學，才有累世高門，才有累世高官。累世沒有官職仍然可以是士大夫，中斷了經學家法才真正是滅頂之災。現代史學家陳寅恪指出：“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士族之特點即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于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之因襲。”

比較而言，在這一點上，北朝的士族比南朝更具典型。因為南朝士族崇尚文學、玄學，文辭輕綺艷麗，浪漫有余，致用不足。而北朝士族所讀的書首先是儒經，其次是史書，再次是兵書，最后才是詩文，與南朝學風迥然不同。在北朝士族的影響下，甚至各胡族首領也多能通曉漢籍，注重讀史書兵書。如匈奴人劉淵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劉聰通曉《孫吳兵法》，劉曜尤好兵書，羯族人石勒命劉征、任播教以兵書，又常令儒生讀史書給他聽，這種情況就彌足注意了。經書和史書是兩種不同的分類，經書意為最重要的書，其中《詩》是文辭，《禮》是交接，《書》是政事，《易》是通變，《春秋》是記史，合稱“五經”。《春秋左氏傳》既是經書，又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史書，尤其有價值。經書和史書如果不考慮其繁縟的注疏與空洞的微言大義，都是實用性很強的書籍，所言不外王侯將相攻取守成之事。所以經史之文尚質平，而詩詞文賦則貴在曲折動情。北朝士族多主經學，注重史書兵書，文辭平淡質樸，這是由于他們更注重實際的緣故。對于北朝門閥士族在政治上的巨大建樹，以及他們注重經史的樸實文風，古今多有論述。《魏書·文學傳序》說南北方“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河朔就是河北。清代趙翼《廿二史劄記》說：“六朝文雖以詞藻相尚，然北朝治經者尚各專門名家。雖經劉、石諸胡之亂，而士習相承未盡變壞。”由此而言，燕趙區域在政治上達到自覺與飽滿的時期就是北朝，其政治中堅就是北方自秦漢豪族發展而來的門閥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