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管仲其人

管仲無疑是春秋時代最偉大的一個人物，他的偉大在于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這個時代就是霸業時代。

當周王作為天下共主的地位一落千丈之時，周王國實際上已經沒有一個中央政權的存在。而是分裂為無數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這些諸侯國原本只是周王朝的臣屬國。當中央政權名存實亡之時，諸侯國已經成為各自獨立且不聽命于中央的主權國，國家主義的思潮迅速抬頭。在舊的政治秩序被摧毀之際，新的政治秩序并沒有建立起來，一切陷入混沌無序之中。正如周王無法控制諸侯一樣，諸侯也無法控制貴族的叛亂。

這是一個內亂頻頻的年代，幾乎每個國家都陷入君主被弒的旋渦之中，內亂大大消耗了諸侯國的實力。更可怕的是，潛伏于四周的蠻族部落開始對華夏族諸侯構成巨大的威脅。如果華夏族不能聯合對抗蠻族的入侵，中原文明將遭到滅頂之災。

管仲的事業用最精練的四個字來表達，就是“尊王攘夷”，尊王攘夷的背后是重建一種政治秩序。諸侯國如何能夠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華夏的敵人呢？必須要有一個向心力，這個向心力本應是作為天下共主的周王，但周王室已經沒有實力來統御群雄。必須要由一個霸主作為諸侯聯盟的領袖，肩負起歷史重任。

在管仲看來，齊國的使命就是建立起“天子至尊，霸主至強”的新政治秩序。

齊國要成就霸業，必須是全方位的強盛。政治上需要穩定，經濟要繁榮，并且軍事要強大。在管仲看來，齊國首先必須要保持政府的穩定，避免再度陷入權臣弒君的惡性循環之中。維持政府穩定，則需“尊君”以壓制士族貴族。春秋時代繼承宗法封建社會之余風，君主并非專制，而是與貴族分權而治，此為弒君潮流之內在原因。

管仲是加強君主專制權力的倡導者，他認為“安國在乎尊君”。因為“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專制權力，無法令國家法令得以執行，“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君主之所操也”。

這里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管仲之所以強調君主專制并非為討得齊桓公的歡心，而是認為這是平息國內紛爭禍亂并使國家走向強大的途徑。從本質上說，管仲是一位國家主義者。他強調的是國家利益，而非愚忠之徒。在公子糾死后，召忽選擇自殺時，管仲說：“夷吾（管仲之名）之為君臣，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破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從這些話中可知，管仲乃是愛國主義者，而非忠君主義者。

管仲在強調君權的同時，也大力提倡順從民意，他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安存之；民惡絕滅，我生育之。”在另一個場合，他對齊桓公說：“丹青在山，民知而進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民無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有一回，齊桓公對管仲說：“我欲勝民，為之奈何？”管仲嚴厲地駁斥道：“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為易。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于身，雖能不久。”

尊君在管仲龐大的政治構想中只是一塊基石，管仲的敏銳力在于他發現時代已經全然不同于過去了。在西周時代，諸侯國只需要做到國泰民安即是大治，不必過多考慮其他事務。自從驪山之亂后，諸侯國的兼并戰爭與日俱增。南方的楚國更是虎視眈眈，開疆略地，雄視一方，已經直接威脅到中原的安全。齊國臨近的魯國和宋國也不是省油的燈，雖然實力略遜于齊國，但威脅并不小。諸國爭雄的時代已經到來，唯有強者能生存。

國家欲強大，首先政府必須要穩定。在管仲看來，加強君主之權力，壓制貴族勢力，乃內政穩定之根本。在對外政策上，管仲從一開始便奮起帝國主義之雄心，目標就是成就齊國的霸業。

管仲相齊之后，就明確了霸業的使命。齊桓公問他：“社稷可定乎？”管仲回答道：“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此時的齊桓公并沒有什么雄心壯志，他說：“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在齊桓公看來，只要能安定國家，就十分滿足了。但在管仲看來，國家安定與成就霸業乃是一體之兩面。因為這是一個進取的時代，你不思進取，就會被超越，甚至被消滅。當齊桓公拒絕管仲稱霸的政策時，管仲竟然拂袖而走。他說，我之所以沒有為公子糾殉死，乃是為了安定國家社稷。現在國君既然不肯同意我擬定的政策，齊國難以長治久安。我不能白領國家的俸祿而不能為國家盡力，所以不敢做官了。

在管仲以辭職相威脅的情況下，齊桓公才勉強地說：“勿已，其勉霸乎！”管仲政治上之強硬立場由此可見，斯亦可證。齊國之霸業，管仲之霸業也。

管仲政術的核心是法治，作為先秦法家之先驅，其理論之縱深，雖商和韓有所未逮。略萃其要者，以覽大概。

對于法之起源，管仲如是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這個起源論與后世荀子所論略同，也與英國17世紀霍布斯所論略同。

法對于一個國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也就是說法令能維持社會秩序，抑強除暴并為民興利。

立法權操之于君主，然而非隨心所欲制定，必須要以人類自然天性為準則。何為人類之自然天性？管仲分析道：“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則令行，禁于殺害人則禁止。”法令之條款，不得超越人之承受能力：“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于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于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如果法令違背人之天性及承受能力之外，即為惡法。

值得注意的是，管仲雖然認為君主有立法權，然而也應受限于法。他說：“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又說：“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又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在管子的法治思想中，法令乃是國家之權威。雖君主不得凌駕其上，其見解可謂千古不朽矣。

然而這里有一個問題產生了，君主握有生殺賞罰之大權，這將大大膨脹君主的私欲。對于這點，管仲是有清晰的認識的。他說：“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又說：“有道之君，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然而如何限制君主之私欲橫流，以及君主之超越法律之上呢？管仲并沒有給出一個限制的措施，只是警告君主違法縱欲的后果：“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即后果將是國家陷入混亂之中，君位也將岌岌可危；相反，“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

法治對管仲而言，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他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立國威以稱霸諸侯。

與楚國、晉國和秦國等強國相比，齊國的軍國主義色彩不算濃厚。齊國稱霸的原因乃在于強大的國家實力，特別是經濟實力，在這個方面管仲之貢獻尤為多也。

管仲是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他強調經濟對于國家之重要性，說道：“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這句話的意思為要雄霸天下，則財力亦應當富甲天下。以今日之美國視之，仍然是這樣。管仲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又說：“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只有人民衣食無憂，國家才不致動亂，法令才可得以實施。

管仲的經濟政策范圍頗廣，包括振興農業和商業，加強公共設施建設，輕稅賦，建立養老、撫孤寡和醫療等社會保障，以及扶助窮困等方面，具體為：“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

貨幣金融則是政府調控經濟之最重要手段，管仲極端重視貨幣政策，他說：“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即以貨幣政策調控物價，以確保勞動者之生產積極性。

管仲認為，物價之貴賤受兩個因素的影響，一是物品數量的多寡，物多則價賤，物寡則價貴；二是貨幣流通數量的多寡，流通量大則貶值，流通量小則升值，即“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政府的職能則是利用金融手段平抑物價。

齊桓公曾向管仲詢問，豐收之年如何來遏制糧食價格的過度下滑。管仲認為應當減少糧食的流通量，為此必須采取政府強制手段，他說：“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鐘，令大夫藏五百鐘，列大夫藏百鐘，富商蓄賈藏五十鐘。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春秋時代糧食實際上不僅是一種商品，也具備一定的貨幣功能。管仲認為強制減少糧食流通量，自然可以制止價格的下滑。既可以增加國家的糧食儲備，又可以維護農民的利益；相反，在歉收之年，則將儲備之糧食投入市場。以遏制糧商囤積哄抬價格，又可以使政府得到一筆收入，所以管仲說：“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

以上是通過調節商品的流通量以達到平抑物價的目的，另一種方式則是采取貨幣手段來調控物價。

首先是貨幣的發行量不可過多，也不可過少。管仲認為應當根據國家之生產實際，估計全國所需貨幣的數量，以此為基準鑄造公幣。關于政府調控貨幣的流通量，管仲認為：“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銀根緊縮，貨幣流通量少時，物價便低；銀根寬松，貨幣供應量增加，則物價上漲，通貨膨脹。以此規律，則可以利用貨幣之手段，達到調控物價之作用。

管仲的貨幣思想之精深，很多見解以今日來看仍然是真知灼見，此真乃中國曠世之經濟學家。

管仲的經濟見解乃是服務于政治，他對人性有著極其深刻的理解。他認為貧富懸殊乃是國家之危害，“貧富無度則失”，他并不相信平等分配土地、財物的制度。事實上，歷史上每一次人類為爭取平等而提出來的“均貧富”和“均田地”等理想，無一不遭到破產之命運。為什么呢？兩千多年前的管仲對人性洞悉之深刻，確實已為此種理想打上死亡之印記。因為“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賡本之事。”即便社會實施完全平等之田地和財物劃分，但是人在能力上的差異，最后還是會形成貧富的分化，智者可以收取十倍的利潤；愚者則無法將此資本增值。

從個人的能力差別來看，無法制止貧富分化的形成。但是管仲認為政府應該干涉經濟，抑制豪強，阻止兼并。這種干涉措施并非采取“均貧富”的強制措施，而是采取宏觀調控的經濟政策。主要有三個措施，一是政府以貨幣手段調控市場價格，以制止豪強在豐年打壓糧食價格，在荒年囤積以哄抬價格。換言之，即打破商人豪強在經濟上的壟斷權。二是將鹽和鐵這兩項生活與生產的必需品收歸國家專賣。同時礦山與森林均國有化，既大幅提高政府的財政來源，又避免這些必需品的價格為奸商所操縱而造成貧富失衡。三是政府盡量解除貧民對豪強的債務，并且提供給農民貸款與耕作器具，即政府兼有銀行之職能。

管仲之種種政治經濟政策，究其核心在富國強兵，稱霸天下。

齊國之所以能稱霸，并不全賴以武力，更多是賴其對外經濟政策。以今日的話言之，是一種經濟攻勢，兩千多年前的管仲之深刻見解令人難以置信。

齊國瀕臨渤海之濱，為諸侯國中鹽業最發達者。內地的衛國和宋國等諸侯國之鹽都要從齊國進口，故而齊國對于鹽有壟斷地位。管仲采取限產之政策，使各國的鹽價大幅上漲，獲利萬余斤金。齊國政府將萬余斤金儲備而不使之流通，造成金價上漲。由于齊國之金價高于其他諸侯國，致使各國的黃金涌入齊國境內，遂使黃金儲備量居各國之首。各諸侯國在黃金儲備量大幅下降之后，金價也大幅攀升。由于黃金是國際貨幣，金價的飛漲使得齊國作為黃金儲備最豐的國家，獲益最大。此時齊國憑借黃金儲備之優勢，以高于諸侯國的價格收購糧食。諸侯國的糧食大量涌入齊國，齊國以此方式一舉控制糧食這一重要的商品。

管仲以異乎尋常的金融知識，憑借貨幣政策，使得齊國在鹽、金和糧食等重要物品上均取壓倒性的優勢。這種金融政策見識之非凡，實令人嘆而觀止，此亦齊國得以稱霸的重要原因。

在軍事方面，管仲亦有深刻之見解，他曾說道：“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于機數而明于機數無敵。”這個主張又稱為“八無敵”，即國家財力、工藝制造水平、器械、將士擇選、政教、訓練、情報和時機八個方面是決定軍事力量強弱的關鍵。對于管仲而言，軍事乃是一國綜合實力的體現，軍事上的勝負取決于多方面的因素，并非單純武力而已。

在軍事編制上，齊國有常備軍三萬人，這在當時已經是不小的數目。但更驚人的是，齊國還建立了一支龐大的預備役部隊，總數有十萬人。這些人都要參加軍事訓練，平時也從事生產活動，在需要的時候則可以投入戰斗。這樣齊國可動員的軍事力量達到十三萬人之多，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了；此外，齊國還擁有八百輛戰車。在春秋初期，各國的戰車數量仍然較少。但是隨著戰爭規模的日益擴大，戰車的數量也開始急劇上升。

以上所述管仲之治國方略，并非一蹴而就的事。而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這里所述的也只是蜻蜓點水而已。這位罕見的天才在許多方面的真知灼見，遠遠超越他的時代。特別是其經濟思想，更遠非常人所能理解。以至于后世的一些學者，對于《管子》一書中最深刻體現其經濟思想的《輕重》篇抱以輕蔑之態度，如傅玄認為“《輕重》諸篇尤鄙俗”，葉適認為“尤謬妄者無過于《輕重》諸篇”。至19世紀末西方經濟學東漸，《管子》的一些精辟見解才為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