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教育質量論”

在“文革”中，教育質量問題成為政治斗爭的焦點之一，“四人幫”一伙企圖利用教育為其陰謀政治服務，在教育質量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錯誤的理論，其主要觀點有：

一是“資產階級質量觀”論。這是在教育質量問題的一頂壓人的帽子。“四人幫”一伙為了把教育變成其政治篡奪的工具，肆意歪曲國家教育方針，歪曲衡量教育質量的客觀標準，偷換國家教育方針的政治內容，把政治與業務，德育與智育對立起來，鼓吹只“抓兩頭”(社會主義覺悟和勞動者)，取消智育。宣揚“不學文化、也能做出貢獻”的理論。在此理論下，白卷“英雄”被樹為典型，是“真正的又紅又專”。“打了零分，但大是大非清楚，有用。”“能反潮流，和走資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其目的是要搞亂人的思想，搞垮教育事業，利用教育培養其政治上需要的工具。在這種教育質量觀下培養出來的人，只能是“文肓加流氓”，“草包加打手”。張鐵生可謂是真典型。

二是“九斤老太”論。“文革”中的一些錯誤的教育質量觀點破壞了教育事業，嚴重降低了教育質量，不但引起了廣大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的不滿，這在社會上也受到許多正直人士的抵制。為了對付這種抵制和不滿，教育戰線上又掀起了一股批判“九斤老太”、“復辟派”的風潮。張春橋說：“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論必須批判。”在此論點影響下，打群架的流氓阿飛被看成“有長處，打仗很勇敢”，“青年搗蛋一點，我們覺得有希望”，學校里無政府主義泛濫。使在校青少年在思想上、學習上都受到嚴重影響。“四人幫”一伙一方面抓住一兩個偽造出來的典型、大肆宣揚現在的教育質量如何之高，是“過去無法比擬的”，把抵制“文革”以來對教育質量的破壞的人們作為散布“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進行批判，企圖瞞天過海，盜名欺世;另一方面還緊鑼密鼓，明槍暗箭，要揪什么“七十年代的(九斤老太)”，把矛頭指向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努力糾正“文革”以來教育質量嚴重下降的狀況的周恩來總理。在所謂批“九斤老太”、“復辟派”、“今不如昔”論的調子下，“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等，順理成章地成了教育的指導方針。

三是“對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論。“文革”以來，教育作為突破口，首當其沖成了重災區，也成了“四人幫”一伙的政治陰謀的根據地。而重新評價“文革”以來的教育質量，就等于要抄“四人幫”一伙的老巢，否定他們的政治資本，把他們趕出教育領域，這是他們的政治目的所不容許的。因此，講教育的客觀質量，抓教育的客觀質量，對他們來說，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所以張春橋說：“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劉少奇、林彪，即使全國都成了文肓，也是最大的勝利”，這種“文肓”論對“文革”中教育質量起了十分嚴重的破壞作用。

四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論。“文革”中的一個前提論點是十七年教育講究的教育質量，執行的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為了批判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文革”中廣泛宣傳了諸如“知識到手、人被奪走、”“學了專業忘了專政”等觀點，還有一個“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教訓，作為其證據。因此，抓教學業務就是“智育第一”，抓課堂教學就是“關門辦學”，鉆研業務就是“白專道路”，甚至“知識越多越反動”成了社會上評價教育質量的口頭禪和通用的標準。總之，一抓教育質量問題，就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1972年前后，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干予和安排下，學校開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基礎理論和基本知識的教學，努力提高教育質量。而“四人幫”一伙卻把它批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招魂”的典型。

教育質量的評價應該有一個客觀的標準，這個標準應是直接從教育本身的內在規律中來的，社會的要求也必須是通過教育的自身運動來反映的，拋開教育的自身運動要求，來評價教育質量只會使教育質量失去客觀依據，成為可以任意利用的工具，最終使教育本身受到踐踏和破壞，使教育失去其成為教育的根本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