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佛道耗費無度

宋代經濟有過繁榮發達的上升時期，也有過財政困竭，羅掘俱窮的不景氣階段。其中、官員多、兵員多、僧侶多等所謂“三多”現象，造成了龐大的財政支出，是出現國用不足的重要原因，宋代帝王提供佛道，導致耗費無度，便是一例。

北宋時歷代帝王，大多提倡佛道，宋太祖建國后，即采取保護佛教政策，以爭取南方地主階級的支持。太宗時，更在峨嵋、天臺等處，修建寺廟，京師開封并專設譯經院，與道教并重，以是僧徒日多，由初時6萬8千增加到24萬人，到真宗時全國僧徒達40萬，尼姑6萬多，依靠佛寺道觀為生者還不在其內，據度支判官宋祁所說，除已受戒的僧道外，此類人員如遣返為民就有50余萬人。可見當時包括已受戒的僧道在內當在百萬之數。除了社會上存在大量冗食之徒外，不少帝王還借神道為名，大肆揮霍浪費。如澶淵之盟后，以為求得了“太平”，真宗和佞臣王欽若等即以偽造天書，舉行封禪，用以炫耀天子之威，一次封禪就耗費8萬余萬貫，還奉“天書”出潼關，祭祀汾陽，又耗費1百20萬貫。在京都造玉清昭應宮，鑄神像，安置天書，迫使大批民工夜以繼日，花了七年時間修成這座神宮，共有宮觀房屋達三千六百多間，金碧宏麗，耗費更為巨大。到了仁宗時，除崇奉佛道外，還大力尊儒，為此大搞明堂享禮，一次祭禮耗費就達一千二百萬貫。當時京師一地收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萬，支出達二千一百八十五萬，主要即用于郊禮耗費。因此，宋祁上疏建議：(1)停止毫無意義的道場齋蘸;(2)罷去京師寺觀，制止營造祠廟;(3)除已受戒的僧道外，其余統遣返為民。遺憾的是，宋祁的建議，并未付諸實施。

北宋帝王對佛教和道教采取提倡與保護政策，以爭取南方地主階級的支持。這個案例為我們提供一條啟示：封建統治集團，為了尋找新的支撐力量，總是不惜巨額支出把宗教政策作為鞏固封建秩序的工具。但是，事與愿違，由于財力耗費過多，反而動搖了統治階級的特質基礎。其結果是陷于矛盾墜入深淵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