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詩第六十六首》原文與翻譯、賞析

莎士比亞

對這些都倦了，我召喚安息的死亡——

譬如，見到天才注定了作乞丐，

空虛的草包穿戴得富麗堂皇，

純潔的盟誓受到了惡意的破壞，

高貴的榮譽被可恥地放錯了地位，

強橫的暴徒糟踏了貞潔的姑娘，

邪惡，不潔地侮辱了正義的完美，

拐腿的權勢損傷了民間的健壯，

文化，被當局統治得啞口無言，

愚蠢 (儼如博士) 控制著聰明，

單純的真理被喚作頭腦簡單，

被俘的良善伺候著罪惡的將軍;

對這些都倦了，我要離開這人間，

只是，我死了，要使我愛人孤單。

(屠岸 譯)

【賞析】 恩格斯曾說：“憤怒出詩人”。莎士比亞的這首詩，當是憤怒的產物。第1行與第13行互相照應，一起一結;中間部分則一貫到底，一氣呵成，顯然是胸有塊壘而不吐不平的。以這樣的情緒入詩，以這樣的氣勢成詩者，在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中似乎是絕無僅有。不過其辭鋒的犀利，倒確實使我們聯想到李爾王和哈姆雷特等人物的大段獨白。可以設想： 當莎士比亞借這些人物直抒胸臆的時候，心中大約也懷著同樣的憤怒。

然而，激憤之情并非都能化作詩行。瑣碎的個人欲望、狹隘的恩恩怨怨以及無聊的一己私情，都可能使人有感而發，使人“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但是絕不可能造就偉大的作品。莎士比亞之所以能夠因怒成詩，而且使后人將此稱為“一首不可超越的詩”，恐怕是與馬列主義經典作家們常常提到的“人民性”有關。莎士比亞所關注的智慧、純真、榮譽、貞潔、正義、真理、善良等等，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著進步人類的共同追求，往往能夠在各個時代、各個民族喚起人們內心的共鳴;而作為這些價值追求的載體，這首詩也由此而得到了永恒。從這一意義上說，偉大的文學家，確實就是偉大的思想家。詩人對人類情感的敏銳程度、在思想認識上的深刻程度，常常與他們所能取得的藝術成就成正比。

從廣義上說，文學在社會生活當中的主要作用，是在于它的匡正現實。在人類所同時追求的文明與人道之間，始終存在著難解的悖論。這一點，在以文藝復興為肇始的現代西方觀念中表現得尤其尖銳。莎士比亞在詩中涉及的，實際上正是這樣一些問題。他用酣暢淋漓的詩筆告訴我們： 以惡為動力的現代文明，已經使人類的終極追求被強權、邪惡、暴虐和一系列的不公正所吞沒; 要擺脫這一切，只有去召喚死亡。而在全詩的末句，詩人突然筆鋒一轉，重新表現起友誼與愛情的主題：“只是，我死了，要使我愛人孤單。”這余韻不絕的一筆，道破了詩人對純真感情的眷戀和希望，也進一步襯托出那種求生不快、求死不忍的深刻的悲哀。但是如果結合哈姆雷特后來的相似處境考慮，我認為這首詩的末句畢竟還蘊含著積極的轉機：詩人對現實的抨擊和遺憾，并沒有將他引向大徹大悟、遁世逍遙或者隨波逐流的境界，而是促使他將不甘沉淪的參與意識寄托于人間的真情，從而用友誼與愛情的信念鼓舞自己匡世濟時的勇氣。現在我們當然可以說：也許這并不可靠;然而它畢竟證實了文藝復興時期西方知識分子的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以及恩格斯為他們所下的斷言：“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受資產階級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