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歌·鳳陽花鼓》原文與賞析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蟲鬧災殃。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鳳陽，即鳳陽府，府治在今安徽省鳳陽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鳳陽花鼓，是當地的一種民間曲藝形式，演出時，男的敲鑼，女的打腰鼓，邊演邊唱。朱元璋篡奪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勝利成果登基稱帝后，給他的故里鳳陽帶來了一連串的巨大災難。朱元璋將鳳陽定為中都，逼迫勞動人民流盡血汗為其供養大批的軍隊和官吏，還曾廣發重兵，鎮壓以四大天王為首的農民義軍，所以鳳陽倍受搔擾，真是雪上添霜。天災人禍使百姓饑寒交迫，只得賣兒鬻女，背井離鄉，四處流亡。這首時政歌《鳳陽花鼓》，正是這一殘酷社會現實的真實寫照。

這首民歌共十一句，可分為三個層次。“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開頭三句以說唱藝術的傳統手法開篇，充滿深情眷戀地歌唱家鄉，句句不離 “鳳陽”二字，強調那里以前本來是個 “好地方”。

接下去聲情陡然一轉，唱起了鳳陽的現實。如今的鳳陽再也沒有了往昔的風調雨順、五谷豐登，而是另一番讓人心酸落淚的悲慘景象：“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三年水淹三年旱，三年蝗蟲鬧災殃。”這是第二層。這里，作者以高度概括的手法，粗線條地勾勒出鳳陽所蒙受的巨大災難，將這災難同朱元璋這個皇帝的出現聯系起來，控訴他是為這塊好地方種下禍根的罪魁禍首。這里，“三年”二字反復出現三次，并不是確指水、旱、蝗災各占三年，而是意在突出強調這些天災接連不斷地反復出現，循環往復，無休無止;不僅如此，還有力地突出了作者哀痛欲絕的感情，造成濃烈的悲痛氣氛。

巨大的災難接連不斷，像驅不散的陰霾，像掙不脫的惡夢，磐石般壓在鳳陽人的頭上，使他們艱于呼吸，陷于絕境。于是，這里上演了無數的人間悲劇：“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最后四句，以簡筆勾勒的正是這出人間悲劇的輪廓。廣有財富的富豪們開始破產，為了生存下去，只好賣掉騾馬;一貧如洗的貧民們走投無路，只好強忍割肉撕心之痛，賣兒鬻女;無兒無女可賣者，只得背井離鄉，流浪四方，身背花鼓拋頭露面去賣唱。這里，緊緊抓住一個“賣”字著力描寫，通過大戶 “賣”、小戶 “賣”，而 “奴家”無甚可 “賣”，只得去賣唱，突現了災難的巨大、持久與波及面甚廣，突出了作者自己孤苦無助的巨大哀痛。

這首令人心酸憤激的時政歌，通過一個“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賣藝女子之口，真實而概括地描繪出鳳陽多災多難的悲慘現實景況，道出了鳳陽人民的悲苦憤怨，有力地控訴了朱元璋這個封建皇帝為非為禍的惡行罪狀。

凝練概括，以大顯微;對比襯跌，增加反映生活的力度。這是《鳳陽花鼓》 在藝術上的兩個鮮明的特色。

天災人禍接連不斷，生活慘象滿目皆是，其形其狀難以盡述，亦無以盡述。然則如何將其真實地反映出來，使欣賞者強烈地感受到這些現實呢?無名的詩人是高明的，她不斤斤于描摹細微枝節，而是抓住生活中最典型的事物特征，從大處著墨，三筆兩筆勾勒出社會現實生活的大的輪廓，進行高度的藝術概括。抓住天災頻繁的事實，以 “三年”二字貫串時間，進行概括，突出其接踵而至、無止無休、迫人難以喘息的特點;抓住人們無以為生的現實，著力突出一個 “賣”字，濃縮罄其所有以求得生存的悲慘境狀; “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賣藝女子的活動剪影，也是由概括之筆勾勒出來的。這些物象情狀有機地組接在一起，仿佛構成了一幅大生活寫意畫，其中的無數細貌枝節，則由欣賞者被詩情引發的聯想去補充再現。這便是于大處顯細微。細微形貌則會因欣賞者聯想之翼的翩然展開，而顯現得更加豐富，更加真切。

這首民歌的主旨，是反映鳳陽的災難痛苦，抒發悲怨，但開篇三句卻不直接進入正題，而是用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先贊其往昔之好，抒熱烈開朗之情;然后便不再順此思路唱下去，而是聲情一變，突然轉折，說鳳陽現在的災難，抒痛苦哀怨之情，直至煞尾。從內容上看，這是正反對比。從手法上看，這是襯跌，好像把水閘住，讓水位提高，再讓其跌落下去;從感情上看，這是欲抑先揚，有揚有抑。這樣，也就有力地強化了反映生活、表達情感的力度與深度，產生了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鳳陽花鼓》是一首優秀的現實主義民歌，內容深刻，感情真切，特色鮮明，讀之誦之令人扼腕嘆息，經久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