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嘻笑牽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

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這首詩在唐人所選唐詩的本子里，如 《河岳英靈集》、《又玄集》，都題作 《古意》，因此有人懷疑現在的題目是后人所加，且系誤加，李白是否曾寄家南陵 (在今安徽東南部)，是個疑問。不過我們拋開題目，僅從詩的內容來看，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詩中說：“余亦辭家西入秦”，說明詩寫于被征召西入京師長安的時候。李白一生受召入京只有一次，在唐玄宗天寶元年或二年 (742或743)，這可以確定詩的寫作時間。第二，詩人這時或在游歷山水，或正隱居山中，聽到征召詔命，遂由山中歸家，與兒女辭別，所以詩中說：“白酒新熟山中歸”，即從山中歸來，這可以指示寫詩時的環境背景。至于辭家的地點是否在南陵，不影響對詩意的了解，可以暫且存而不論。

李白從早年起就懷有強烈的從政愿望：“愿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留別王司馬嵩》)為此，二十五歲那年，他離開蜀中家鄉，”仗劍去國，辭親遠游”，謀求政治上的出路。可是一連奔波了十七、八個年頭，足跡踏遍大半個中國，人已四十出頭，卻一無所獲。雖然他始終懷有樂觀的展望，堅定的信心，卻也不免常有一種失落的悲酸：“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駕去溫泉宮后贈楊山人》)現在居然喜從天降，得到當朝天子的征召，多年的渴望與追求化為現實，希望的火光已把前程照亮，如何不令人歡騰雀躍呢？ 于是詩人在辭家登程時，寫下這首狂喜的詩。

時間正當秋季，這本是最易逗人傷懷的節候。早在戰國時代，宋玉的《九辯》 就以悲秋而為后人傾倒。然而“人逢喜事精神爽”，與悲秋傷逝者截然不同，進入詩人眼簾的一切，都那么順適，那么宜人。撲面而來的便是一片豐收喜慶氣象。你看，“白酒新熟”，用豐收的新谷泡制的秋釀已經飄香，那黃雞呢？ 飽食秋黍，也催得肉滿膘肥：“黃雞啄黍秋正肥。”酒曰 “白酒”，可以感受到釀制淘漉之醇；雞曰“黃雞”，可以想見那肥滿鮮亮的光澤。酒可供飲，雞可成肴，自然可以“呼童烹雞酌白酒”，招呼童仆置辦一席家筵了。白酒黃雞，算不上山珍海味，但也稱得起清酒豐肴，連那小兒女也嘻笑地拉扯著大人的衣襟圍坐上來了。史載李白頭房妻子許氏生有姐弟二人。據詩人《寄東魯二稚子》詩知道姐字平陽，弟名伯禽。該詩中說姐姐“折花倚桃邊”，是十多歲光景，而弟弟“與姐亦齊肩”，年歲相去不遠。該詩寫作晚于本詩七、八年，據以推算，姐弟這時正是三、五歲的天真爛漫的孩童。他們的歡快，是因為爸爸從山中歸來呢？還是因為眼前的一桌美餐呢？是因為得知爸爸被征召的消息呢？ 還是本自渾沌無識僅僅是受到爸爸情緒的感染呢？ 不管因由何在，小兒女的情態無疑成了李白歡悅心情的有力烘托。于是詩人歌舞狂飲起來：“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飲之不足而歌之，歌之不足而舞之。“自慰”，這里有自賀之意。“爭光輝”是與落日爭光輝，也就是要趕在日落之前，舞得盡情。歌曰“高歌”，不引吭高歌，不足以暢情；飲曰 “取醉”，不狂飲至醉，不足以泄歡；舞則與日爭時，不如此亟舞，不足以抒心中狂喜。歌舞豪飲把詩人的興奮之情推到高潮。

詩到這里為止只是勾畫詩人的狂喜之態，使人們感受到他那一團興奮的情緒。下面方才切入本題，點明狂喜的因由，使人不禁有山回路轉、柳暗花明之感。

“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原來是得到皇帝的征召，可以向君主游說，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了。不過這種機遇本該早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前就來到，如今人過中年，不能不使詩人感到“苦不早”了。然而正因為如此，不更應該只爭朝夕嗎？ 自當盡快辭家上路了。“跨馬”、“著鞭”四個字，把詩人從政的急切心情活現在紙上。

“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用了朱買臣的典故。據《漢書·朱買臣傳》 記載，朱是會稽吳人，貧窮好學，靠賣柴度日，直到四十多歲還沒有發跡，妻子提出離婚。他勸妻子說： 我五十歲一定會富貴，現在已經四十多了，再忍耐些時日，將來定會好好報答你的。妻子不聽而去。后來朱果然做了中大夫、會稽太守。李白把朱妻稱為“會稽愚婦”。這是詩中費解的一句。古今注家多釋事而不及義，即客觀地擺出故事，而不言其意旨所指。也有人以為是詩人借此嘲笑輕視自己的世人，但以 “會稽愚婦”指稱輕蔑者，終覺用典不類，迂曲不順。按曾與李白相識的魏顥所作 《李翰林集序》 云：“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終娶于宗 (按為宗字之誤)。”據此，詩人這時大約正當劉氏與他離異之后的時期。李白雖然不象朱買臣那樣窮，但長期漫游無成時，也常落到“一朝烏裘敝，百鎰黃金空。彈劍徒激昂，出門悲路窮”( 《贈從兄襄陽少府皓》)的境地，有與朱相類之處，而妻子的離去，就更為相合了。所以這兩句實是借買臣故事以寫實，并抒家庭不幸之憤。另外從本詩中看，只是與兒女言別而無與妻相別之意，也很象當時并無妻子的光景。這里有一點需要說明，李白詩集中另有《別內赴征三首》，其二云： “出門妻子強牽衣”，則明言既有妻又有子了。但是明人朱諫在《李詩辨疑》 中指出，這三首詩涉及的地理，彼此乖謬不合，又用白玉樓、翡翠樓、金梯等詞語，亦與李家境況不切，認為這組詩當是“效白而為之者，或他人之詩而誤入于此”，頗有道理。三首詩很可能是偽作或錯置，不足為證。朱妻與朱離異后，朱終得入京而獲得發展，所以詩人這里的“余亦辭家西入秦” 中，實包含著對前途光明的展望與信心。

大約正是長年浪游的酸辛、家庭不幸的壓抑、光明前景的昭示，逼出末尾兩句強音：“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前一句顯露出詩人激情奔越的個性和壯浪縱恣的文筆風格，后一句宣告與四十多年草間人的生活絕裂，將踏上實現政治抱負的途程，意氣直干云霄。詩在最高潮處戛然而止，留給人們的卻是無窮的回味。

李白并非無學，但他一向以才情為詩，以宣泄見長，學為才用。這首詩也不例外。我們感受到的是一股感情流，一股直貫全詩首尾的奔騰喜悅之情，語言似不經意寫出，完全為表現感情服務，成為感情的附庸，幾乎使人不覺得文字的存在。此其一。詩人雖不琢煉文字，有似率爾成章，然而全篇詩語清通洗煉，絕無贅詞長語，這是有豐富才學為基礎才能達到的文字高境。此其二。貫串全詩的雀躍之情，并非直露地傾述出來，而是通過詩人一系列情態與心態的描寫體現出來。人們不是從詩中聽到詩人述說他的感情，而是從詩人情態與心態所表現的鮮明形象中感受到詩人那狂喜之情，不知不覺地隨著詩人的情緒而心潮洶涌，表現了極大的藝術感染力。此其三。李白詩以宣泄感情成章，文隨情轉，難言章法，但感情亦自有推激起伏，別成一種格局。如本詩前六句以寫歌舞狂飲為主，卻并不一步到位，而是層層推衍，由白酒黃雞到呼童備筵再到歌舞取醉，有如從漫坡登山，漸至高處。而此六句只寫狂喜之情，不點明狂喜之因，至七、八句才陡然揭開，有似已到山之高處，卻迎面立一峭壁懸崖，不能不翻躍而上，章法騰挪不平，并有山回路轉、柳暗花明之妙。而此下每兩句一折，愈激愈高，直導致那最強音。所以全詩不僅于山回路轉中將我們帶入一個新的境地，還將我們高置于一座奇峰之上而結束，妙不可言。此種尤為李白所獨有的造詣。此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