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荀鶴詩《再經胡城縣》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

唐末社會矛盾十分尖銳，苛征暴斂和繁重的徭役使人民紛起反抗，統治者則以殘忍的手段鎮壓和屠殺，以維持其腐朽的統治。殺人愈多便愈能得到朝廷的賞識，升官越快越高。杜荀鶴這一首詩，便是反映這一內容的佳作。

詩寫作者兩年之中兩次到胡城縣的見聞及感慨。詩人的構思立足于“再經”，由“今來”所見追述“去歲”，以對立對比手法揭露了生靈涂炭之日卻是殺人魔王升官之時的荒唐事。從作者“去歲”來縣城聽到百姓眾口一詞，齊聲喊冤中，不難想見縣宰是何等的貪婪殘暴，坑害人民，而當詩人今年再來時，情況又是怎樣呢?按常理，這個胡作非為的縣宰一定受到了朝廷的制裁，換上了清廉的官吏。事實卻出人意料，這個臭名昭著的酷吏竟受到了朝廷的破格提拔，得到了“加朱紱”的特殊待遇。作者用對立的藝術手法深刻而又有力地揭示了滅亡前夜唐王朝的黑暗與腐敗，預示了必然滅亡的結局。“便是生靈血染成”一句，詩人匠心獨運地把縣令穿的紅袍子與百姓賣力賣命的血汗這兩種顏色相同而性質相反的事物組合在一起，產生了極好的審美效果： 有力地揭露了“紅袍”所凝聚的罪惡，亦即“紅袍”成了罪惡的標志，以后百姓的苦難將更加深重，而且也成了唐王朝斷然與人民對立的象征。這種孤注一擲，正是瀕臨絕境的心態的表現。而且這一意象富有強烈的視覺感，具有驚心動魄的藝術感染力。若將此句與劉鶚《老殘游記》中“血染頂珠紅”的詩句聯系起來進行審美觀照，更可見出杜荀鶴此詩思想與藝術的深刻性、典型性與超時代性。

全詩雖然只有二十八字，讀來通俗易懂，但卻形象鮮明，境界高深，內蘊豐富，具有厚積而薄發和以淺寫深的藝術審美效果，顯示了杜荀鶴的藝術個性。

在晚唐這個動亂時代的詩歌發展流程里，我國詩歌正朝兩個藝術指向發展，形成了具有不同藝術風格和美學傾向的兩派： 一派詩人著重在藝術美上下功夫，刻意錘煉字句，追求詞藻的華美，在筆端傾瀉個人的歡樂與哀愁，形成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風格;另一派詩人則繼承和發展了杜甫、白居易以來的古典現實主義傳統，揭露黑暗，譏諷現實，注重詩歌的思想內容，以平易樸素的語言和憤激直斥的情感唱出了一曲曲唐王朝行將入墓的挽歌。聶夷中和杜荀鶴就是后一派的代表詩人。其詩的思想藝術特色已如前述，這里所要闡述的是他們的作品代表了晚唐新樂府運動獨具的特色。

從詩人的創作動機和心態看，白居易等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們自信只要皇帝知道了這些社會弊端而加以療救，這個社會還會變好。他們希圖以諷喻的藝術手法干預生活，幫助社會重新走向盛唐的繁榮。因此，一些詩句在揭露弊端上雖不無深刻之處，如“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輕肥》)、“少奪人衣作地衣”(《紅線毯》)、“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買花》)等等，但在選材上，作者或歸之自然災害的難以抵御，或歸之貪官的為富不仁，這還只是停留于對現象的羅列，沒有道出深層的本質。晚唐新樂府運動的代表者杜荀鶴、聶夷中等人，則不再滿足于諷喻，而是大聲疾呼地抗議，怒不可遏地鞭撻，無可奈何地哀挽。他們清醒地看到社會矛盾在不斷激化，唐王朝已出現滑坡的局面，預見到其滅亡已是不可逆轉的時代悲劇。雖然他們從傳統的儒家思想及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有時也有表示寄希望于君王的作品，但其立場已經與前者大不相同。他們不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場上對人民表示憐憫，而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義正辭嚴地代人民申訴不平，痛心疾首地揭露社會黑暗，并向統治者提出強烈抗議。因此，在選取典型素材上也與前者不同，他們不只是書寫“生民病”，而是選用血淋淋的令人觸目驚心的內容入詩，以造成振聾發聵的強烈效果。

從藝術性上去作審美觀照，杜荀鶴和聶夷中所代表的這一派詩人具有自己的風格特色。他們不再像中唐新樂府詩人那樣用古體詩反映現實弊端，而是在近體詩嚴格的規范內熔鑄進“傷時”、“救物”的內容，從而形成新的美學風格。在語言上，他們追求樸實、平易、通俗，這已不單是像白居易所追求的“欲見之者易諭也”，而且還賦予了深刻的內容。他們更多的是表現時代的情緒。為了更好地傳達出時代的心聲，他們有著嚴肅的創作態度和藝術上的刻意追求。

總之，晚唐詩壇的這一流派，雖然沒有成就杰出的一流大詩人，但人數卻相當多，其中數杜荀鶴成就最高，聶夷中、皮日休、于濆、曹鄴、羅隱等人次之。 這派詩風對后代古典現實主義詩歌的創作產生了重大影響，我們應給它以應有的地位和足夠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