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益詩《夜上受降城聞笛》原文|注釋|譯文|翻譯|鑒賞

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xiāng)。

李益既擅長于七言絕句，又以寫作邊塞詩著稱，《夜上受降城聞笛》正好是兩者的完美結合，因之理所當然地成了李益的代表作。李益長期從軍，到過北方、西北許多邊遠地區(qū)，有著豐富的軍旅生活經(jīng)驗。一次，當他月夜登臨受降城的城樓，月光與笛音深深打動了他，他深切體驗到了將士們久戍邊地的思鄉(xiāng)之情，便寫下了這首色淡情濃、含蘊豐富的小詩。前人對此詩評價很高。清人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將它列為四首唐人七絕“邊塞名作”之一。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認為“中唐絕‘回雁峰前’為冠”(內(nèi)編卷六)。

詩中所說的“受降城”，多數(shù)注家認為是指唐代朔方道大總管張仁愿所筑的東、西、中三受降城中的西城臨河(故址在今內(nèi)蒙古杭錦后旗烏加河北岸)。但是第一，西受降城不能省去“西”字簡稱作“受降城”，而只能簡作“西城”。李益另有《夜上西城聽梁州曲二首》可證。第二，前兩句中以“回樂烽”與“受降城”對舉，“回樂烽”當指回樂縣的烽火臺，與西受降城相距好幾百里，登上西受降城是看不到回樂烽的。所以，“受降城”不可能是指西受降城，而應該是指靈州的州治所在地回樂縣(在今寧夏境內(nèi))。隋唐時期，這里是防御突厥的重鎮(zhèn)。貞觀二十年(646)，唐太宗曾親臨靈州接受突厥一部的投降，受降城之名即由此而來，并一直延用到宋代。宋人張舜民在靈州作《西征》詩：“靈州城下千株柳，總被官軍砍做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宋史·張舜民傳》說：“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砍受降城柳為薪之句……”可見，直到宋代仍以“受降城”稱靈武(郡名，即靈州治回樂)。明白了受降城指回樂，詩的一二句互文見義也就一目了然了：“回樂烽前”與“受降城外”，到處都是“沙似雪”、“月如霜”的景象。從方位來說，烽火臺在回樂城東面數(shù)十里的山丘上，在晴日或朗月下站在城頭上可以清晰地見到烽火臺的姿影。詩人先寫烽火臺，可知他登城以后東向而立，月白如晝，想是正當農(nóng)歷十五日左右吧。回樂地處我國西北部，距騰格里沙漠不遠。這里，氣候干燥，月光由于減少水氣的折射而顯得分外明亮。明亮的月光映照著的，是與戰(zhàn)爭密切相關的烽火臺、沙場以及受降城的深溝高壘，因而月色與月光下的沙地帶給詩人的是霜雪般攢心的寒意，泛起一種置身邊地、懷念故鄉(xiāng)的淡淡哀愁。“明明如月，何時可輟? 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曹操《短歌行》)這大概可以用來說明詩人此時的心情吧?正在這景色撩人的當兒，夜風又偏偏送來了進一步引動鄉(xiāng)情的笛聲。第三句中的“蘆管”，從詩題可知指“笛”。笛子奏出的是什么曲子，詩中沒有明說，但從末句進一步抒寫“望鄉(xiāng)”之情看來，總是容易勾起鄉(xiāng)思的曲子。笛曲有《行路難》、《關山月》。《樂府解題》說：“《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險及離別悲傷之意。”又說：“《關山月》，傷離別也。”無論“橫笛偏吹《行路難》”(李益《從軍北征》)，或者“更吹羌笛《關山月》”(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之一)，無不加重征人久戍思鄉(xiāng)的情緒，即使是召喚春天來臨的笛曲《梅花落》、《折楊柳》，征人聽了，也會因置身荒冷的邊地而加重對故鄉(xiāng)的懷戀。所以，“不知何處吹蘆管”抒寫的正是“聽不盡”的“撩亂邊愁”(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之二：“撩亂邊愁聽不盡”)，只是不曾明白說出罷了。這句詩不僅含蓄，而且細膩。“不知何處”四字細致入微地表現(xiàn)了初聞笛音時剎那間的尋覓，以及還來不及弄清究竟就已鄉(xiāng)情盈盈難以自已的情狀，順勢轉(zhuǎn)到了最后一句的抒情。巧妙的是，詩人并不直抒，卻借用征人望鄉(xiāng)的鏡頭加以表現(xiàn)。詩人推己及人，從切身感受中深刻體驗到了戍邊將士的鄉(xiāng)情，便在末句中用泛稱“征人”，并以“盡”字相配，概括了征人的全體，從而使詩作具有了更大的概括性，大大開拓了作品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作品的社會意義。這與《從軍北征》中的“磧里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的意境十分近似。所不同的是，“磧里”兩句用筆比較客觀，此詩則處處滲透著詩人的感情。在“盡望鄉(xiāng)”的“征人”中不難見出詩人的面影。

《夜上受降城聞笛》之廣為傳誦，推究起來，是與詩中所抒發(fā)的久戍思歸之情的典型性分不開。唐自安史之亂以后，藩鎮(zhèn)割據(jù)，唐王朝愈來愈失去控制地方的力量;對于日益嚴重的邊患也愈來愈束手無策。杜甫在去世前哀嘆過的“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贈湖南親友》)，到李益時，無論內(nèi)地或邊疆，戰(zhàn)血仍然長流不斷，軍聲依舊時時可聞。往日衛(wèi)國保家、立功邊疆的豪情，已逐漸為怨戰(zhàn)思鄉(xiāng)之情所代替。雖然在盛唐詩中也并非不寫征怨，在哀嘆“萬里長征人未還”(王昌齡《出塞》二首之一)時，難免也會愁對邊聲(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之二：“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但是作為當時主旋律的，卻是“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同上之四)的為保衛(wèi)邊境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毅和決心。在中唐詩中也并非沒有“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擬回頭望故鄉(xiāng)”(令狐楚《少年行》四首之三)那樣的忠勇之詞，但更多的卻是抒寫在“白發(fā)生頭未得歸”(令狐楚《塞下曲》二首之二)的情況下“把得鄉(xiāng)書淚似珠”(同上之一)的怨戰(zhàn)與思鄉(xiāng)感情。李益之所以一再在詩中表現(xiàn)久戍不歸的主題，正是他所處的特定時代的人們心理狀態(tài)的反映。他的《夜上受降城聞笛》之廣為流傳，歸根結底，正是唱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將士的心曲的緣故。與抒寫怨戰(zhàn)思鄉(xiāng)的感情相適應，中唐時邊塞詩的風格也由盛唐時的明快、雄豪一變而為凄婉低沉。《夜上受降城聞笛》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欲說還休，吞吐不盡，比較典型地代表了中唐邊塞詩的風格特點。這也是使此詩成為李益邊塞詩的代表作并作為中唐邊塞詩的名篇流傳久遠的一個重要原因。

前人為了抬高《夜上受降城聞笛》的地位，說此詩“非中唐所得有”(胡應麟《詩藪》)。如果從所抒發(fā)的思想感情與所表現(xiàn)的時代風格來考察，這一說法肯定是站不住腳的。但就論述詩歌的藝術成就而言，卻有相當見地。盛唐詩歌重在氣象興趣，得魚忘筌，擺落字句;中唐詩歌重意，雕章琢句，漸露形跡。在這一點上，李益詩確是近盛唐而遠中唐的。在《夜上受降城聞笛》中，詩人從深有體驗的感情出發(fā)捕捉住最動情的景物，融情入景，以簡馭繁，創(chuàng)造了一個簡潔空靈的藝術世界。此詩寫到的景物，不過明月、白沙、笛聲而已，但無不具有邊地的特色并浸透詩人久戍思歸的深情。進入詩中的那明月，那白沙，那笛聲，既是引發(fā)思想感情的觸媒，又是思想感情的載體。詩人的感情就像月色那樣深邃廣遠，就像笛聲那樣悠悠不盡。這除了要歸功于他對邊塞生活的熟悉與對戍邊將士思想感情體驗的深刻以外，也是與他深諳藝術表現(xiàn)的辯證法并具有高度的藝術技巧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