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洵《議修禮書狀》原文|注釋|賞析

蘇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后聞臣僚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 前所授敕，其意曰： 纂集故事而使后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本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 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庭之禮，雖為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 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茍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為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 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后有隱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也。至于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也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 《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后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于隱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 《公羊》 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 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于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后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無疑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于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狀”是古人寫作的一種文體，用于下對上陳述事情，本文是蘇洵向參政侍郎呈獻的一篇議論文，文中體現了作者撰寫史書類文章所持的“不虛美、不隱惡”的觀點，文章深入淺出、議論縱橫，析理深慎，行文自然，掩卷深覺作者議論之剔透，觀文又無刻意謀篇之痕跡，實為古代文學中“狀”類文章之佳品。

蘇洵自從得到翰林學士歐陽修和樞密韓琦的推薦，朝庭曾召試舍人院，但洵托病不試，于是授之秘書省校書郎，后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任上，他與陳州項城(今河南項城縣)縣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后就死了。本文便是在修《禮書》過程中，蘇洵因修禮觀點與臣僚不甚相同，故而上書參政侍郎。

文章伊始，開門見山地引入了同僚對撰寫《禮書》的不同見解，其同僚認為，祖宗的所作所為，不可能是沒有過錯的，在編撰禮書時，對于祖宗的“過差不經之事，”要像割草那樣，“欲盡芟無使存錄”。對此，蘇洵并未簡單茍同，而是十分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他首先指出，臣僚們的這種議論，是不符合詔書原旨的，在封建專制社會中，皇帝至高無上，其意旨是不容違背的，敕，指詔書，蘇洵是奉敕修禮，先概括地講，臣僚的說法，是“與敕意大異”，從根本上否定了臣僚們的觀點。隨之，較為具體地指出，授敕之意，是要“纂集故事而使后世無忘，”而不是要把《禮書》寫成經典文獻，禮節儀式制度之類，讓“后世遵而行之。”可以清楚地看到，臣僚們的意見是與原旨大相徑庭的。這一層寫了上狀的因由，與臣僚的歧見，并從根本上概括地反駁了“臣僚上言。”

接著，作者從文體的角度提出，他奉敕編修的《禮書》，屬于史書之類，而撰寫史書，則應“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只是要如實的記載，讓后人知曉，故而“善惡自著”，這才是寫史的文體。如果僅記載先人的善行而舍去其惡，那是創作文學作品，而不是蘇洵“職之所及。”由此可見，臣僚們對蘇洵撰修禮書時的責難，實乃“不已過乎”。隨之，進一步引申到現在朝庭上的“禮”，雖然已經相當詳細完備，但相互矛盾之處亦是屢見不鮮，“非特一二事而已”，若想將矛盾之處去除，又不知應去除的是些什么，其原因就在于，如果去除了矛盾處，相應的那段內容就不得不去掉，如果去掉了一段段相應的內容，那么朝庭上的禮也就會變得殘缺不全，毫不完備。如果只是去掉相矛盾的那一部分，而保留其某些方面，那么通篇《禮書》就會出矛盾，不整齊劃一，更何況上言的臣僚之意是為了掩蓋先人的過錯，以全臣子敬上之意。作者從文體的角度，說明其所修的禮書當持的寫法。隨后，借用歷史來說明自己的觀點，較之空泛的道理更有說服力，為自己的觀點提供了有力的論據。作者首先引用了孔子修《春秋》的史實，蘇洵認為孔子修《春秋》時，有些歷史上的事情沒有記載，主要是因為孔子“惻怛”，不忍心寫入的緣故，而臣僚們所說的是要隱瞞先人的惡行，如春秋時齊桓公的死和子般的被殺，只是提到而已，并未詳細記載，因為孔子認為這是可以不記載的，而至于成宋之亂，齊國的狩獵，魯僖公的繼位，以及魯國按因畝征收的軍賦，魯宣公十五年時的“初稅畝”等等，這些事情都是直書不諱的，這些事情雖為不善，但不是不能寫入史書的。至此蘇洵指出，如今先世的所作所為，雖有小的不善，而與《春秋》所記載的事情尚相去甚遠，若都隱諱不寫，就會使后人不了解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徒見當時之臣子，”那些被臣子隱諱未被記載的史實，本以為可以不寫，其實是想有益于先世反而損害了他們，“欲益而反損”，事與愿違。作者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道理，又進一步舉出《春秋》、《公羊傳》 中記載的關于紀國與項國為齊國所滅的事為例，這種事情原是圣人所避諱的，然而，雖然避諱，但不是不記載，只是記載時用較委婉的言詞罷了，這樣的事情仍是被如實地記載下來。所以，作者認為，史實沒有被去除，這并不是要宣揚先人的過失，而是記載下來，告知后人，以此為戒。在這里，作者十分自然地表達了自己對修禮書的見解，史書不僅要忠于歷史，不擇善惡，秉筆直書，遇事而記，而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使“后世無忘之。”為了更為深化不擇善惡，秉筆直書，遇事而記的觀點，蘇洵還抓住人類心理上的一個特點加以說明，如果沒有原因就把歷史上的事情除去不載，后人將會因為不了解真相而產生大的疑惑，這自然十分不利，作者以班固作“漢志”為榜樣，凡是漢代發生的事情都作了記載，并未因事情的善惡而加以選擇。現在修禮書就應象班固那樣，因為先人的“小有過差”，并不足以“害其大明”，白璧微瑕，不足為慮，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后人不產生疑惑，這也是撰修禮書者應盡之責。通觀全文，作者從多角度論證了自己的修史觀點，不僅從歷史上，還從文體上、心理上等諸多方面論及了修史要“不虛美、不隱惡”。從作者忠于實錄精神的修史觀中，也折射出作者剛正不阿的性格，編修禮書，非人云亦之事，若曲意逢迎者修之，隨意隱惡揚善，其史書之價值，豈不蕩然無存。

著文立言，曉人以理，本文不足七百字，但事非曲直，講得清清楚楚，文中語言，質樸簡約，流暢婉轉，文章結構嚴謹，層次分明，讀來似聞隨意之語，但井井有條，頭頭有道，高度體現了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特點，也展示了蘇洵散文獨特的藝術魅力。據《老泉先生集考異》所云：此篇“破庸人之論，直造西漢。”或問：“方西漢何等文字?”曰：“劉向《請與禮樂疏》，吾邱壽王《禁民挾弓弩對》篇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