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曾鞏《宜黃縣學記》原文|注釋|賞析

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于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 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 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 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于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后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教也。其動于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內;其謹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盡壞。千余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宋興幾百年矣。慶歷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于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于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于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于學者，其果然也歟?

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 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 一家之行修，移之于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

縣之士來請曰：“愿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唐宋八大家文中以勸勉后學，論說師道為題旨的名篇頗多，其中唯韓愈的《師說》、《進學解》; 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廣為流布，世所稱譽。其實，王安石亦寫過《慈溪縣學記》，曾鞏更有《南豐縣學記》(見《隱居通議》卷十四)、《筠州學記》和《宜黃縣學記》的傳世。曾、王兩家以“記”名篇，敘述“縣學”之人事，由古及今，殷殷寄語，直抒胸意。與韓、柳有所不同，文章重在論辨辦校興學之盛衰利弊; 強調從師業友，培養人才的極端重要; 指出發展教育事業實在是使“風俗成”、“人材出”、“教化之行、道德之歸”的最好途徑。僅以曾子固《宜黃縣學記》為例，其文敘記論辯，條文縷析而井然有序，其辭唱嘆有情，“紆馀委曲”而“法度”“謹嚴”，確如后人所贊：“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朱子語類》)

我國古代學在官府。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 (遂) 有序、國有學。”(《禮記·學記》篇) 明顯地將各級學校的名稱對應于人口的多寡。上古定二十五家為“閭”，五百家為“黨”，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可見古代學校的設置受到了地方人口與生員數量的限制。自創立書館、學堂、太學、國子監、直至府、州、縣學，從中央到地方，官辦學校終究歷千年而不絕。然而有宋一代，地方學校卻幾興幾廢，生員或聚或散。據《宋史·職官志》記載，慶歷四年 (1044)，“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宋仁宗雖有“以學為先”之心，但一紙詔令，卻將宜黃一類小縣排斥于“立學”之外。迫使宜黃“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講習。”雖如此，其疏漏處卻明顯。豈知慶歷五年又有“天下之學復廢”的政策頒布。《續資治通鑒長編》稱：朝延鑒于某些地方官吏“貪崇儒之虛名，務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閭，浸不可止。”于是斷然詔曰：“自今有學州縣，母得輒容非本土人人居聽習。”真是矯枉而過正，些舉弊端尤甚，遠出于政策頒訂者的初衷。首當其沖的受害者自是宜黃一類小縣的“士之學者”。“母得輒容”四字生生斷絕了他們求學人仕的前程。至于阻礙了學術之交流，不利于上一級學校之發展，其影響更是積患于后世。所以，“宜黃縣學”的創建非同凡響，其意義已超出了一邑、一校、一時。

然而，宋代辦校興學之起落，官學的或盛或衰卻與當權者重視程度密切相關。特別是作為基層一級的州學、縣學，則更是同本地“父母官”的身體力行息息相連。“宜黃縣學”之所以值得曾鞏為它題“記”，正因為有這樣一位熱心教育，獨立辦學的新縣令李君祥，他的遠見卓識與敢作敢為得到了宜黃各界的熱烈支持，使縣學得以迅速創立，對當時北宋的教育事業之弊端，無疑是種指斥與補偏。曾鞏正敏銳地看到這一點，從感嘆“宜黃一小邑，李令一小官”的“興學于邑中”(《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到激發起作者對興學辦校，培養人才的慷慨陳詞，又恰值“縣之士來請曰：‘愿有記’”，遂有曾子固欣然應允，為后世留下了又一篇“學記”散文，成為闡發作者教育主張的專論。

以“記”名篇的散文，內容廣泛，千變萬化，歷來并無成法。所謂“似賦而不侈，如論而不斷，擬序則不事揄揚，比碑則初無誦美”(孫梅《四六叢話》)，擬可識其文體之難度;而“學記一體，最不易為”，唯“王臨川、曾子固極長此種。二個皆通經，根柢至厚，故書皆成理”(《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則應能佐證《宜黃縣學記》無愧于大家手筆。觀行文，說理明晰，文氣直貫而下;論辯縝密，結撰整飭多變;敘述簡約，語辭不迫不躁。全篇以“縣學”為題，生發開拓，正反兩論對比鮮明。由“學”而身而家而國。從“自幼至于長，未嘗去于學之中”論起，對古時學制的“學有《詩》、《書》、》、《六藝》”;以習其“舉措”、“恭讓”、“從事”;“師友以解惑”;勸懲以“勉”“戒”，逐一介紹了上古時期學校的設置、教學的內容與方法。指明其興辦學校之教育目的;“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以便“皆可以進之于中”。所謂“中”即儒家的中庸之道，而“性”則指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作者進而由“學”而“教”：闡述上古學制傳授六種技藝，且教“得其宜”于“進退語默之際”，授“無動其意”于“臨故禍福生死之時”。至于國家后備人材的培養，除“六藝”、舉止言行及道德修養之外，更要使其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曾氏贊嘆上古學制雖在“堂戶之上”，卻能造就出大批領“九州之業”，謀“萬世之策”、“履天下之任”，為社會與國家所需要的人才。作者正面論證了古代立學之利，由小到大，層層遞進，嚴密而自然。文筆極其簡潔暢達，行文駢、散并用，長短句間雜，使文勢跌宕波折，正可謂“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郁于紙上。” (姚鼐《古文辭類纂》) 對于古時學制之“教”，作者更予以細筆勾勒： 既然“凡人小事”、“國家大體”、修身養性、風尚習俗“皆自學出”，可見興學辦校的重要。所謂“而無斯須去于教也”，順筆一句轉折，便將“教” (即辦校講授)的地位與作用更深一層揭示。文中以一組整齊的“其……必使”句式，闡明“教”者所要達到的目的：“動于視聽”，須“洽于內”;“謹于初”，則“要于終”。至于“馴之以自然”，“待之以積久”指出了要學有所成，教有所獲，只能寄望于日積月累的化人自然之中，實際上論述了創辦學校斷不能忽冷忽熱，時興時廢，而人才之造就，更是非一日一時之功。其理深妙而出語淺顯，雖屬老調，老話，在曾子固筆下卻蘊藉著新意。行文中句式靈活多變，不僅起到了承轉起合、文氣貫通的功用，而且使議論精巧有力，論證層次井然。作者由小見大，從淺人深，反復闡述。雖說是在講上古立學興學之傳統和成就，語調中亦顯露出曾鞏思想上“至德要道”的儒學烙印。然而曾鞏并不一味泥古復古，對于古制古法，儒家道統，他尤其注重經世實用，主張“有常有變”。所謂“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禮閣新儀目錄序》) 即使在大段論證上古學制的興盛時，其文依然是心誠語殷，時論時訴，言辭多帶期望。文中“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與“為教之極至此……豈用力也哉!”二句似問似答，曾氏借“縣學”而托寄心志，感慨與希望溢于言表。所謂曾鞏長于議論，行文每每能“窮盡事理”，可見他立論有據，溫醇典重的風格中，頗多情意懇切。

“學記則為說理之文”。(《林紓選評12古文辭類纂>》) 這一認識雖帶有桐城派古文家的框框，卻是頗有見地，搔到了癢處，曾子固在《宜黃縣學記》中，一反“記”體散文里敘寫人事的慣用手法，從結構上便突破了先敘事、次描寫、末以議論作結的“三段論式”，落筆即溯“學”之淵源，“自家至國”，“古之人”“皆有學”，起勢不凡。正面對上古之學制的論述，繁而不厭，或論或評，或敘或議，錯雜并用，不拘一格。從“學有《詩》、《書》、六藝”，到習其“舉措”，“恭讓”、“從事”; 從“養其身之備”到“凡人小事”，“國家大體”的“皆自學出”。無一處不是循循善誘的說理議論，而其論證層層深進，絲絲人扣，給人以一種與“縣學”主題若離若即的飄渺超脫之感。直至點明上古學制能使“人人學其性”、“皆可以進之于中”。作者贊揚上古盛世的“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自學出”，自然證實了“無斯須去于教”的無疑。這種說理之法是極巧妙的，看似大段的正面論證，“游于物外”，其實對宜黃學記的承繼上古學制之褒獎已隱伏其內。首句“皆有學”三字，為后文論立學興廢的利弊作伏筆。“詩書六藝”亦使末段的“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比勘信實，有根有據。

下文的反面論證并不取與正面闡述同樣的筆墨。這是此文的一個特點。作者只總領以“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盡壞”一句便將曾鞏由“宜黃縣學”而生發的感嘆盡泄其中。所謂“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舉動”“唯其自肆”;“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無教養之漸”，民亦無治教之吏，使得“不行仁政”，積“盜賊刑罰”已達“千余年之間”，唯其上古學制“盡壞”，以至“衰弊”于修身、理家、治國。曾鞏散文“本源六經”(《宋史·曾鞏傳》)，儒家正統氣味甚重。唯說理論辯時“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謹不醇之弊亦已少點”(《曾南豐文粹序》)。此處作者將古學衰廢于“國家大體”的最大危害，莫過于“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予以指出，真是一針見血。對照于上文的“刑罰措”、“材之成”、“三公百官得其士”，一反一正，觀點鮮明。

至于宋代學制幾經興廢，其利弊已顯然。何況是曾鞏親身經歷，親眼所見，感受自然深刻。所以即使在記敘“宜黃縣學”創建的始末，曾氏亦能在行文中巧寓褒貶，直抒胸臆。此處的手法似乎又回到了“記”體的程式：寫慶歷問辦學的或興或廢，交代了宜黃立學的時代背景;從宜黃“猶不能學”到“士亦皆散去”，又折寫一筆，另起波瀾;對新縣令李君詳的“始議立學”，縣之士“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更是不厭其詳。所謂“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先表明“始議立學”所得到的熱烈響應。以下由“積屋”、“門序”、“講堂”、“棲舍”，而“積器”、“用具”;以至諸子“祭像”、“經史百氏”之書文，一一詳明如數家珍。曾氏連用了“皆足”、“皆具”、“皆備”等詞，表達了作者對縣學的贊揚與肯定;而“區若干”、“數若干”、“日若干”，更是以精確的統計數證明宜黃縣學的創建，實乃得益于各界的積極支持與同心協力。末以“何其周且速也”作結語，將曾氏欣然題記時的心情神態刻劃得栩栩如生。

作者極善于敘中有議。此時偏插入一節廢學之時流行的怪論：“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并點明出于“有司之議”，其茺謬本不值一駁，如今在宜黃縣學的事實面前更是不攻自破。“唯其……而……而”的句式簡潔有力，“令之一唱”，“四境之內響應”，“圖之如恐不及”，文字生動形象，敘中有駁，給人的印象極深。

據考，古之宜黃縣，即今江西南城縣西。宋時屬江南西路撫州臨川郡。宜黃縣學“在縣治北，宋皇佑初，始建于社稷壇右(后?)”(《清一統志》)曾鞏作《宜黃縣學記》文末題具“十二月某日”，且文中有“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后”，可證此文確是題記于縣學創建之時。作者對興學辦校的利弊已作了一反一正的論證，兼以批駁“有司之議”的茺謬，末段更指出宜黃原本就有辦學的條件。所謂“多良士”、有“賢令”，宜黃人又能不失時機地加以利用，所以縣學不僅很快建成，而且頗具規模。若要辦好縣學，只能以上古學制為法，努力“進之而已”。曾鞏并不以表彰縣令李君詳為主旨，而是以自己求學入仕，深造道德的體會，大聲疾呼興學辦校對于“風俗成”、“人材出”、“教化之行，道德之歸”的何等重要。而通篇行文流暢簡明，或議或敘，反復論辯，層次分明，首尾照應。確是一篇“篤于經學，頗能窺見先王禮樂教化之意”的散文佳作。朱子所謂“說得古人教學意出”或正在此。

全文結撰不同于一般“記”體散文。以說理起筆，論中有敘; 以敘述結篇，雜以辯析。曾氏尤善于用詠嘆語詞結句，文中各段，段尾收句，每每落墨于唱嘆。或“為教之極至此……豈用力也哉!”或“嗚呼……其不以此也歟?”、或“何其周其速也!”，“其果然也歟”、或“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不可勉歟!”既收束段義文義，亦使文氣連貫，轉承自然。而語句參差變化，兼收停頓舒展之功。方苞曾說“散體文惟記難撰結，……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答程夔州書》)，讀《宜黃縣學記》卻因曾鞏文風味淡而甘，循循善誘而感嘆“學記”一體，確非曾子固之筆莫屬。

作者由古及今，反復辯析興辦學校，發展教育事業的重要性，這種熱心辦學的精神，今天仍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