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與王庠書》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

某啟：遠蒙差人致問安否，輔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水陸蓋萬余里矣。罪戾遠黜，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盡此歲，此君愛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奉多暇，起居佳勝。某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僵仆者相屬于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饑飽過度，茍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念。

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于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況其下者?文章猶爾，況所謂道德者乎?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幾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

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于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 三復來貺，喜抃不已!應舉者志于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況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 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啟，少謝萬一。

蘇門弟子黃魯直曾說：“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的確，書札在東坡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論學談藝的精湛見解往往薈萃于敘友情，拉家常的一般性書信內容之中。《與王庠書》便突出地體現了這一點。

這封信是紹圣元年 (1094) 蘇軾左遷惠州后，王庠大概于始圣三年派兩人前往探視，等到兩人返回時蘇軾捎給王庠的。王庠，字周彥，榮州(今四川榮縣) 人。庠年幼穎悟，七歲屬文，后窮經史百家之學。為蘇軾侄婿，以文見愛于蘇軾。信中提到“《經說》一篇”，原文已佚，但《宋史·王庠傳》有“嘗以《經說》寄蘇軾”的記載，并著錄部分內容，可參證。

《與王庠書》以平實老著的曲筆，反映出蘇軾當時沉重的心情。元八年九月，那些投機變法的官僚，利用哲宗親政的機會，打著新黨的旗號，開始報復元祐舊臣。紹圣元年，他們以蘇軾起草制誥“譏刺先朝”的罪名，撤掉他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的官銜，將其連貶三次，最后落腳惠州安置。年逾花甲的東坡深知朝廷對元祐舊臣終身不赦，已絕北歸之望，因此有“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的凄涼衰颯之鳴。文章三言己罪、“罪戾遠黜”，“此君愛之過而重其罪也”，“某罪大責薄”。這決非南冠客思的屈服，大抵侄婿王庠有憤憤不平之語，蘇軾又處在朝廷爪牙的監視之中，為了避免更大的迫害，只好暫行韜晦之計了。而“此君愛之過而重其罪”一句，述親情，感已悲，心曲強壓，非經歷霜刀風劍的嚴酷環境者不能體會個中滋味!

然而，東坡的情態依然閃射著樂觀主義的光華。每及論學談藝，“中心樂之，自進不已”，似乎忘記了才人命蹇的苦難。本文提到的“辭至于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和”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的觀點，是他的美學思想和現實主義創作主張的重要組成部分，足使大札生輝，傳諸千古。

“辭達而已矣”，是孔子的一句名言。要理解蘇軾“辭達”說與孔子“辭達”說的關系，有必要把蘇軾著作中論及“辭達”的三個地方和盤托出。《答謝民師書》有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于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于口與手者乎! 是之謂辭達。”《答虔倅俞括奉議書》有云：“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達之于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本文則說“辭至于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孔子論“辭達”，講的是文章的表意性，即重質。宋代道學家宣稱：“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通意斯止矣，無事于華藻宏辯也。” (司馬光《答孔文仲司戶書》) 這就把孔子的理論引向重道輕文的極端。蘇軾卻將“辭達而已矣”同孔子的另一說“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結合起來，改變了止于達意的內涵，進而又突破了把文學的特征僅僅理解為語言文采的膚淺見解，把“辭達”解釋為善于“系風捕影”描繪出事物美感形象的達物之妙; 并且指明藝術創作活動首先是一個“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的審美判斷過程，然后才是“知之患不能達之于口與手”的審美傳達過程，而評價文學家藝術構思和藝術表現水平高低的標準，就是“辭達”。本文所說“辭達”的“不可以有加”，則著重強調“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的美學趣向。它是“理”、“口”“手”統一的“求物之妙”的必然產物。綜上所述，蘇軾的“辭達”說與孔子的“辭達”說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它從內在特征上劃清了文學同一般文章的界限，為在更深的層次上探索文學的規律開辟了道路。當然，東坡的“辭達”既然是對孔子原說的繼承和發展，便不應該也不可能是全盤否定。“《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對王庠非文藝性論說文的褒揚，就仍然包含著孔子的原意。

《與王庠書》還提出了“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的現實主義創作思想。東坡至少三次懊悔過他的少作。本文說：“某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于世。老病且死，獨欲以此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答李端叔書》反省自己少時讀書作文“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科人習氣。”《與滕達道書》對其當初反對新法檢省如下：“雖此心耿耿，歸于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可以看出，蘇軾把空文，妄論、悖理放在實用的對立面，正是他始終堅持的“言必中當世之過”創作思想的佐證。蘇軾向王庠強調的“以文設科而文始衰”，“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道出了為官造文、為文造情的反現實主義文弊;“應舉者志于得而已”，含蓄而又辛辣地掘出“儒者之病”的老根。

這篇文章論學深刻，述情懇摯，語言風格平實老著，于衰颯中顯現東坡先生瘦硬的風神。此外，有兩點值得注意。一，鑒史的那段文字體現出哲人的睿智。“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幾上肉，但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呂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歷代政治家為之津津樂道。第二，“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巧妙用典。《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王凝之是謝安的侄婿，與王庠姓同身分同，而東晉才女謝道韞敘致的清純幽默，也恰與蘇軾的神思相契合，于是乎信手拈來，以表達對王庠前途的殷殷冀望，同時對蘇轍的女兒寄以珍愛之心，可謂一石雙鳥。像這樣機敏貼切地溶化古人故事，而絲毫不露斧鑿之痕，充分地表現出東坡的才氣。

蘇軾重視對于晚輩的思想文化教育，固然值得稱贊，但認為“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的觀點，是不符合中國文學史的實際情況的; 而“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的天命論思想，便反映出他世界觀中的局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