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韓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原文|注釋|賞析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茍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一篇一百五十余字的短文，但其含蘊十分豐富，構思獨具匠心，是一篇深受歷代散文家和評論家重視的佳作。《古文觀止》評曰：“文僅百十余字，而有無限開合，無限變化，無限含蓄，短章圣手。”姚鼐說此文“冠絕前后”。這些評論都說明本文有相當高的藝術成就。

這篇文章的第一個特點，是作者敢于沖破贈送序這種文體的傳統模式，充分抒發真情實感，使讀者耳目一新，從而產生強烈的感情共鳴。序本來是一種評介作品內容的文字。古人在與知交分別時，常賦詩相贈，而在詩前寫一篇序，敘述贈詩的意旨。后來有人只寫序而不作詩，于是漸漸形成了贈送序文體。贈送序既然是臨別贈言，說一些吉利的話、訴一番彼此的友情，就成了常見的內容，本來也無可厚非。但久而久之，贈送序就變成了一種充滿客套的應酬文章，不但缺乏真情實感、缺乏生氣，而且有許多違心的假話。這種傳統的模式，違背了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也使贈送序文體走進了一條死胡同。

作為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人物，韓愈對贈送序文體這種缺乏真情實感的傳統模式是十分反感的。他批評這類序文的作者“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愧之名”，同時提出了“引物連類，窮情盡變”的創作原則，要求作者運用多種多樣的藝術手法，充分抒發真情實感，并依照主題的需要在文章的形式上盡力變化，從而創造一種嶄新的生動活潑的贈送序文體。本文充分體現了他所提倡的這一創作原則。

董邵南是壽州安豐 (今安徽壽縣) 人，隱居行義，頗有才學，但不為所用。韓愈對他的遭遇很同情，曾寫過一篇題為《嗟哉董生行》的詩，贊揚他的仁義慈孝，認為他是國家的有用之材，對他那種“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的遭遇深表遺憾。后來董邵南到都城長安考進士，接連幾次都沒有考中。他心情郁悶，甚為失意，一氣之下，便決定到河北去另謀出路。當時的河北三鎮，是藩鎮割據的地方。這些軍閥上抗朝廷，下害百姓，是嚴重危害國家統一、導致戰亂的禍根。韓愈一貫主張削平藩鎮，實現唐王朝的統一，對那些投靠藩鎮的人，他是堅決反對的。在統一與分裂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他認為沒有退讓的余地。由此可見，韓愈寫作此文時，既同情董生，不愿意傷害朋友感情; 又不同意他去投奔割據一方的軍閥，不能不批評挽留，心情是十分復雜的。在朋友分別之際，韓愈沒有隱瞞自己的觀點，沒有用一些毫無意義的奉承話來敷衍應景，而是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使人倍覺情真意摯。他滿懷深情地抒寫了他對董邵南的同情，對當權者不知愛惜人才深表不滿，暗斥他們為淵驅魚;他指斥了當時割據河北的藩鎮，并通過對往古燕趙之士的懷念，號召今之燕趙之士回歸朝廷; 他對董邵南游河北提出了巧妙的批評，善意地規勸他明辨是非，慎處去留。這些內容，都是傳統的贈送序難以包容的。

然而，既要客客氣氣地送行，傾訴對朋友的深情厚誼和無限同情，又要堅持原則，批評他投靠藩鎮的錯誤行為，設法挽留他，這畢竟是一個很大的矛盾。如果在送別之時，聲色懼厲地斥責人家“非義”，阻止人家“從賊”，那還叫什么送行? 如果只敘友情，不論是非，豈不是又成了應景文章? 因此，這篇文章確實很難做。韓愈卻能因難見巧，以巧妙的構思解決這些難題。這就是本文的第二個也是最突出的特點，即構思巧妙，布局新穎，波瀾起伏，神妙莫測。

前人評論此文是“送之所以留之”，是“心否詞唯”，這的確是本文構思的巧妙之處。文章的第 一段，完全是送行的口氣。董邵南要去河北，那里是燕趙故地，古多豪杰。仕途失意的董生去那里，“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表面看來，這幾句話和常見的贈送序中的“吉利話”沒有什么區別，作者好象是在預祝董生到河北后得遇知已，干一番大事業; 對這位“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而又心情郁悶的董生，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對于不辨賢愚的“有司”即那些主考的官員，對昏聵的朝廷，流露了不滿。然而，表面上說得非常肯定的“必有合也”是有先決條件的，這就是文章開頭一句中講到的“感慨悲歌之士”。如果沒有荊軻、高漸離那樣的豪俠之士，董生的“必有合”自然無從談起。但是，作者只是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現在如何呢? 也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因此，董生的“必有合”，其實是也可能有“合”，也可能無“合”。這一段寫得既符合贈送序的體例，使被送者易于接受，又通過“古稱”這兩個字，為下文的批評和挽留埋下了伏筆。尤其是開頭一句，看似平易，實為精妙之筆，是全篇布局和起伏變化的樞紐，下文始終是圍繞“古”與“今”，“合”與“不合”展開的。前人說“韓公為文，每爭起句”，本文就是一個好例證。

從“夫以子之不遇時”到“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這一段中，有一個重要的轉折。前文留下的伏筆要在這里破題，批評和挽留之意要在這里體現。但是，這些意思都不能直接了當地講出來，不能與第一段形成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因此，作者表面上仍舊在做送行文章，同時把大量的潛臺詞掩藏在送別之中，對董生提出了懇切的批評，并誠心誠意地希望他回心轉意。作者先緊承第一段的意思，深入一層說： 象你這樣的懷才不遇之士，只要是“慕義強仁者”，都會愛惜的，那些仁義“出乎其性”的“燕趙之士”怎么會不愛惜你呢? 這幾句話，把送別、祝賀推向了高潮，顯得很自然。同時，這幾句也把前文埋下的伏筆引深了一層，即“必有合”的條件是有仁義之士。因此，古代那些“慕義強仁”的“感慨悲歌之士”今天在河北還有沒有?這個疑問就非回答不可了。所以，當作者把筆鋒從“古稱”移向現實時，讀者感到完全順理成章，毫無生硬唐突之感。然而這一轉，原先表面上講得十分肯定的“必有合”便大有疑問了。因為“風俗與化移易”，即風俗人情是隨著政令、教化的變化而變化的，所以如今的“燕趙之士”是否和古時候一樣，實在成問題。當時的河北，已被藩鎮割據多年，他們“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廷，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加鋸其頸”(《新唐書·藩鎮傳》)，這樣反叛朝廷的政令、教化，怎能不使燕趙的風俗發生很大的變化呢?這時的燕趙之士，怎么可能還象古之燕趙之士一樣“慕義強仁”呢? 既然沒有“慕義強仁之士”，董生去那里還能有“合”嗎? 結論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韓愈卻沒有把這一必然的結論直接道出，因為那無異于直言勸阻董生游河北，不合贈送序的體例。他不下肯定的結論，只提出“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的疑問。進而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這就與第一段一樣保持了送行的口氣。背后的潛臺詞已經非常明確了： 由于“風俗與化移易”，藩鎮割據多年的河北已經不可能有古代燕趙那些“慕義強仁”的“感慨悲歌之士”了; 董生去河北，是不可能“合”的; 如果有“合”，也不是與仁義之士“合”，而是與不仁不義的藩鎮割據勢力“合”，那無疑是“從賊”，是萬萬行不得的。

經過以上兩段中的幾次起伏轉折，作者已經把大是大非講得清清楚楚，明送實留也表達得很充分了。但作者還嫌不夠，他又從一個更高的層次提出了新的問題。憑從“吾因子有所感矣”到結尾這一段，再一次照應開頭的“古”字，托董生去吊望諸君即古代燕國大將樂毅的墓。請他到燕市上去看一看，還有沒有當年與荊軻、高漸離那樣的豪俠之士為友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話，就勸他們入朝為國效忠。從字面上看，這一段仍然是在為董生送行。而實際上是巧妙地借歷史人物來點醒董邵南。當年的樂毅曾受到燕昭王的重用，他大敗齊軍，幾乎占領了整個齊國。但燕昭王一死，燕惠王就聽信讒言，收回了樂毅的兵權，迫使他逃到趙國，最后郁郁而死。樂毅的遭遇，是值得董邵南借鑒的。“屠狗者”見于《史記·刺客列傳》的記載：“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于燕市。”后來荊軻刺秦王，死于秦;高漸離替荊軻報仇，被秦始皇殺害;至于“狗屠”，則不知下落。當時燕太子只重用了荊軻一人，狗屠并未被用。可見韓愈是借“狗屠”指那些身居燕趙而被埋沒不用的人才。韓愈號召他們復歸朝廷，言外之意顯然是不贊成董邵南赴河北;同時也批評朝廷踐踏人才，以致董邵南這樣“懷抱利器”的人不為所用。一個復雜的主題，一篇很難做的文章，經過作者的精心布局和巧妙構思，表達得十分完美：既符合送行的口吻，又寫出了情真意切的挽留;既抒發了對董生的同情，又委婉地提出了批評;既贊美了古代的燕趙之士，又間接地指斥了今日的藩鎮割據;既堅持了維護統一的大義，又譴責了唐王朝仕路壅滯的現實。微情妙旨，盡寄于筆墨之外，實在是言止而意不盡啊!

這篇文章在修辭手法上也有許多特點。一是善于運用對比的手法揭示事物的內在矛盾，達到不言自明的目的。明顯的對比，是貫穿全文的“古”與“今”的對比。暗含的對比，則是古代“慕義強仁”的“感慨悲歌之士”與不仁不義、割據一方的藩鎮的對比。與此緊密相連的，則是“合”與“不合”、去與留的矛盾。對比步步深入，矛盾也揭示得越透徹，主題自然就不斷深化了。二是語言形象、精練、感情充沛。比如寫董生，“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寥寥數語，就勾勒出一個失意之士的形象來。文中寫到“吊望諸君”與“屠狗者”，都能引起讀者的藝術聯想，借助生動的歷史故事來形象地說明道理，用筆甚少而含蘊甚豐。他兩次寫到“董生勉乎哉”，使人深深感到他對朋友的真摯情誼和內心的焦慮。最后他大聲疾呼：“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更是一位憂國憂民之士鮮明的愛憎與強烈情感的不可遏制的進發。總之，這篇文章寫作技巧純熟，頗有可資借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