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軾》原文|注釋|賞析

蘇軾(1037—1101)中國散文大家兼詩人，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皆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三蘇之中，最偉大的，當推蘇軾，蘇軾不僅是北宋的文學家，且于詩于詞于賦，于書于畫，莫不善美一時，俱臻絕妙。為此獨步古今。

蘇軾21歲時赴京應舉，次年與弟轍中同榜進士。他的論文《刑賞忠厚之至論》受到主考官歐陽修、參評官梅堯臣的好評，名列第二。在此期間，他還寫了《進策》二十五篇，就仁宗時代“太平盛世”隱藏的財乏、兵弱、官冗等危機提出了革新主張，蘇軾由此步入宦海，幾年之間由主簿、判官之類的地方小吏調入京城，任殿丞以及元佑年間的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蘇軾算得上是最典型的一個了。自從踏上仕途之后，他多次卷入新舊黨爭的政治漩渦中，動輒得咎，屢遭貶謫，在有名的“烏臺詩案”中還險些丟了性命。蘇軾在儒學體系的基礎上濡染佛老，其作品中儒、道、釋三家的共同影響隨處可見，但經他圓通靈活地將三家揉合而產生的“蜀學”，并未在仕途上對他有多大幫助。他的政治態度雖屬偏右，但反對王安石變法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合理的一面。他認為新法由于脫離實際和官吏邀賞，產生了許多流弊從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他超脫黨派之爭，反對舊黨不加區別地一律廢除新法，排斥異已，態度是光明正大的。因此，他不為新舊兩黨歡迎，當作頑固的政敵，造成了一生顛沛流離的悲劇命運。建中靖國元年，宋徽宗即位，大赦，蘇軾在赦歸途中，懷著重新復燃的報國之心，客死常州，終于未能利用這最后的機會施展他的政治才能。死后謚號“文忠公”，享年64歲。

“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蘇軾《次韻仲殊雪中游西湖》)。蘇軾在文學上的成就與政治上的坎坷形成了鮮明對照，或許這正得益于那獨特的磋砣經歷。他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奇才，幾乎在當時所有的文藝領域里(詩、詞、文、賦、書、畫) 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他的作品有《東坡七集》一百一十卷，詩今存兩千七百多首，于古今各體均駕馭自如，更長于古體和七言，《詩人玉屑》 中說他的七古“波瀾浩大，變化不測”，最能顯示其奔放不羈的才情。在題材上，蘇詩反映了豐富的社會內容，幾乎涉及了生活的各個領域。蘇詞在詞的功能、音律、體制等方面都有所創新，最突出的是它沖破了北宋詞壇詞必香軟的樊籬，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獵》、《念奴嬌·赤壁懷古》等一批抱負天地，具有橫槊氣慨的傳世佳作。

如果說蘇軾在詩詞上對后世的影響比起李、杜還稍有差距的話，那么在散文方面，他卻可以和任何一位巨人比肩。他的散文向來同韓、柳、歐三家并稱，以文從字順，平易自然為特點。他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文說》)，而又“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有著雄渾豪放的獨特風格。

蘇軾為政，是從議政開始，談史議政的論文和奏議在其散文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類文章，多從儒學的角度出發，廣征博引歷史事實，常能突發奇想、旁敲側擊，針砭時弊。行文雄辯滔滔，恣肆縱橫，善于騰挪變化，處處表露《孟子》、《戰國策》的遺風。《留侯論》對黃石公賜書張良的故事重新做了解釋，從人事上入手找原因，一掃過去神奇乃至迷信的色彩。《教戰守》指出“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是北宋普遍存在的貪于安逸的惡習，提出平時官民應一同軍訓，是國強民安的辦法。《平王論》明議周平王東遷洛邑的史實，暗指北宋“避寇而遷都”的失策，對當權者怯于外敵的行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狀物寫景、借景抒情的游記文字在東坡散文中最具特色。它們常能發前人所未發，如行云流水、自然流暢，又夾敘夾議，手法多樣。《石鐘山記》經實地考察石鐘山命名的由來，闡明深入實際進行探索的必要性。文筆自然、沉練，富有幽默感，令人賞心悅目。《記承天寺夜游》僅八十余字，作者空庭步月，在漫不經心之中勾勒出冷月清光的清幽境界，用以宣泄作者的不平，成為散文小品的典范。宋代，歐、蘇首創以散文作賦，前后《赤壁賦》與《秋聲賦》等作品涌現，熔敘事、論理抒情于一爐，標志著賦體的新生。前后《赤壁賦》，一寫秋色的清風朗月，一寫冬景的水落石出，描摹細膩、生動、逼真、宛如畫出，借情寓理，達到詩情畫意與理趣的完美、和諧、統一。

蘇軾的序跋、題記、書札等雜文大都信手拈來，夾敘夾議，揮灑自如，體現了東坡坦蕩的襟懷和巨大的才情。《文與可畫筼筜谷偃竹記》既表述了他的“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藝術觀點，又用回憶的方式記述了蘇、文之間的親切交往和感人肺腑的深厚情誼，勾畫出了兩人鮮明的個性特征，行文洋洋灑灑，跌宕多姿，不拘成法。《擬代孫權答曹操書》則是一種新穎的書信方法，代古人答古人，雄辯的筆陳，嚴密的邏輯寓于詼諧的文字之中，實屬罕見，給人們以嶄新的視野。

蘇軾以其才情豐贍、文采風流著稱當時，惠及后世，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輝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