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銘》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志》 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后。

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于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認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只著一句道了。

即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

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茍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

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才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陜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才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于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后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后為師魯稱冤(一作怨)也，故于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后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茍合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志》、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

《志》云： 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 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后生小子，未經師友，茍恣所見，豈足聽哉?

修見韓退之輿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尹師魯，忠義耿介之賢豪，文章才華之秀士，在北宋朝廷政治斗爭的激流漩渦中，在文學運動的潮頭浪谷間，走完了他坎坷顛沛，卻也際會風云的人生歷程，病故于貶所。年僅46歲，他臨終沒有臥在病榻上，而是伏在幾案上離去的。

尹師魯，名洙 (1001—1047)，河南 (今河南洛陽) 人。他是著名的散文家，文學上的革新者。宦海沉浮，文章際會，使歐陽修和尹師魯成為政治、文學上的知交。對他的死，歐陽修懷有深切的惋惜與同情，在他死后的第二年 (慶歷八年) 寫下了情詞剴切的《祭尹師魯文》和《尹師魯墓志銘》。

“墓志銘”做為一種文體，就其內容與形式而言，與墓碑 (或曰墓表)并無多大區別，只是二者的作用不同。志者，記也，兼有標志之意; 銘者，名也，兼有鏤刻之意。是恐怕年代久遠，墓地表面變遷，而使墓主人的名姓、生平被歲月淹滅失傳而設的，埋于墓前三尺許的地下，所以叫“墓銘”。而墓碑則是立在墓前地面上，供后人祭吊而設的。

墓志銘一般分志和銘兩部分，志是散文，記述死者的生平事跡，生年，壽考、卒葬日期及子孫世系。銘多用韻文，詠嘆死者，寄托哀思。也有在志銘前記寫作緣起的，叫“墓志銘并序”。

慶歷五年秋七月尹師魯被貶。七年四月十日病卒于南陽，靠朋友出資幫助，妻子于慶歷八年將靈柩歸葬河南。歐陽修作墓志銘，《尹師魯墓志銘》完成后，遭到很多人的非議。遂寧府有石刻記載。尹師魯的妻子張氏對志文的簡略很是不滿。新科進士孔嗣宗到潁州留居半月之久，找歐陽修辯論，指斥墓志銘的不是。歐陽修寫了《論尹師魯墓志銘》以釋其意。據此石刻說，歐陽修曾將志文有所添換。但看墓志銘本身，渾然一體，了然無痕，全無添換跡象。這其間歐給孔嗣宗的書信卻說：“……此不當辯，為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故其妻子不是，故須委曲，近曾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為語尹氏。”從“故須委曲”四字看，他是對指斥做了某種妥協的。但在《與杜䜣論祁公墓志書》中又說：“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為墓表云云，然則當時固無甚添換也。”《論尹師魯墓志銘》 中有“……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后。”由此觀之，或許他“錄寄范公，今錄奉呈，為語尹氏”的，就是這篇論辯文，這就是對尹妻張氏的“委曲”并有所“添換”了。文中又有“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似敘確有添換。這就是歐陽修碑志文章中“范(仲淹)碑”、“尹志”兩重公案中之一案。

《論尹師魯墓志銘》不僅一一解釋了孔嗣宗的質問，同時，也就“尹志”的寫作意圖與特色提出了撰寫墓志銘的一系列理論原則問題。歐陽修首先回答了關于志文過于簡略的指責，并提出了墓志銘創作“文學簡約”的原則。歐陽修的《尹師魯墓志銘》比起尹師魯之子請太尉韓琦(字雅圭)寫的“墓表”，確是簡略得多。但歐陽修在《論》文中指出，不能“但責言之多少”而“不考言之重輕”。

作者先總論一句“天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才能”。既然天下人皆知，自然簡略無妨。然而，簡約絕非對死者的輕慢。他寫師魯的“文學之長”僅用“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如此看來，他論“師魯之文不薄矣”。“推其文學”僅用了“通知古今”，而“此語必求其所當者，惟孔、孟也”。他評師魯之文學亦可謂不低了。述其議論，但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茍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這個斷語也著實不輕了。說到師魯的才能，只大略寫了“師魯歷貶”、“深知西事”、“師魯得罪”的經因與政績，雖然簡略，卻“使天下人盡知師魯材能”。

為了使志文簡約，《論》文中還提到“互見法”。文中沒有寫“近年古文自師魯始”，是因為“范公《祭文》已言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并舉皇甫湜《韓文公墓志》和李翱為韓愈寫的《行狀》之不同為“互見”之顯例。在志文中作者直接運用這一原則，沒有寫死者的家世，原因是“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

文章簡約，選材必須精當。這是歐陽修提出撰寫墓志銘的又一原則。他說“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在《與杜訢論祁公墓志書》中也強調“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他解釋說“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雖只兩件事，幾句話，卻完全表達了對師魯高尚品格的贊譽之情，“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的確，精當的選材果然成為傳神之筆。

在論證并非“作古文自師魯始”時，作者提出了態度嚴肅，論斷準確的原則。這不僅表現在為“取信”而“舉其需者”的認真選材上，也表現在對尹師魯的評價上。他不認為“古文自師魯始”，因為在師魯之前有穆修，鄭條等人以及“大宋先達甚多”。他堅持“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才是實事求是的。給孔嗣宗的信中，辯之更詳：“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石介)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為已任，于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不遂見掩，于義可乎?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則不可，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歐陽修堅持實事求是，取信于天下，終不因死者親友的質問，也不因是死者的至交而徇情，他用自己的創作實踐反對了唐宋以來的“諛墓”之風，這種“不虛美、不溢惡”的創作態度，使唐代大家韓愈也為之相形見絀。

面對“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的指責，作者提出“《春秋》之義”與“詩人之義”的原則，亦即“文簡而意深”的原則。他說“痛之益至，則其詞益深”“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所以他認為前面寫了“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師魯“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而這冷峻沉郁的敘述，卻引起讀者深深的思考。“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十二字銘文不能再短了，并沒有“號天叫屈，然后為師魯稱冤”，然而卻深沉含蓄，其言有盡而其意無窮，婉惜與憤懣之情如冰冷沉重的銘文刻石，轟然壓上讀者心頭。

這是一篇說理的議論文，論述周到精當已屬難得，更難得的是論文也如墓志銘原文一樣從頭至尾充滿感情色彩，濃烈的思念情緒充盈始終。隨看他對文章簡約的論述，對師魯的贊頌也步步推向高潮。在論述其文學、其議論、其才能之后，筆鋒一轉：“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如此高才算不了什么，師魯的“篤于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才是其至高的美德。這便把對尹師魯贊揚推到了極至。緊接著，他論述墓志銘寫師魯的“以貶死”其死后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筆調如臨萬仞高崖落無底深淵，大起大落，更加重了“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的悲劇氣氛，似乎使我們感到作者胸中洶涌翻騰的熱血的波濤。

文章最后更是筆筆動情，也把說理推到極端。他說韓愈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為樊宗師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所以他為尹師魯寫的志“蓋為師魯義簡而意深“——他所以寫這樣簡約的墓志銘，完全是遵循師魯之志的。他堅信他的作品好友師魯是完全理解的，“唯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死者有知，必愛此文”。真是兩心相印，知交的情懷，油然而生。為了維護自己的創作原則，以及對朋友的忠誠，文章以“所以為吾友爾，豈恤小子輩哉!”作結。感慨系之，言盡而意遠，似又把讀者帶上尹師魯艱辛的仕途，帶到了貶謫的路上，帶到了病危的幾前……

《論》文的又一特點，是由其特定的讀者對象決定的。對方并非政敵，而是作者的朋友，對死者有著同樣深切的痛悼思念之情，這就決定了文章不能慷慨陳詞，激揚文字，而是款款道來，娓娓動聽，使人不得不承認他的論辯是誠懇的。開頭便心平氣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論議才能……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完全是勸誘商量的語氣。當回答“師魯‘喜論兵’”的質問時，他不正面反駁，而說“言喜無害”“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又用問話的形式開導對方，難道“孔子言：回也好學”就是“薄顏回乎?”他的行文運用了類似“頂針”的修辭手法，“述其義”，“既述其義，則又述其學”、“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才能”……層層遞進，步步深入，使文章結構細密嚴謹，說理透徹，如剝繭抽絲一般。想來，經過半月的交談，孔嗣宗應該是心悅誠服地離開潁州的。

歐陽修《論尹師魯墓志銘》是一篇難得的有關碑志文的理論，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論述了墓志銘的創作原則，對宋以后的墓志銘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集文學家、歷史家于一身，綜合兩個方面的要求，把史筆與文心結合起來，開創了后古文家“義法論”的先河。他以后的王安石、明朝的黃宗羲等人都對墓志銘的創作原則有所論述，很大程度上受到歐陽修的影響。

尹師魯如九泉有知，大概會向歐陽修含笑而揖，贊賞他的古道熱腸，感謝他對其未竟文學事業的執著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