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原文|注釋|賞析

蘇轍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茍不死，當如君志。”既而病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后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衛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

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圣俞游，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陜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

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于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

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為 《朋黨論》 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后： 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于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仇，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

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并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并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

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 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后生變，與公相遇于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況脅從乎? 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

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系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須發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人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群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置二府。時慶歷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以崄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仕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

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垅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于上流耳。橫垅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垅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于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余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后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后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

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戌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戌者，必加搜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

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后，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圣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于殿上，將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御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于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眾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官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后天下皆詠歌仁宗之圣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余，至于小人，亦磨滅不見矣。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圣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官，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后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

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恤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眾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污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兼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局官，聽民以愿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

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 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灑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刻石。亦名其文曰 《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吊。后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

公之于文，天才有余，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于六經，長 《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 《五代史》 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 與遷、固相上下。凡為 《易童子問》 三卷、《詩本義》 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 五十卷、《外集》 若干卷、《歸榮集》 一卷、《外制集》 三卷、《內制集》 八卷、《奏議集》 十八卷、《四六集》 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

公篤于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圣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后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

昔孔子生于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于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于世。數傳之后，子思、孟子、孫卿并為諸侯師。秦人雖以涂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后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后世莫能仿佛，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閼其頹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跡漢唐，而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于天下，乃復無愧于古。於乎，自孔子至今，于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

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后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男八人： 發，故承議郎;弈，故光祿寺丞; 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余早亡。孫男六人： ，故臨邑縣尉; 憲，通仕郎;恕，奉議郎;訴，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

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稠人中，公與梅圣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于京師，公家以公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于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

銘曰： 于穆仁宗，有文臣忠。自崄而夷，保其初終。惟古人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煒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泥之。三起三僨，誰實使之?僨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終，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發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是蘇轍嘔心瀝血之作。歐陽文忠公即歐陽修，“文忠”是他死后的謚號。“神道碑”即“墓表文”，又稱“神道碑銘”，就是刻在石碑上的文辭。

據考證，所謂碑，原本是古人置于宮室、宗廟前的石樁、石柱，最早是為了“識日影”或拴牲畜，后來發展到在上面刻字記事，因而產生了碑志、碑銘。古代的碑文有三種。記功碑文、宮室廟宇碑文和墓碑文。墓碑文主要記述死者的生前事跡兼表悼念、稱頌之情。所以在墳墓前立碑刻鉻、其目的是怕年久地形變遷、不易尋識死者的墓穴。后來更有“同乎不朽” (劉勰《文心雕龍·誄碑》) 的意思。墓碑文又分兩種： 埋于地下的為墓志銘; 立于地面的為墓表文。墓表文又稱神道碑銘，是敘其學問德行，表彰于外的意思。為什么稱神道碑銘呢?古代堪輿家認為墳墓的東南為“神道”，將碑刻立于神道上，故稱神道碑銘。在古代，不論有官位或無官位的人，都可立神道碑。但是，所立的碑石的形制卻有區別。唐代以后規定五品以上立碑，七品以上立碣，用碑用碣，則依死者臨終時的官階而定。碑是螭首龜趺 (音fu，即碑座)，趺上高不過九尺。碣為圭首方趺，趺上高不過四尺。至于碑上的文章體式，卻無什么區別。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官高爵顯，故立神道碑。這類墓碑文有一定的格式，一般分為兩部分： 前邊是記述死者生平、功業的傳記，后面是頌贊體的銘文。劉勰在《文心雕龍·誄碑篇》說：“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宇則‘傳 ’，其文則‘銘’”。他指的“宇”，即散文體的傳記，他指的“銘”，即用韻寫的贊詞。并且指出，沒有史筆文才，就難堪此任。蘇轍寫此文，確實下了功夫，首先，歐陽修是當時重臣，一生遭際坎坷、功業甚大，事跡豐富，很不容易概括準確。另外，蘇轍父子兄弟受歐陽修的恩惠多。蘇洵是以布衣之身被歐陽修推薦入仕的。蘇轍與其兄蘇軾是歐修主持貢舉選拔的人材。按例是歐陽修的門下弟子，蘇軾在世時，便答應撰寫這篇碑文，但未能如愿。歐陽修死后三十二年，其子歐陽叔弼轉請蘇轍撰寫神道碑。當時蘇轍因病婉辭。歐陽叔弼派兒子再次提出撰文要求，蘇轍說“斯文一時大手筆也。”如果勉強撰寫，深恐不能如意。他請求歐陽叔弼“不以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則不復辭矣”。可見蘇轍寫此文不是隨便敷衍塞責的，而是非常重視，苦心經營的。正因為如此，這篇文章選材精確、敘事詳略得當、夾敘夾議，評論公允，語言簡潔，卻無疏漏。在歷代的碑志文中，也是一篇難得的佳作。

首先是選材精確，剪裁恰當。歐陽修一生事跡豐富，情況復雜，神道碑是要刻石立于神道上的，篇幅有限，不能事無巨細，有聞必錄，因此就有個選材、剪裁問題。從歐陽修這個人來說，他首先是個政治家。當過地方推官、節度使衙門掌書記、縣令、太守、最后做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他在范仲淹與呂夷簡的政治斗爭中，傾向于范仲淹的開明政治;但王安石大力改革，提倡新法時，他又上書指陳青苗之沿海弊，又站到了保守的陣營。歐陽修又是文學家，他主張文章應“明道”、“致用”，反對宋初以來追求靡麗形式的文風，繼韓愈之后倡導古文運動，成為北宋文壇的領袖。他寫過不少散文、詩詞。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又委婉，詞風卻又婉麗。他還是歷史學家，與宋祁合修《新唐書》，并獨撰《新五代史》。如何概括其一生，在選材、剪裁上就不得不下功夫了。蘇轍在《歐陽文忠公神道碑》里，既敘述了歐陽修的政績，又敘述了歐陽修的文勛。敘政績，實出其正直、敢言的特點，《歐陽文忠公神道碑》按例先簡要地概述其家世歷史以及歐陽修的中舉入仕的過程。然后，文章重點記述歐陽修在政績方面突出的十余件事：在范仲淹當政時，初作諫官，條陳十余事，獲得宋仁宗趙楨同意，于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著《朋黨論》為范仲淹受貶鳴不平;阻止廢麟州、提議募民計口出丁耕種山西忻州一帶土地，抵制外侵;阻止富弼殺俘的錯誤舉動。至此用“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小作歸納，然后又重點寫歐陽修阻止治理黃河泛濫的兩種錯誤主張，提出“因水所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的治理方案及在當參知政事時，整頓邊務。特別重點的是勸仁宗立儲君，英宗即位后，如何輔佐皇帝，鞏固社稷。這些，在封建的政權中，都是被認為至關重要的貢獻，敘述每一件事，卻不平均用力，有的極詳，有的極略，在敘述歐陽修的文化貢獻時，簡略評價了歐陽修的文章風格后，列出著作名稱。將主要筆墨放在文壇領袖歐陽修反對靡麗文風、倡導古文運動的成績上。并從孔子、孟子、董仲舒、韓愈順序論述，強調其意義：“自孔子至今，于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得偶然也哉!”將韓愈、歐陽修并列，頗有見地。至于歐陽修的其他事跡，則一概從略或只字未提，甚至關于歐陽修的詞都沒置一言，可見選材、剪裁方面，蘇轍下了功夫，大事不漏，小事不及，因此，比較恰當地概括了歐陽修一生的功業，這正是選材精確、剪裁恰當收到的明顯的效果。

其次，在表現手法上采用夾敘夾議的方法，敘議結合，互為發明，間以少許描寫，使文章具體而又生動。如敘述歐陽修任樞密副使，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歐陽修若是有不同意見一定力爭，韓琦也心懷開闊，不以為意。隨后議論道：“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這句議論既對歐陽修的政績作了評價，同時，又將兩人討論議政的效果也揭示清楚了。涉及歐陽修的文學成就時，從議論入手，說：“公之于文，天才有余，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以議淪代敘述，至于什么文章表現出如此風格，卻一字不提。隨后提到歐陽修的著作，也隨敘隨議：“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 與遷、固相上下。”充分肯定其修史成就。

在文的結構安排上，作者也頗費苦心。如果按年代先后一攬子敘述，那么一會敘述政績，一會敘述文學成就，必然混雜不清，輕重失當。如果采用先敘政績，后寫文學成就，固然清晰，也易出現弊病，即使整個神道碑文形成前后判然。兩相比較而言，后一種方法易使條理清楚。作者匠心獨運，采用適當交叉的辦法，如在第二段里，敘及歐陽修學習情況，說：“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麗之文，已絕出倫輩。”將文才順勢敘述出來。接著敘述歐陽修中進士后，“始從尹師魯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圣俞游，為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這樣，對歐陽修的古文、詩詞方面的特點預先點明，埋下伏筆，后面大段介紹歐陽修的文章成就便不覺突兀了。整篇文章的結構前后勾連，也顯得嚴謹、完整、不止前邊預為伏筆，在文章中間，也偶爾點到，達到連前接后的作用。如在文章中間，敘及宋仁宗知道歐陽修忠心耿耿，擬授他“知制誥”，賜三品服。按規定，知制誥一定要先經過考試，以檢查文字能力。因為“知制誥”要代皇帝起草文件，寫作能力差，就難堪此任。對于歐陽修，“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宋仁宗知道歐陽修能寫文章，還下諭旨免予考試。蘇轍敘述這件事，固然在于記述歐陽修的“殊榮”，同時，側而反映了歐陽修的文學成就之大，等于為后而專敘歐陽修倡古文運動等再次埋了伏筆，使前后文章的結構斷而實續，顯得嚴密、緊湊。彌補了將政績、文績分寫而出現兩大塊的缺陷。

在語言的運用上，相當準確、簡潔。蘇轍是主張簡潔的，但是因總求“簡”，結果出現疏漏，如他寫的《古史》，將《史記》里的”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改為母，韓女兒，滑稽多智。”省去“樗里子”的名字。司馬遷原是說“樗里子”滑稽多智，蘇轍這一改，倒變成樗里子的母親滑稽多智了。后人批評他求簡而出現“茍簡”。然而，在《歐陽文忠公神道碑》里，蘇轍的文字既簡潔，又準確。如赫赫武功的狄青任樞密使，歐陽修認為他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于國不便，鮮不以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狄青因而被罷相，以知陳州。歐陽修還奏請皇帝立儲，敘述這些后，說：“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劇易”兩字，非常簡潔地點出了歐陽修“言事”是承擔了風險的。文中卻一字未提“風險”二字，而“風險”就在概括性的議論中表現出來了。這種“微言大義”正是史家經典《春秋》的筆法。

現在看來，歐陽修對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以及他在“詞”創作上的成就，蘇轍完全沒有涉及，這倒是不足之處，但瑕不掩瑜，《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仍是不可多得的墓碑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