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蘇轍《屈原廟賦》原文|注釋|賞析

蘇轍

凄涼兮秭歸。寂寞兮屈氏。楚之孫兮原之子，伉直遠兮復誰似? 宛有廟兮江之浦，予來斯兮酌以醑。

吁嗟神兮生何喜? 九疑陰兮湘之涘。鼓桂楫兮蘭為舟，橫中流兮風鳴厲。忽自溺兮曠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墻兮繚九周，中有長遂兮可駕以游。揉玉以為輪兮，斫冰以為之辀伯翳俯以御馬兮，皋陶為予參乘。慘然愍予之強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紛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為予而歔欷。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獨有謂予之不然兮，夫豈柳下之展禽?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抱關而擊柝兮，余豈責以必死?宗國隕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予將質以重華兮，蹇將語而出涕。予豈如彼婦兮，夫不仁而出訴?慘默默予何言兮，使重華之自為處。予惟樂夫揖讓兮，坦平夷而無憂。朝而從之游兮，顧予使予昌言。言出而無忌兮，暮還寢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后能然。彼鄉之人兮，夫孰知予此歡?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頹垣。

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蘇洵卒于京師汴京，次年四月，蘇軾、蘇轍溯江入蜀，歸葬其父。舟行途經秭歸，為憑吊屈原，各寫下一篇《屈原廟賦》。

屈原廟在屈原故里香爐坪，始建于唐元和年間(806-820)，相傳為屈原舊宅所在。原名“女媭廟”，后因并祀屈原。始改今名。(“媭”音xu，《說文解字》：“楚人謂姊為媭”，王逸《楚辭章句》說女媭是屈原的姐姐，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水經注》袁崧說，“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秭歸”即“姊歸”，則秭歸這一地名的由來也與屈原的流放有關。)屈原廟前臨響鼓溪，后倚王寨山，距秭歸縣城約三十公里。

另外，在秭歸縣城東約一點五公里的長江北岸向家坪又有“屈原祠”，亦建于唐元和年間，前臨大江，背依崇嶺。傳說屈原自沉后有神魚負尸歸葬，埋骨于斯。蘇轍在賦中說，“宛有廟兮江之浦”，蘇軾的賦中也說，“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似乎二蘇對“廟”和“祠”的位置沒有弄得十分明白，當時泊舟遙臨的是“屈原祠”，而非“屈原廟”，也許是籠統言之。

歷代文人騷客多有吊屈詩文，其中以賈誼的《吊屈原賦》時代既早而聲名尤著，對后人較有影響。賈誼的賦對屈原“九死不悔”，以身殉國，頗有微詞，他說，“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主張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仕，既然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何不遠舉高翥，投奔它國，輔佐賢君。他批評一心要“存君興國”的屈原是在自討苦吃，“盤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 中概括賈誼賦的命意說：“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賈誼賦實際上只是從如何發揮屈原的政治才能著眼，沒有把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命運相聯系。這和賈誼的個人經歷有關，遭到保守官僚排擠被貶出京的賈誼年輕卻不得有為，政治抱負未得施展，把他抑郁不平之氣借《吊屈原賦》傾吐出來，雖痛逝者，實以自悼。

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忠君愛國和大一統思想在封建臣子的心目中日益根深蒂固。北宋王朝是高度統一集權的封建國家，既沒有“列國”，也沒有“諸侯王”，蘇軾兄弟自然不會首肯賈誼的論點，而且二蘇當時年歲尚輕，少年進士，文名滿天下，自然前程無量，不會產生賈誼式的牢騷，更不會有賈誼式的絕望。然而二蘇也并非漠視賈誼的觀點，屈原的悲劇不是孤立的現象，君權至上的政治體制下必然有可能產生君王獨斷專行，不納忠言，臣子直言忤上，觸龍鱗，遭迫害的事情，有了帝王，就會有龍逢、比干、屈原……他們的悲劇是社會制度造成的，但這一點卻又是封建臣子不敢想的。二蘇對此的回答，只能是寄希望于遭際賢明的君主而已。蘇轍的賦中說，“宗國隕而不救兮，夫予舍是安去?”可以說是和賈誼全身遠害的觀點針鋒相對，把國家的命運置于個人命運之上，以身許國。但這個國是一家一姓之國，楚王不予信用，屈原留在楚國明明是無補于事，“存君興國”的理想無法實現。只好想象屈原雖然生不見用于楚王，死后卻遭際賢君虞舜，能夠“出言無忌”，得其所哉。這雖然反映出蘇轍良臣恰好遇明君的僥幸心理，卻也在客觀上表現出對現實專制制度的批判意義。

蘇轍賦先以一段文字說明自己來憑吊屈原，“予來斯兮酌以醑”，酹酒慰藉屈原的英靈 (醑音xu，美而清的酒)。“凄涼”和“寂寞”，不但渲染著祭奠時的環境氣氛，也點明屈原生前的悲劇命運。然后，蘇轍從《離騷》中“就重華 (舜) 而陳詞”一段落筆，生發出屈原死后成為舜的臣子，“遂平生之所好”的一段想象，并借伯夷、柳下惠等古人的爭論否定了賈誼的看法。“吁嗟神兮生何喜”，設想屈原生不逢時卻死后成神，生前凄涼，死后卻很快樂： 他泛舟湘水，到了九嶷山。相傳舜死后葬于九嶷，屈原到此便很自然地成了舜的“客卿”。“鼓桂楫兮蘭為舟”，是仿屈原《湘君》“桂櫂兮蘭枻”之句。又仿《離騷》的句式語意描寫屈原舍舟登岸，駕車登上舜所居的丘山，所乘之車，以玉作輪子，用冰作車轅，顯示出乘車人性恪的高潔。舜的兩位大臣伯益和皋陶來接屈原，為他御馬參乘，這兩位同情屈原的遭遇，為他的不幸“泫然涕下”。在他們的引導下，屈原登上了“舜之丘”(“道予以登夫重丘。”“道”同“導”，《離騷》“來吾道夫先路”，即如此用法。“重丘”即“重華之丘”)，見到故去的先賢都來迎候，多象森林一般。這些作古的圣賢大多同情屈原，有的嘆息，有的淚垂。這是因為他們也有類似的經歷和遭遇。“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當今?”一句，概括今古，指出屈原這一悲劇的普遍意義，“當今”一詞中自然也隱隱含有對現實的批判，只有柳下惠(展禽)批評屈原不對，因為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雖被貶不用而能處之泰然，屈原遭流放就“憂愁幽思”，所以蘇轍想象展禽會對屈原抱不同的看法。對于展禽的批評，蘇轍給予反駁，他借屈原之口說，“彼其所處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謗予?”強調個人經歷不同，不能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這里面也包含著對賈誼偏激之論的批駁。下面“予將質以重華兮……使重華之自為處”一段，將“忠而不見用”應該怎么辦這個問題提交給虞舜來判斷。蘇轍想象屈原，“就重華而陳詞”，不應該象婦女對長輩哭訴自己丈夫不好那樣嘮嘮叨叨，只是默默無語淚空垂，似乎把《離騷》中雄辯滔滔，縱談古今而陳詞的屈原寫得有幾分“溫柔敦厚了”。這盡避是一種避免與《離騷》原文重復雷同的寫法，但也染上蘇轍本人性格的色彩。舜對屈原的訴說沒有正面地給予評判，但下文說他讓屈原留在他身邊，時時讓屈原暢所欲言，發表意見則說明了舜的傾向。蘇轍讓屈原從舜而游，為圣為神，揖讓有禮，人格得到尊重，暢言議論，才能得到發揮，“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后能然”，其理想和抱負平生才能施展，死后才得以實現，這體現出蘇轍對屈原以及許多具有屈原式悲劇命運的封建知識分子的深切同情和由衷的感慨。最后用“忽反顧以千載兮，喟故宮之頹垣”兩句作結。“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屈原在舜身邊稱心如意，本應忘情于世事，但反顧下界，見故宮黍離，仍為之嘆惋，愛國之心，千載昭然。

蘇轍的賦表達了對賈誼賦的否定，但表達的方式比較曲折委婉，這是他一貫的文風，也與他含蓄敦厚的性格相一致，而蘇軾的同名賦則針芒畢露，批評賈誼時，旗幟鮮明，痛快淋漓，他發揚司馬遷的思想傳統，引用“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前句出自《報任安書》，后句出自《廉頗藺相如傳贊》)，褒揚屈原的做法是“獨為其難”，“茍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于久生。”肯定了屈原舍身為國的態度。針對賈誼“全身遠害”的看法，蘇軾說，“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指出賈誼的說法即使有幾分道理，也是對先賢的求全責備。大蘇還直接聯系到現實，“自子逝今干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斫方以為圓。”因而更應該發揚屈原的精神，“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免”通“勉”)于后世。”蘇軾對賈誼的為人也有過直接的批評，他的《賈誼論》中說，“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識不足。”賈誼對屈原的片面偏激的議論，正反映出他的“量小”，“識不足”。

對照二蘇的《屈原廟賦》可以看出兄弟倆的不同性格與文風，可以說文如其人。除了《屈原廟賦》，二蘇還作過同題的《屈原塔》詩，大蘇寫得激昂慷慨，小蘇寫得曲折含蓄，可以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