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柳宗元《六逆論》原文|注釋|賞析

柳宗元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

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圣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圣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嗚呼! 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后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 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群而咻之，以為狂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則固為書者之罪也!



本文寫于永州，今人吳文治《柳宗元年譜》定此文作于唐憲宗元和四年(809)，時作者37歲。

《六逆論》通過評論《左傳》記載的“六逆”為亂之說，闡述了關于任用賢能的觀點。

“《春秋左傳》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文章起始，作者首先引出《左傳》中的“六逆”之說。“州吁”是衛國公子，衛莊公的寵妾所生。《左傳》隱公三年記載：州吁驕縱好武，莊公不加禁止。大夫石碏以為州吁位賤，受寵必驕，擔心莊公廢嫡長子(后來的衛桓公)而立州吁，實為禍根。于是極力諫阻，提出了“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的“六逆”之說，即出身卑賤的妨礙出身高貴的，年紀小的凌駕年紀大的，血緣遠的排擠血緣近的，新的臣子取代舊的臣子，地位低的超過地位高的，淫邪的言行損害正義的禮義，這六種悖謬行為，是國家禍亂的根源。然而，柳宗元對這“六逆”為亂之說大不以為然，在此文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夫所謂‘賤妨貴’”，“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憑借母親的正妻地位做高貴的繼承人，可以說這是整個封建社會選擇繼承人的原則。然而“若貴而愚，賤而圣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柳宗元認為，地位低賤者只要是“圣且賢”，即使妨害出身高貴的人，又怕什么呢?而且還應當把這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原則。同樣，“遠而新者圣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這里，作者從“擇嗣之道”與“任用之道”兩個方面提出了選擇君主不能以是否嫡出為依據，以族系親疏、門弟新舊為標準，而必須以是否“圣且賢”為準則的主張。“又可舍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這里的“斯”是借代提出“六逆”之說的石碏，柳宗元的意思是說，“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這三條，作為治理國家的根本法則意義重大，又怎能放棄這個根本原則，而聽從石碏的說法呢?一定要聽從這種說法因而使天下大亂，還說這樣做是遵循古人的遺訓，是不可以的。以上，柳宗元從理論上對“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為亂的觀點給以了駁斥，提出了擇君用人應以“圣且賢”為標準的主張。

在整個封建社會中，以世襲制和等級制為核心的“任人唯親”的路線，一直是維護上層統治者特權利益的基本原則，但同時也是導致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國家政治混亂的一大禍根。“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后代……自中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柳宗元發出如此一番感慨后，隨即舉出六個典型的歷史事實進一步批駁“六逆”為亂之說，深入他的擇君用人標準要“圣且賢”的論證。

“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晉厲，即晉厲公姬壽曼。悼公，即姬周，晉襄公曾孫。春秋時，晉厲公驕矜自大，殺諫臣，重用貴戚，國內矛盾重重，政治極為混亂。大臣欒書、中行偃殺死厲公，把流亡在外的姬周迎接回來，立為國君，稱晉悼公，晉國由亂而治。

“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宋襄，即宋襄公，名茲父。子魚，即目夷，宋襄公庶兄。宋桓公臨死前，嫡子茲父請立他的庶兄子魚繼位，子魚因不是嫡子，堅辭不受。襄公繼位后，昏庸無能。后來與楚國在泓水作戰，他不聽子魚勸告，講究所謂蠢豬式的“仁義“，以致坐失戰機，宋師大敗。宋國大亂。

從這一正一反的歷史事實中，柳宗元得出一個結論——“貴不足尚”。“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張祿，即范睢，戰國時魏人。穰侯，即魏冉，秦昭王母親宣太后的兄弟，封于穰，故稱穰侯。魏昭王時，范睢出使齊國，被懷疑通齊而遭鞭辱，后改名張祿，逃到秦國，受到秦昭王重用，拜為相，封為侯，原來的秦相穰侯被罷黜。在張祿的協助治理下，秦國日益強大。

“魏相成、璜而疏吳起，乃危”。成，即魏成，魏文侯之弟，曾任魏相。璜，即翟璜，魏國大臣。吳起，衛國人，著名的軍事家。魏文侯曾在魏成、翟璜二人中選擇丞相，而沒有起用吳起。魏武侯時，吳起因受猜疑排擠，離魏去了楚，受到楚悼王的重用，魏日衰而楚日強。

柳宗元從這些歷史事實，得出了他的第二個結論——“親不足與”。

“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苻氏，前秦皇帝苻堅。王猛，苻堅的謀士，后為丞相。樊世，苻堅的舊臣。苻堅任用王猛革新政治，遭到樊世等保守勢力的反對，苻堅殺了樊世等舊臣，革新措施才得以推行。

“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胡亥，秦始皇小兒子，即秦二世。趙高，戰國時趙國貴族的后裔，趙亡后到秦國充當宦官，深受秦始皇寵信。秦二世時任丞相，專權獨斷。李斯，戰國時著名政治家，后入事秦。李斯在秦始皇時，官至丞相，對秦的統一事業作出了貢獻。始皇死后，趙高扶持胡亥做了皇帝，誣李斯謀反，將其腰斬，滅三族。胡亥任趙高為相，不到一年，爆發了陳勝吳廣起義，不久秦滅。

柳宗元由此又得出了第三個結論——“舊不足恃”。這“貴不足尚”，“親不足與”，“舊不足恃”正是作者對擇君用人要“圣且賢”的深入論證。文章至此，“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為亂之說已被批駁得體無完膚，論據翔實，說理透徹，具有無可辯駁的力量。

最后一段，作者不無遺憾地慨嘆“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由于“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所以用它“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罕有知圣人之道”者了。這就自然照應了文章開始提到的石碏的“六逆”之說，并指出其流毒之遠，危害之深。

從《六逆論》內容看，它是針對《左傳》中記載的石碏“六逆”之說，批判了“任人唯親”的錯誤路線，提出了任人唯賢的主張。實際上是間接抨擊了中唐時期崇尚門第、重視血緣、賢愚不分的政治現實。世襲制、等級制是封建社會賴以維持的一個支柱，柳宗元作為一個封建的士大夫能對此進行旗幟鮮明的批判，應該說是難能可貴的，自然，這與作者的身世經歷也是不無關系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階級的、思想的局限性，他的任人唯賢的主張仍然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他對“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為亂給予肯定也正說明了這一點。

《六逆論》是議論文的典范。

道理論證與事實論證相結合是本篇突出的論證方法。作者通過“賤、遠、新”的“圣且賢”，與“貴、近、舊”的“愚”的分析，先從理論上批判了“六逆”為亂之說; 接著，從正反兩方面，通過六個典型的歷史事實，進一步得出“貴不足尚”，“親不足與”，“舊不足恃”的結論，從而徹底駁倒了“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為亂的錯誤觀點。

層次清晰，結構嚴整是本文的又一特點。全文由“衛州吁之事”引出“六逆”之說，著重提出“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何必曰亂”的問題，引起下文對此對行評論。接著通過講道理，擺史實對以上三者給予了深入透徹地駁斥和批判，同時提出選君用臣要以“圣且賢”為標準的主張。最后指出“六逆”之說不但影響當今，而且流毒后世，造成人們思想上的極大混亂。整篇文章行文緊湊，推理細密，合乎邏輯，觀點鮮明而清晰，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前人評論柳宗元，稱贊他善于作翻案文章。《六逆論》正是這樣一篇翻傳統觀念舊案的文章，從此，我們也可對柳氏文章講究立意出“奇”略見一斑。